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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人權人士向莉 講述中國真實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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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莉:唐吉田律師和江天勇律師被釋放之後,我陪唐吉田律師去二炮醫院複查,當時就是10根肋骨斷了。之後下午是江天勇律師去,但是那時候國保已經反應過來,跑到同一個二炮(醫院)去。江天勇沒拿到(診斷)報告,因為國保把報告拿走了,可能隨便拿個人(的報告)替換它,說他沒有任何問題。後來江天勇律師又換了另外一個城市的另外一個醫院,發現他可能是8根肋骨斷了。

陝西人權律師常瑋平父母為救兒子在寶雞警局前掛牌抗議(圖片來源:維權網)

向莉現居美國舊金山,是一名在過去約十年間從事中國人權事業的女性。近期,她的新書《歲月不靜好——人權衛士說中國》,講述了她自2012年以來在中國從事人權事業的歷程,包括她介入調查、披露海南萬寧小學校長性侵女童案、黑龍江建三江事件的經歷。近日,本台記者對她進行了專訪,聽她講述了她寫作新書的心路歷程及她對中國人權問題的看法。

讓人們了解真實的中國:向莉的心路歷程

記者:您好,請介紹一下您寫作本書的心路歷程。

向莉:心路歷程,主要就是我來到美國之後,有很多人問我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什麼會從藝術策展人和畫廊經理這樣的一個身份,轉變到人權捍衛者這樣的身份?」。很多人很好奇,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我以前不管是大學老師還是做畫廊的,都不是一個「被迫害」的人。的確,在我進行維權之前沒受過迫害。儘管我回答了,還是有很多人再繼續問,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把這個東西寫出來,給大家更明確的一個轉變的原因和心路歷程。

向莉:第二個就是我的逃亡經歷,很多人對這個東西很感興趣,他們覺得是比較傳奇的一個經歷,然後大家對這個經歷會感興趣:「你是怎麼一步步走的,一步步逃亡,你為什麼要逃亡?你經過什麼磨難,你最後怎麼來到美國?」所以,因為這兩個問題,有不同的有朋友不時地問,我覺得(需要)回應一下。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疫情。我以前在舊金山當過老師,但是疫情以來,我就無法再繼續工作了,學校關閉了。

向莉:我想,這麼長一段時間,我還是要做點什麼事情,我就把我之前一直有的寫(書)的想法開始落實下來。所以我應該是從2019年底開始計劃,但真正的落實可能還是2020年這一年,在疫情中間寫出來的,給自己一個交代,也給朋友們一個交代。

向莉:然後,我也更希望的就是,讓全世界的人民都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並不是像共產黨所宣傳的那種,是一個非常光鮮亮麗的現代化的中國,「有人權、有很好的教育、有高樓大廈、有高鐵」。在這些繁榮背後,其實有很多對人權的迫害。基於這個原因,我覺得應該讓更多人來了解中國的現狀,和中國人民被綁架的這樣一個現實。他們沒有任何人權,他們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所以,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因)。

走上捍衛人權之路的導火線:丁志健事件

記者:您能不能談一下,您最早是受到了什麼事情的觸動,從而走上人權維護者之路的?

向莉:觸動,我在這個書里寫過,就是丁志健事件是一個最直接的導火線。之前,我一直在新浪微博、騰訊微博做網上「圍觀」,包括茉莉花事件、陳光誠事件、大連的污染事件。有很多事件我是在網絡上「圍觀」,那時候我還沒有完全變成一個人權捍衛者,但已經開始了一種自我啟蒙,這是一個開始。最直接的導火線,就是丁志健事件。我是北京市民。丁志健是(2012年)7月21號,下班回家的時候開車經過北京東三環的廣渠門橋,他的車子突然陷到了廣渠門橋底下的積水裡。我去看了一下,按理說,300米遠的地方,就是一個抗洪救災指揮部,他應該是很容易獲救的,可是沒有人去救他。然後,他就打電話給他的妻子,讓他妻子過來救援。他的妻子也在一路上打110報警,但沒有人去。後來,他妻子到了現場之後,就跪下來求警察去救,但是仍然無法施救。最後警察就說,有這麼一個傳言,就是「我們必須要等領導來,我們現在的什麼技術不夠」,當然這是一種藉口。因為等領導來了之後,電視台的攝影機也來了。幾分鐘,就把丁志健的車給打撈上來了。但是這些人一直等到丁志健死了,才把他拖出來,丁志健就死在是在車裡。

向莉:所以,這件事情對我的觸動很大,就是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丁志健。如果我開車路過、一個普通北京市民開車路過,恰好那個時候路過廣渠門橋,那麼可能就是我死在車裡面,沒有人來救我。那麼,我們交了那麼多稅,我們作為北京市民,為什麼我們得不到政府的救助?我們的生命就要這樣白白犧牲?所以,這是我的觸動。你要知道,很多人是相信中國是有人權的,這是共產黨的宣傳。

為受害女童發聲:海南萬寧事件

記者:在這本書里,您談到了很多你親身經歷的人權事件。有哪些是最觸動您的呢?

向莉:我覺得,我自己主動參與的有兩個案子,可能會比較有觸動。第一個是海南萬寧的那一次,那一次是真的不能忍受。一個小學校長陳在鵬,他帶著幾個女生,他們學校的女生,去開房,然後帶著官員一起去開房,這個是很恐怖的(按:此事發生在2013年)。並且他們壓制了家長。家長要找律師、打官司,他們讓家長把律師給辭退,不讓媒體報導這件事情,(把這件事情)完全壓下來。

向莉:所以我們就完全不可以想像。「你們號稱的要保護婦女兒童的權益,是怎麼來保護的?你們的婦聯跑到哪裡去了?你們的保護兒童的這些人跑到哪裡去了?」所以我們就很生氣,尤其葉海燕很生氣(按:葉海燕是中國女權運動人士,曾在2013年參加萬寧維權事件後不久被中國警方拘留)。她當時就跟我說,「向莉,我們能不能去萬寧抗議一次?」

向莉:當時王宇律師也在(按:王宇是北京維權律師,在2015年的「705大抓捕」中,被中共當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逮捕),我們就非常興奮地說「好,我們一定要去抗議」。因為葉海燕有一個女兒,她感同身受。一個未成年的女生可能才10歲左右,就被她的校長帶去開房,這是多麼惡劣的事情!這個事情如果發生在韓國或者美國,總統是要下跪道歉的,可是在中國沒有人負責,沒有人去譴責萬寧市教育局,也沒有人去譴責校長。我們就覺得,應該去表達這個事情,讓更多人來關注這幾個受害的女生,至少讓正義得到伸張,所以我們就去了海南萬寧。

律師肋骨鋪成的法治之路:建三江事件

向莉:第二個事件就是建三江事件(按:此事發生於2014年。當時,四名人權律師被黑龍江省建三江農墾警局帶走,並遭行政拘留)。建三江有四個律師被抓:張俊傑、唐吉田江天勇和王成律師。王成律師,當時我們在外面聲援的時候,聽他同監艙的人放出來說,被打的很慘,被警察拿著鞋底打得慘叫。然後,我們又看到有穿白袍的醫生進去,就說明這四個人是遭了酷刑。之後等張俊傑律師被拘留五天後放出來,出來之後他就無法正常行走了,佝僂著腰。之後他給我打電話,說他被酷刑,他的尾錐骨被打斷了。後來回去查,肋骨也斷了。

向莉:唐吉田律師和江天勇律師被釋放之後,我陪唐吉田律師去二炮醫院複查,當時就是10根肋骨斷了。之後下午是江天勇律師去,但是那時候國保已經反應過來,跑到同一個二炮(醫院)去。江天勇沒拿到(診斷)報告,因為國保把報告拿走了,可能隨便拿個人(的報告)替換它,說他沒有任何問題。後來江天勇律師又換了另外一個城市的另外一個醫院,發現他可能是8根肋骨斷了。之後同樣,王成律師也是換了醫院,因為頭一個醫院也是「沒有任何問題」,(就)換了第二個醫院,然後發現他也是肋骨斷了,所以總共加起來是24根肋骨(斷了)。

向莉:我們在建三江的時候寫過一句話,就是「中國的法治道路是用律師的肋骨鋪成的」,因為當時四個律師被抓,有24條肋骨被打斷。他們在用他們的肋骨、他們的身體踐行社會責任和權利。

中國的嚴酷言論管制之下,希望依然存在

記者:您覺得,在當今中國輿論管制越來越嚴酷的情況下,您的這本書是否能對打破這種禁錮起到作用?

向莉:會有的。我在最後一章,其實寫到了今年的疫情,有一些公民記者被打壓、被抓捕,然後也寫到了香港的抗爭,就是反送中運動,後面我還為他們寫了一首詩。我們在海外也是有一個「支港聯」,支持香港聯合會,我在裡面也做一些宣傳的事情。所以不管怎麼樣,這個環境是共產黨在那邊讓它越來越糟糕,因為他們嚴控,他們禁止消息的自由流通,甚至誣陷這些反送中的香港年輕人。那麼,不管怎麼樣,在一個信息可以流通的時代,你可以在一個時期切斷信息,但是你不可能永遠切斷信息,這些信息永遠都在。只要可以翻牆,那麼在大家得到一些信息的時候,他們也會反思,所以我認為希望還是在的。

(原題目:專訪人權人士向莉:讓更多人了解中國真實現狀)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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