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規模繼2000年初達到美國70%之後，經過一年疫情影響的此消彼長，預計目前已達到美國經濟規模的73%，美國保持100多年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隨著美中實力的空前接近，北京尋求在鄰近的亞太地區採取更加「奮發有為」的外交政策，擴大其勢力範圍。美國則力求保護原有的地緣政治利益不受侵犯，在中日釣魚島爭端、台海兩岸關係，以及南中國海等問題上採取更為積極而審慎的立場。
中國經濟規模十年之內趕超美國是否已成定局？華盛頓應該怎樣因應北京在西太平洋及亞太地區咄咄逼人的態勢？世界將如何面對一個專制獨裁的共產黨國家的崛起？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Yasuhiro Matsuda)表示，即使美中之間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差距都在縮小，但美國現階段仍有中國無可企及的優勢，包括地緣優勢、全球金融霸主地位和民主制度。
他說：「中國並不是太平洋國家，中國為了要出海到太平洋需要突破第一島鏈，第一島鏈幾乎都是美國的同盟國或安全夥伴。所以說地理環境是一個天生的問題。還有人才的問題。全世界優秀的人都到美國去念書，其實連中國人也是。中國有一句話就是，反美是工作，親美是生活。所以很多優秀的人都跑去美國念書、找工作。還有以美金為主的金融系統，全世界的金融系統是以美國為主，還有價值觀或者是軟實力。很多人一天到晚批評美國，但還是會每天都接觸美國的價值觀美國的文化，比較喜歡。還有一個民主的制度。川普總統好像差一點就是破壞這個制度，但是他還是沒辦法，離開了政府。但是中國現任領導人三選連任、四選連任、五選連任，人都會老，老了以後判斷力會下降。而且最重要的問題，接班怎麼辦？時代交替怎麼辦？等等問題。美國的民主制度其實是缺點太多太多，但這點還是比中國的制度優越得多。」
從最近中共高官和官媒的一些列表態來看，北京方面認為美中關係跌入谷底的責任完全在華盛頓。但美國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表示，真正改變現狀的恰恰是中國，而不是美國。
他說：「可是如果我們比較客觀地分析這二十年的歷史，尤其是從習近平上台以後的歷史，改變現狀的是中國而不是美國。當然中國可以問現狀難道很完美嗎？難道不要改善嗎？中國邏輯是有中國邏輯的道理，可是客觀分析改變現狀的是中國。尤其是2012年以後，在國內變得越來越紅，甚至中國各方面的自由，學術界、文藝界、智庫、媒體，都是共產黨東西南北中要控制一切的精神。它對新疆對香港的壓迫，它對台灣的威脅，它欺負印度等等，這個都是中國主動去做的。這個是為什麼美國人說改變現狀的、最大的變數是中國而不是美國。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客觀的事實。我說這些是說客觀的歷史事實，最大的變化是中國。現在亞洲國家最怕的是中國正在擴展的勢力。它們怕美國的勢力嗎？不。恰恰相反，它們怕美國的意志不夠強，它們怕如果美國在衰落，或者變得非常自我孤立的話，它們怕美國會離開亞洲。所以我覺得分析中國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關係，最關鍵不是中國人怎麼說美國人怎麼說，要看亞洲的國家怎麼看待這兩個國家的競爭與合作。它們怕的是中國的咄咄逼人，它們怕的是美國的窩囊，或者美國有沒有足夠的意志繼續地跟中國在這個地區競爭。」
日本學者松田康博認為，中國近年來表現出的咄咄逼人既有習近平個人領導風格的原因，也有結構性的問題。
他說：「這個問題一個是結構，一個是個人，我覺得是兩個都有。其實中國對外行為的變化，在胡錦濤政府的後半段已經開始有端倪了。意思就是中國已經有實力了，不用再忍耐了，應該是自己有所作為吧。這種把韜光養晦的方針揚棄掉，這種論證在習近平上台以前就開始有。所以習近平上台前已經有這種氣氛，還有它的實力增長的條件。所以習近平是趁著這種氣氛而上台的。這種鷹派不只是習近平一個人，這是一個群體。而且這樣的中國處處跟其它國家發生問題。過去所謂的鴿派或者是比較務實的一群人都慢慢變成鷹派，不得不硬起來。因為你軟了便軟了，你在中國社會裡面沒辦法發出聲音，就是沒有地位了。所以整個中國越來越往鷹派的方向去發展。所以這是一個結構的問題跟個人的問題都有。」
威爾遜中心的戴博表示，正是由於中國的強勢和習近平的敢於「亮劍」，這反而使美國獲得了另外一個優勢。
他說：「拜登政府也認為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優勢，就是中國自己的行為。中國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並沒有吸引很多別的國家很積極地支持以中國為樞紐的亞太新的戰略支持，恰恰相反的。所以我們可以比較肯定中國在印度邊界，在台灣海峽兩岸他們會增加壓力，韓國、日本是非常擔心中國的崛起在戰略地緣政治方面的後果。同時我覺得拜登政府也意識到中國和美國在亞太或者太平洋、印度洋的競爭最關鍵的不見得是軍事方面的實力，而是經濟。所以對美國來講，最大的挑戰是我們怎麼再進入或者傳遞一些信號，讓日本韓國東南亞所有這些國家知道在經貿方面美國沒有離開亞太地區。這個可能是最重要的，比軍事競爭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