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露香菸有害健康文檔的化學家維甘德
本文作者瑪格麗特•赫弗南，是《盲目心理學：日常生活中荒誕行為的心理學解讀》(Wilful Blindness: Why We Ignore the Obvious at our Peril)一書的作者
近期環保組織「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針對領英(LinkedIn)，不是想讓後者臣服，而是想與殼牌(Shell)、埃克森美孚(Exxon)、滙豐(HSBC)、英國高速鐵路二號項目(HS2)內部潛在的「吹哨者」建立起聯繫。針對領英投放的廣告以這些公司的員工為目標受眾，提醒他們有一個可靠的「講出真相」平台，可以在這個平台上報告「漂綠」(greenwashing)行為。當周周末，他們在倫敦高檔社區分發卡片，鼓勵收到者揭發不認真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行為。
這個活動組織抓住了時代潮流。去年，金融服務業中舉報存在不規範行為的案例增加了35%。德勤(Deloitte)就警告在疫情期間出現了一種新的「舉報環境」，它將原因歸結於人們更加關注職場健康、失業人數創紀錄，以及職員在家工作導致的合規問題。（與此同時，德勤也遭到了自己員工的舉報，這名員工聲稱，德勤在北京的事務所存在審計違規行為。）力拓(Rio Tinto)和波音(Boeing)現在遇到的問題也是由內部人泄密引起或因此變得更加麻煩的。
德勤的建議是加強警惕、嚴格合規。然而這種辦法或許無法阻止舉報人。員工輕易不會對外泄露機密信息，他們之所以把事情捅出去，通常也不是因為他們想這麼做，而是因為他們已經試過想要引起高層對組織內部存在的問題的注意，卻遭到了忽視。
在大眾眼中，舉報者的形象通常是一個行為古怪而又孤僻的人，實際上他們也是普通人。舉報者很可能是忠誠的員工，推崇高標準，他們把事情捅出去是走到了最後一步，因為沒有人把他們說的話當回事。他們不是叛逆想搞事的麻煩製造者；他們心中懷著信念，現實卻讓他們失望。
關於此類案件的描述往往是不對稱的，有著悲慘結局的故事讓人印象深刻，而若是問題得到了解決，人們便會把事情淡忘。很多人還記得喬•達比(Joe Darby)，當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向外界透露是誰向軍方報告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虐囚的，達比的職業生涯便完蛋了；還有傑弗里•維甘德(Jeffrey Wigand)，這位化學家泄露了有關香菸有害健康的文檔，據他自己說，有人威脅要殺他；還有史蒂夫•博爾辛(Steve Bolsin)，他揭發了一個兒童心臟病科室的外科醫生，後來他說他事實上被逼離開了英國。在這些引人注目的故事中，強大的機構完全碾壓孤獨地追求真相的吹哨人。
我們不會讀到這樣的報導：有人提出了顧慮和問題，反覆多次後，問題得到了解決。然而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我記得有一位工程師，他對一款新醫療設備的技術規格感到不安，在問過許多同事的意見後，他在下一次設計會議上提出疑問：每個人都確信這台設備是安全的嗎？這個簡單的問題讓會場陷入了不安的沉默，最終那家公司變更了設計。
我仍記得一名企業高級主管在發現一名同事的性侵行為後心神大亂想要辭職的事。結果他沒有辭職，我們探討了如何安全地把問題提出來。他得到的回報是升職，而那名性侵者捲鋪蓋走人了。一個更大的好處是，目睹整件事情之後，公司上下都開始相信，改變是有可能的。
關於舉報人的錯誤觀念有一個可悲的後遺症，它促使人們保持沉默，杜絕了我們最需要聽到的聲音。任何一家公司都有許多員工在遇到問題或感到擔憂時不發聲。他們為什麼沉默？這通常是因為他們害怕受到懲罰，或者他們覺得講出來也沒用。這種沉默等於白白浪費了他們所知道的內情。
相比之下，在人們能暢所欲言的公司，每一名員工都是一個早期預警機制，在這樣的組織，改良和變革都是正常現象。
企業最好還是聆聽舉報者的意見，而不是試圖叫他們閉嘴。說出真相不應該是一種需要非凡勇氣的行為。比起更嚴格地執行紀律，企業更值得去做的是開展培訓，讓惴惴不安的主管們知道如何發表有建設性的意見，讓上司懂得如何以開放的心態去聆聽。一位銀行業高管一聽說「反抗滅絕」的講真相平台，立刻就去搜集相關信息。「這個很棒，現在他們或許會做出更好的決策了！」他這樣告訴我。
「反抗滅絕」通過領英及其他手段所瞄準的公司，或者那些因德勤的警告而感到不安的公司，也許會急忙修改他們組織內部的一些流程，實施更嚴格的標準。對他們來說，更明智的做法是把他們的員工隊伍視作一個提供洞見和道德指引的源泉。當個人能夠暢所欲言，並且他們說的話被認真對待時，他們將能幫助公司與其所服務的社會保持聯繫，而不至於脫節。這樣的公司也就不必害怕吹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