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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做不到這一點 「國內大循環」就暢不了

—「國內大循環」不暢 難打破的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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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的依附性既得利益者群體;雖然它們內部之間有爭奪、搏殺,但整體性的攫取了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製造了中國經濟嚴重畸形的現狀,成為「國內大循環」的最大障礙。

2020中國經濟回顧之五

圖為習近平

2020年中共提出的經濟政策中,最突出的當屬「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可是,「國內大循環」不暢的現實,卻是習當局無法迴避的。而「國內大循環」不暢背後的利益固化格局,就習這幾年的施政風格來看,是難以打破的;筆者所說的中國經濟四大問題,這是其中之一。

「國內大循環」不暢的現實,習近平、李克強都是心知肚明的。例如,9月9日,李克強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又發明了一個新名詞「消費堵點」,稱「要打通制約經濟增長的消費堵點」,「更大釋放內需,增強經濟恢復性增長動力」;同日,習近平主持財經會議,研究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和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問題,也談堵點。「堵點」之外,黨媒也還有「斷點」一詞。堵點和斷點無處不在,「國內大循環」如何暢通得起來?

筆者在「『十四五』是中共不可能勝利的持久戰」一文中,給出了「國內大循環」是「一個幻夢」的五點理由:「諸侯經濟」問題;全球產業鏈重組,「去中共化」無可避免;對外科技依賴;民營企業的生存困境;中國民間消費能力嚴重不足。這裡不再重複。本文簡要討論「國內大循環」不暢背後的利益固化問題。

本文把「國內大循環」的堵點、斷點分為四類,各自背後的利益固化格局是不同的,破除起來,難度迥異。

第一類,個別性、技術性堵點、斷點。舉個例子。全國許多地方都能見到「斷頭路」,不僅給交通帶來了堵點,也成了當地市民心中的痛點。「斷頭路」本身並不是多麼大的問題,為什麼長期解決不了?為什麼普遍存在?都是形形色色的利益攪在一起,有人渾水摸魚,小病拖成頑疾。所以,當看到諸如「2020年度深圳市政府民生實事提出『打通15條斷頭路』的任務目標」,「西安計劃2021年4月前打通58條斷頭路2019年打通了幾條」這類新聞,是不是讓人啼笑皆非?

中共搞拆遷,那可是雷厲風行,效率特高,各種手段層出不窮;怎麼到解決「斷頭路」這類問題時,就婆婆媽媽、優柔寡斷、左顧右盼了呢?一句話,既得利益在做怪。舉一反三,「國內大循環」之不暢,在微觀層面,這類堵點、斷點之多,既得利益者的千勾百結,也就無需多說了。

第二類,歷史性堵點。中共搞跛足改革,經濟巨大增長的同時,中共對國民經濟的控制更強了,攫取的經濟資源、利益更多了(例如,許多年裡GDP的增速趕不上稅收增速)。中共政權成為最大獲利者,把老百姓拋進權貴資產階級的「市場經濟」的泥淖來,對老百姓的歷史欠帳都不管、不給補償,任老百姓自生自滅,這就形成了一個個歷史性窟窿,最終轉化為一個個堵點。

舉個例子:養老金問題。計劃經濟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共建立了一個畸形的社保體系:五險一金合在一起將近是40%的繳費率,繳費水平如此之高,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即使這樣,養老金也不夠用(2019年4月,中國社科院發布報告稱中國養老金坐吃山空,2035年後耗盡累計結餘);而且,統籌級別低,確定的2020年目標也只是全面完成省級統籌。

2020年11月1日起,社保轉由稅務局徵收(之前是人社部門)。有體制內知名專家建議:趁著已消除了原來幾十萬管理繳費的機構、隊伍的既得利益阻礙這樣一個有利時機,向前推進基本養老金提升為全社會(全國)統籌,這是說了十多年的改革任務。但是,中共內部充滿各種各樣的藉口,都是不成立的藉口,不知為什麼就是下不了這個決心。

第三類,結構性堵點、斷點。生產、分配、流通、消費聯結起經濟循環總過程,這四個環節都存在結構性梗阻,突出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供給側轉型升級落後於國內需求側升級換代;資金過多流向非生產環節和部門,一方面導致金融業資金空轉、房地產價格虛高,另一方面實體經濟發展困難;行業壟斷和地區保護。這些就使中共吹噓的「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成為一個大氣球,往天上飛去,落不了地,這個氣球還隨時都可能爆炸。

結構性堵點、斷點,是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問題,是各種矛盾的集中表現。習當局喊要打「持久戰」,也是深知其難的。但是,這些結構性堵點、斷點,是與中共的這個體制結合在一起的,是各類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體現出相當強的利益剛性,不可能就事論事式的通過個案方式解決,而必須是全面、系統的整體性解決(結構性解決與體制性解決相結合)。

「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不僅早就無效了,反而成了拖累。習近平對此也不是沒有感覺,提出了「頂層設計」的說法,但就是不敢向「整體性解決」方向邁步。

第四類,體制性堵點、斷點。這個話題是老生常談了。這裡僅舉兩位大陸學者的觀點,供大家參考。第一位是北大教授周其仁,他認為中國過去30餘年經濟的快速增長,得益於改革急劇降低中國的體製成本,開放使中國大步邁入全球競爭。但是,中國的體製成本先降後升。他在「中國經濟的五大體製成本」一文中,作了如下列舉:一、法定成本上升:企業負擔加重;二、市場准入成本:要從體制上解決;三、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價格機制不能靠規劃;四、移動、退出的成本:企業要研究的戰略問題;五、修訂法律政策的成本:一條規定,拖累全局。他認為,在全球競爭的格局中來看,中國的成本優勢已經弱於印度、越南等國,但又尚未形成真正大規模的創新力量,亟須突圍。

第二位,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趙建,他在「尋租型社會是經濟內循環的最大障礙」一文中指出,如果市場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不徹底,權力的觸角與市場、資本糾纏不清,那麼就會形成普遍化的尋租,也就是權力的變現和資本化。如果越來越多的資本被異化為尋租資本(包括靠行政壟斷獲取利潤的資本)和投機資本(比如炒房,炒藥材,炒剛需物資),那麼將會為經濟循環製造越來越多的摩擦和交易成本。如果說在有外循環加持的情況下,這些成本可以被開放體系消解,那麼在內循環為主的體系下,這些非生產性的交易成本,就成了經濟能不能穩態循環的大敵。長期來看,這種尋租模式會使經濟慢慢走向崩潰。

通觀以上「國內大循環」的四類堵點、斷點,我們可以發現,中共是最大的利益既得者集團,它從上到下的龐大組織、人員,壟斷了國家權力和社會核心資源(並不僅限於經濟資源),以它為中心,形成了一個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的依附性既得利益者群體;雖然它們內部之間有爭奪、搏殺,但整體性的攫取了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製造了中國經濟嚴重畸形的現狀,成為「國內大循環」的最大障礙。

習當局如果真想暢通「國內大循環」,那就真得革中共的命了。如果沒有這種膽識和謀略,「國內大循環」就只能是個夢幻了。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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