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托馬斯·索維爾《知識分子和社會》
本書是反思及批判知識分子的名著，通過大量案例，深入、全面分析了知識分子導致社會變動的背景、誘因和後果。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是美國當代傑出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者。現為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級研究員。
這裡所謂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指以生產理念為職業，不包括專業人員，而包括教師和新聞記者。他們不必為自己的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負責。於是，他們的觀念生產和傳播不受約束。
知識分子中有兩個鮮明特徵：一個是「聖化構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即與強調經驗和審慎的「悲觀構想」相對立的一種完美化的構想，它常常設定一個完美社會的圖景來批判現實社會，認為自己可以提供一種出路和解決方案，引領社會脫離愚昧而走向光明。
另一個特徵就是「辭令技巧」，他們美化自己的理想，也善於批判別人；他們善於過濾事實，選擇材料或者詞語的描述以打擊自己的對手，攻擊經驗和常識；他們善於文過飾非，掩蓋自己的錯誤，為自己尋找出種種合理化的藉口。
知識階層中許多人將他們對於特殊知識的精通一般化成了對世界所有事務的普遍智慧。知識分子深信自己擁有的超級知識和美德，傾向於將自己的觀念強加給社會，其後果必然是災難性的。世界上最為知識淵博的人的知識不會超過世間所有知識的1%。普通大眾擁有比精英更多的總體性知識。通過許多個體間的互動和互相適應，系統性過程可以把比少數知識分子擁有的多得多的知識用於決策目的。羅伯特·巴特利說：「總的來說，『市場』要比其最聰明的個人更聰明。」一個傻子自己穿衣服，比一個聰明人為他穿，穿的更好。分散的群體知識勝於集中的管理者掌握的知識。即使後者比前者的任何個體都高明。
知識分子自以為是，輕易否定專業結論。他們憤怒地譴責警察與罪犯對峙時開槍次數太多。而很多知識分子從未開過槍，也沒遭遇過要求瞬間做出決定的生死危機。實際上，紐約警察局的一個研究發現，即使在6英尺的距離內，警察開槍射擊時也會有一半錯過目標；在16-25碼距離時，射中目標的比例只有14%。警察在倉促行動中，在生死危機的巨大壓力之下，面對移動的目標時，他們開槍的次數是完全正常的。
知識分子常常混淆概念。例如，《紐約時報》、《新聞周刊》、《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都宣稱「美國的貧富差距增大了」。給人的印象是窮人越來越窮，階級分壘越來越大。知識分子在這裡有意混淆了貧富的統計意義和具體的個人軌跡。實際上1996年收入處於底部20%的納稅者，到2005年時其收入增長了91%，脫離了最貧窮的20%的階層。大部分人從底層開始，拿著最微薄的工資；隨著時間的增長，他們獲得了更多的技巧和經驗，工資提升，進入了更高的收入階層。一個窮小子實現美國夢，這是常見的模式。但是，知識階層的辭令技巧，卻將這個不斷變動的人群處理成一個靜止不變的統計範疇，即一個被稱作「窮人」的持久階層。他們只採用那些符合他們構想的數據。
另一個例子是知識分子譴責警察存在著系統的黑人歧視，他們基於統計數據說被警察槍殺的黑人占比是32%，而黑人的人口比例是12%，顯著低於前者。這些統計學的專家都有意忽視了警察槍殺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同種族的暴力犯罪占比。絕大部分警察槍殺是由於暴力犯罪。即暴力犯罪是警察槍擊發生的前提和重要原因。黑人的犯罪率高於其他種族，黑人的暴力犯罪占比38%，因而更容易被警察槍殺。對比黑人的暴力犯罪占比和被警察槍殺的占比，看不出明顯的比例失調，也得不出美國警察對黑人有系統性的種族歧視的結論。
低收入街區的貸款常常都是用來應付緊急情況，因此貸款周期通常只有幾個星期，甚至幾天，貸款金額也通常只有一兩百美元。通常每100美元的利息是15美元。由此可以推算出，100美元的年利率相當於數百美元。知識分子常用此例譴責資本的貪婪。當俄勒岡州政府將年利率限制為36%後，大多數短期貸款業務消失了。原因是年利率被限制後，貸期兩周的100美元只能收取1.5美元，這樣低的收益連貸款程序的成本都不夠，更低於貸款業務所可能具有的風險。市場的調節力量大於知識分子愚蠢的強行介入。喬治·奧維爾說：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於只會有某個知識分子可能相信它，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普通人會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
為了使條款更有利於某一方,政治家和法官常常強行干預。例如，具有最低工資法律的國家，通常比其他國家有著更高的失業率和更長的失業周期；因為僱主不情願給那些缺乏經驗、技能低下的工人提供工作機會。——正是因為最低工資法的限制，使得他們成為價格過高而無人雇用的人。第二個例子是租金控制法導致了大範圍的房屋短缺，例如開羅、墨爾本、河內、巴黎、紐約。建築商減少建造公寓大樓的數量，轉而投資不受控制的高檔住宅；房東們削減輔助性的服務和減少修理和維護費，使得實際的平均房租更高。試圖使交易條款更有利於一方，往往會致使另一方減少交易。「偏袒」的結果總是使雙方都變得更糟。經濟決策從當事的雙方（即「市場」），轉移到不需要對錯誤行為付出代價的第三方，只能得到最壞的結果。
羅斯福總統執政期間，經濟大蕭條，政府提高利率、提高關稅和稅率、控制物價、控制工資。高達兩位數的失業率連續保持了7年。相反，里根總統面對股市風暴時選擇了讓市場自行恢復的對應政策，不僅沒有導致另一次大蕭條，反而帶來了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同時保持了20年失業率較低、通脹率也較低。
作者認為左翼「自由主義者」和法西斯、共產主義者在政治圖譜上很類似。看看納粹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的政治議程：1）工資和工作小時數的政府控制；2）對富人的高額稅收；3）政府設定的利潤率限制；4）對老年人的政府關懷；5）降低對宗教功用的強調，降低家庭在個人或社會決策中的影響力；6）政府改良人們本性。這些議題也都是左翼政黨都支持的。最後一條是早期的左派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為孔多塞和戈德溫倡導，後來被許多國家以「再教育」（re-education）和「價值澄清」（values clarification）等各色名目運用於實踐之中。
所有決策機制都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個體自行制定決策，另一類是代理人集體地為全社會制定決策。左派的構想中包含著一種代理性的決策制定，即由那些被認為具有更高明且充足知識的代理人來制定決策。同時這也是極權主義者的共同構想，無論是共產主義者還是法西斯主義者。
知識分子的選擇性正義：譴責利潤而不譴責稅收；同情有受害經歷的罪犯，而不同情警察；譴責高管的高工資，而對體育明星的高薪視而不見；區別對待不同種族的歧視。知識分子的及時反應或不加反應，不僅表現出其行為與立場相關、而與原則不大相關，而且經常表現出立場凌駕於原則之上。
知識分子贏得考試進入5%的頂端，讓知識分子具有優越感。知識分子的道德優越感，常常推之於國家，主張美國應該有更高的道德標準，實際上是雙重標準。美國公民的言論要政治正確，不能冒犯穆斯林，而恐怖分子濫殺無辜卻不受譴責。討論美國的或西方文明的歷史和現狀時，誇大其缺點；而當討論非西方社會時，則對其缺點輕描淡寫或者忽視。右派往往承認對手的真誠和善良意圖，對非右派的批評依據理性，而左派對其反對者的批判則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他們認為思想上的敵對者，或者具有道德上的缺陷，或者具有智力上的缺陷。雪域大學的阿瑟·布魯克斯教授開展過一項研究，發現保守主義者在慈善事業中捐獻的錢財數量、捐贈額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這兩個方面來都要比自由主義者為多多。同樣保守主義者在志願服務的時間上和捐血上保持領先。
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取得了壓倒性的軍事勝利，但詹森總統卻在華盛頓遭遇了政治上的慘敗。後來武元甲承認：春節攻勢軍事上失敗了，至少100萬北越軍隊被殲滅，北越在南部的力量幾乎殆盡，但他的目標是政治性的，為了影響美國公眾輿論，打消美國政府繼續這場戰爭的意願。其關鍵因素就在於美國社會的輿論氛圍，而知識階層則對這種輿論氛圍的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北越的勝利給越南帶來了比幾十年的戰爭還要多的死亡以及更為巨大的混亂，5萬到10萬人在海上死亡。
知識分子忘了，他們在自由社會才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們影響社會，越來越直接，主要是通過行政，教育和輿論干預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