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由著名調查機構蓋洛普發布了「世界捐助指數」，對145個國家的13萬人，問了三個問題：過去一個月內，給慈善組織捐款了嗎？為某個機構組織做了志願者嗎？幫助了陌生人嗎？調查結果，中國排名倒數第二。昔日的世界「禮儀之邦」，為什麼變成了現在的冷漠國度？
最近，發生了一連串令人震驚的事件，黑龍江巴彥縣一14歲女初中生劉某某因為母親讓她上學，把母親殺死。此前，陝西上初一的13歲的男孩楊某將6歲的鄰居程程騙到自己家中，用極為惡劣的手段殘忍殺害。二零一八年湖南省益陽沅江市12歲男童吳某康持刀殺死母親，二零一九年江蘇建湖縣13歲男孩邵某因不服管教將37歲的母親砍死，……。
近二十年來，粗略統計約有六十起16歲以下青少年殺父弒母案發生。僅二零二零年發生的未成年人弒母案，報出的就有4起。
二零二零年底全國人大通過《刑法修正案》，將青少年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從14歲降低到12歲。這無疑是青少年犯罪低齡化、社會進一步敗壞的表現，卻被新華網說成是「與時俱進」。
那麼這些孩子為什麼能對親生母親有這麼大的恨呢？為什麼能如此血腥和暴力呢？回顧一下中共的殺人史，以及中共灌輸仇恨的洗腦教育，對中國人的影響，可以看出問題。
神父眼中的暴行：讓孩子圍觀殺人
美國總統胡佛曾經向全世界推薦雷鳴遠神父（Raymond J. de Jaegher，1905-1980）的著作《內在的敵人》。雷鳴遠於1927年加入中國國籍，他在書中講述了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嚇民眾的事件：
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廣場上去，小孩子們則由他們的老師領著，目的是讓他們觀看13個愛國青年是如何被砍頭的。在宣讀了一些莫須有的罪狀後，中共命令已經嚇得臉色發白的教師領著小孩子們高唱愛國歌曲。在歌聲中出場的不是舞蹈演員，而是一個手持鋼刀的劊子手。
「劊子手是一個兇狠結實的年輕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來到第一個犧牲者後面，雙手舉起寬大銳利的大刀快如閃電般的砍下，第一顆頭應聲落地，在地下滾滾轉，鮮血像湧泉般噴出。孩子們近於歇斯底里的歌聲，變成了不協調雜亂的啼叫聲。教員們想打著拍子將喧囂的音調領上秩序，雜亂中我又聽到鐘聲。」
（大紀元配圖）
劊子手連續揮動了13次鋼刀，砍下了13顆人頭，隨後中共計程車兵們一起動手，對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這一切暴行都是當著孩子們的面。「小孩子們嚇得面孔灰白，有幾個已經嘔吐，教員們責罵著他們，一面集合列隊返校。」
從此之後，雷鳴遠神父常常看到孩子們被迫去看殺人。直到孩子們已經習慣於這種血腥場面後，他們變得麻木，甚至能夠從中獲得刺激的快感。
暴力土改：兒子牽老子的「牛鼻子」
中共篡政後，1950年發動暴力土改，發動農民鬥地主搶土地，「戶戶鬥爭，村村流血」，據估計殺了近兩百萬地主。
在《「土改」：革命專政和暴力再分配——以湖南漵浦縣為例》（《當代中國研究》2008年第3期）一文中，披露了曾擔任漵浦縣橋江區「土改」工作總隊副總隊長的郭靜秋對土改的回顧，湘西區黨委書記周赤萍在布置任務時說，「寧願錯殺一百，不要放走一個」，土改時期基層對政策的掌握，是這句話。地主遭群眾「凌遲」，地主陳壬齡（俗稱陳老二）在被槍殺後，隨即群眾紛紛剖膛取心，割肉下酒，不過一袋煙功夫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牛氏是山西省興縣赫赫有名的旺族，牛友蘭是當地著名工商地主，開明紳士，平易近人，言談舉止一副儒雅做派，居家克勤克儉。抗戰期間牛友蘭幾乎給中共獻出了他的全部家產。但1947年的晉綏土改時被揪出來遊街。據《紅色紳士牛友蘭：土改挨批鬥絕食而死》記載，當時一些人將牛友蘭按倒在地，用一根鐵絲穿進牛友蘭的鼻孔裡頭，並叫他的兒子牛蔭冠牽著老牛遊街。鼻翼下面的骨頭相當的薄，也相當的脆，一下子就拉斷了，頓時鮮血直流。回家後牛友蘭就開始絕食，誰勸也不聽，三天後含恨離世。
牛友蘭是開明士紳，土改中不堪侮辱，絕食而死。（網絡圖片）
《山西歷代紀事本末》「老區土地改革運動」篇記載，「據1948年6月22日統計，興縣8個區域290個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農382人，中農345人，貧僱農40人」。僅一個縣如此，整個中國被殺的地主又有多少呢？
大饑荒：人吃人的鐵證
歷史學家余習廣從湖南醴陵縣當地警局的檔案里找到一張舉世震驚的照片——大饑荒年代「父食子」照片，成為當時「人相食」的鐵證。父親劉家遠被槍斃前站在牆邊，手戴著鐵銬，身邊是他兒子的頭顱和骨架，還有一個鐵鍋，鍋裡面燉著他從快餓死的兒子身上割下來的和胡蘿蔔一起燉的肉。圖片是槍斃前給他和兒子遺骸而拍的存檔的照片。
《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余習廣主編，香港時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9月第1版）
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饑荒期間，餓死三四千萬人，人口不到7000萬的四川餓死1000萬人，甘肅通渭縣的死亡率達到1/3，老百姓餓得沒有活路，「人吃人」的慘劇在多地發生，1961年安徽省公安廳報告稱，1959年以來共發生1289起人吃人事件。1961年甘肅省委文件記載：「作案人貧農楊占林全家，挖屍煮吃」、「作案人貧農焦文忠，拿同社一流產小孩煮吃」、「作案人貧農康雜麥，用斧砍死燒吃」。
荷蘭史學家馮克稱，大躍進饑荒堪稱喪失人性的大屠殺，可與古拉格群島、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三大人類災難。學者宋永毅認為，大饑荒是「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最悲慘的一頁」，歷史上只有暴發大規模的戰亂和災害才出現過「人吃人」，而中共在和平年代因為大躍進、人民公社等錯誤政策導致了大饑荒這一人禍。
文革：癲狂時代的「條件反射」
1970年2月，張紅兵的母親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16歲的長子張紅兵舉報。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執行槍決，而張紅兵不僅參加了萬人公審大會，甚至到了行刑現場看到母親被處死。張紅兵一舉成名，「大義滅親」的事跡被陳列在縣革命教育展覽館受到表彰。
1979年，張紅兵和父親看到官媒報導張志新的冤案時，才意識到他們父子當年做錯了。此後，張紅兵常常夢見母親，醒來後總是嚎啕大哭，因為母親再也不會回來了，這成為壓在他心頭永遠的痛。
40多年後，年逾60的他接受媒體採訪，公開為「弒母」懺悔、道歉。他回憶說，「在我的腦海里、融化到我的血液中、落實到我的舉動上的是紅歌——『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它，誰就是我們的敵人』，這是一種條件反射。」
張紅兵手舉母親的照片（網絡圖片）
文革中家人互鬥、朋友之間相互揭發成為常態，越是對最親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說明「立場堅定」。中共將人性泯滅，將人倫破壞殆盡，黨性代替了人性，實際上是魔性代替了人性，將人魔化變異，所以張紅兵才會有那樣的「條件反射」。
張紅兵醒悟過來後說：「什麼虛幻的景象，動聽的說教，人造的偶像，……全是愚弄別人、自欺欺人的騙人鬼話，是毒害青少年和兒童的精神鴉片，是殺人不見血的鋒利刀子！……不管是誰，永遠都離不開自然規律——吃飯、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偉大是母愛，最崇高的是人性！」
中國傳統的道德價值觀，注重維護倫常，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仁愛、信義、孝悌，以此維繫家庭與社會的穩定和安寧。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用無神論毒害世人，在「破四舊」的打砸搶中，切斷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根脈。有時表面上是在保護、傳承傳統，實則悄悄改變其內涵，黨文化取代傳統文化。
小學課本充斥洗腦故事，「吃水不忘挖井人」、「抗日英雄王二小」，電視劇或者是八路抗日，或者是宮廷內鬥劇，宣揚鬥爭哲學，灌輸仇恨，變異人心，造成了整體社會文化，漠視生命，充滿戾氣，甚至把人只當成軀殼而非生命。
（大紀元配圖）
一位律師遇到的「黑社會」青年
這是刊發在明慧網的真實故事。Z律師代理訴訟，有一次為辦案方便，讓一位青年住在家中。晚上洗澡，不經意他看到這位青年上身一大條疤痕很是刺目，從胸部凸顯到腹部。嚇他一跳，「這是怎麼回事？」這位青年臉一紅，轉瞬間釋然的道出了原因。
他說自己以前是黑道上的人，與人火拼時留下的傷痕，當時腸子都流出來了。關在監獄時，他第一次聽到了「法輪功」三個字，開始還不以為然。
「那時對法輪功迫害得真厲害，連我這個黑道上的人都看不下去。可他們法輪功不管在怎麼樣的對待下，都能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而且還不恨不怨，坦然面對。又不是一個人、兩個人，幾乎都那樣。我就覺得法輪功不一般，特別！哪有這樣好的人？沒見過，從來沒見過！」
「待我正要問時，他們就給我講開了法輪功的真相，聽得我淚水汪汪的直流。您老先生不知道我們這夥人，見爹媽死了都不掉一滴淚水的，真是心冷如冰，沒有人性。可他們法輪功對我這個吸毒、打、砸、搶、砍殺無所不及的壞人沒有一點戒忌和歧視，您想想：一個連生身之母都瞧不起的人，他們卻瞧得起、看得上，那是什麼感覺？就這樣我得大法了！當時我禁不住對監管（監獄不僅禁止煉功，而且還轉化煉功人）領導說：「我煉法輪功了。」領導都驚訝！他抬眼看看我，您猜領導怎麼說：「你煉法輪功，我同意！小仔，保證還讓你提前出去。」這話後來真兌現了。由於表現突出，我被提前釋放了。
回到家，母親還東躲西藏，不願見我。我說，我修煉法輪功了，母親說我浪子回頭金不換，給座金山都不換！」
Z律師聽了這個青年講的故事，整夜沒睡著覺，翻來覆去地想一句話：「共產黨真完蛋了！」一個混仔（他自己說：五毒俱全。）一朝得法修煉就戒掉了那麼多的惡習，從此成了好人中的好人，這個法輪功了不起，太了不起了！太震撼了！
無論是從每天的電視上，還是從網絡，人們往往看到的是歌舞昇平，歲月靜好，然則在這宣傳畫面的背後，卻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真相：每天都有人就因為修煉「真善忍」，信仰法輪大法，而被非法抓捕，非法判刑。從1999年至今，已二十二年過去，對於法輪功正信的迫害，每天仍在發生。
只要中共存在一天，這個西來的「幽靈」，就會繼續用其無神論毒害世人，魔變人心。認清中共，喚醒心中的善良，讓中華傳統回歸，我們的社會才能真正美好，光明與正義才會重駐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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