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和
美國發展歷程對於中國人的啟示作用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各位朋友一起來討論一下美國歷史和文化。因為討論美國選舉太過複雜，而且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雖然好像大局已定，但是也未可預期，所以實際上，選舉是不好講的問題。但我們是不是迴避了現實美國——所謂官方說法叫燈塔暗淡，民間說法叫美國混亂，會導致一個什麼樣的後果呢?現在的美國確實也跟我們今天的話題是有密切關係的。但我們今天講的更主要的是一個一般的話題，就是關於美國社會的變遷與保守主義所處的困境。
美國當然是一個新興國家;之所以美國受到全世界的矚目——當然也受到我們中國人的矚目——是因為這個國家發展太過迅速。在一百來年的時間之內，就登頂世界發展的巔峰，而成為世界領袖型國家。大多數國家都會把美國作為現代國家發展的典範，不管叫機械模仿還是創造性模仿，是把美國作為一個學習榜樣。所以，美國每每發生什麼事情，都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但是，美國別看歷史短暫，實際上包含的歷史內容可能不比一些千年古國更簡單。在某種意義上，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是濃縮了整個人類的歷史;如果僅僅把美國看作繼承西方歷史傳統的一個國家的話，古羅馬以來的傳統，對於變成為新羅馬帝國的美國來說，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把美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發展的典範，就我們中國人現在琅琅上口所說的彎道超車而言，美國顯然屬於彎道超車——因為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時候，美國完全就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國家，基本上可以作為一個農業國來對待;第二次工業革命迅速崛起以後，美國很快在GDP上成為世界第一，而且這個國家的發展戰略從經濟、社會到政治都可以說令人矚目。為什麼這樣說呢?各位朋友要注意，美國在19世紀晚期GDP成為世界第一以後，幾乎是還修煉了50年時間，待到194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美元取代英鎊作為全球貿易結算主要貨幣，可以說英美霸權轉移，美國才成為綜合實力世界第一的國家。
"二戰"以後美國主導全球的發展，更是歷歷在目，以至於有朋友都知道鄧小平1979年出國訪問的時候，在飛機上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也是他的智囊李慎之有一個對話;鄧小平指出，跟美國關係好的都發展起來了，而跟美國關係不好的，或者跟蘇聯走的國家，經濟上都發展得不好。因此，要打破中美堅冰。1972年，毛澤東出於戰略的需要打破中美堅冰;有些朋友現在總結中國的改革開放始自1972年，這是不對的——當時毛澤東並不是要向美國開放，而是考慮彼時跟蘇聯的緊張對峙，有可能在珍寶島戰役之後遭到蘇聯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因而在政治戰略和國際戰略上，毛澤東轉而向美國示好。
美國因素真正在中國發展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確實是1978年以後，而且是由鄧小平主導以後。美國開始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現代發展以及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國際驅動力之一，這跟毛澤東1972年的選擇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1972年和1978年，尤其1979年中美建交以後，美國的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可以說，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美國扮演了兩個角色。那就是從敵人到後來的朋友，也是從國家發展的敵對扮演者，到國際戰略的臨時同盟者，以及國際經濟發展、全球化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
所以，我們從美國相對於西方文化和美國相對於全球發展來講，美國確實堪值重視，在中國無論是親美也好還是仇美也好，雙方可能都不否認，美國對中國發展所具有的參照作用乃至於槓桿作用。親美、仇美，可以說中國人都是在美國那裡尋找典範性作用的正面和反面，尋找積極和消極示範作用的一種定位而已。
二、從保守主義切入看美國社會變遷
既然美國這麼重要，而我們又受美國啟示200多年，美國已經是複製了一個西方從羅馬到現代的複雜歷史，又同時開創了一個以工業化帶動全球化進程的世界歷史新階段，那麼美國在什麼面向上可以得到認識呢?我們今天可以說只是選擇了其中一個面向，因為要全面去敘述美國，兩個小時的演講加討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們選擇哪一個面向呢?按照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說的，我們要從美國建國的根基上去看美國社會世界的演變和美國精神世界的演變、它們是如何微妙互動的。所以我們的話題，各位朋友知道，是：社會變遷與美國保守主義的困境。
對這個話題，也許各位朋友會感到有點奇怪——社會變遷一定是跟美國保守主義思想世界的變化相關聯?而不能跟美國自由主義或者美國激進主義相關聯?我們之所以選擇這個話題很簡單，有三個理由。
第一，我們想從美國的根基上去談美國，所以一定要看美國之為美國的憲法根據——在立國之初它奠定在什麼根基上;保守主義跟它的淵源是最深刻的。美國的激進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思潮，跟它的距離相對較遠。而如果把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合二為一來看待，美國今天的自由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應該是新自由主義;這個新自由主義實際上作為進步主義的一個產物，跟古典自由主義的距離已經相對較遠了。美國的自由主義，尤其自由派，大多數跟秉持進步主義的民主黨相聯繫，然而這種社會思潮並不是在美國建國之初就產生的。
因此我們說，第二個理由也就出來了：之所以要去思考保守主義，就在於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尤其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建國以後逐漸生長出來的。
第三個理由就是，由美國今天急劇的社會變化所推波助瀾，重回前台的政治思潮主要的是保守主義。最明顯就是川普所代表的美國中下階層或者美國農業州、"紅脖子"人士，以及鐵鏽地帶(位於五大湖附近)失落了早期工業發展的，或者夕陽工業地區的那一部分地區和人士。
因此，就這個角度來講，保守主義在當下也特別引起美國關注、世界關注。而且，在我們中國，最近幾年隨著川普的執政，川普究竟秉持著保守主義還是民粹主義，桑德斯推進社會主義究竟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佩林反對建制派的保守主義，而崇尚近乎於川普的非建制的保守主義或者民族主義，或者保守的民粹主義，這些問題都引起極大的思想波瀾和社會反饋。
正是因為如此，我們選擇觀察美國社會世界變遷的精神世界維度，我們選擇了保守主義這個精神世界。圍繞這個主題，我想分享我三個部分的想法，留一段時間跟各位朋友互動;請各位朋友批評、指正、指教或者駁正，因為這些東西都是需要討論的問題，沒有人能夠一錘定音。
第一個想分享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描述美國的社會變遷。第二個想分享的問題，是保守主義因何在美國艱難地尋找定位。第三個問題，是想看看美國社會的變遷中，是不是秉持某種現代意識形態意願的人群可以按他們的願望來重構美國社會。換言之，美國社會是不是像我們國內很多主流理論家們所說的，已經陷入不可挽回的衰落，以至於美國的衰落與中國的崛起攜手而出?我們想分析這三個問題。
三、美國社會的四次結構性變遷
首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如何理解美國的社會變遷。
(一)第一次變遷
對於美國社會來講，我們要理解它的變遷，當然我們要看美國的原初社會——美利堅合眾國以前的美國是個什麼社會?美國這樣的社會可以說包含著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原住民，也是我們今天知道的印第安人，數千年前開拓北美世界，而帶來屬於土著的北美社會。另一個是，16世紀、17世紀殖民者開始進入北美，尤其在17世紀進入高潮。殖民者與殖民當局最初他們是攜手的，來應對印第安人的土著社會，來建立自己的殖民地。
到17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致落定了13個殖民地，這13個殖民地直接隸屬於英王，是相對獨立的。這個時候美國的原初社會，可以說是殖民當局也就是英國當局派駐於北美的管理者形成了一個三層結果——英王、殖民當局和殖民者，他們聯手開疆拓土，對付誰呢?對付土著的印第安人。這中間的歷史悲劇當然值得我們汲取，北美殖民者、殖民當局聯手起來，加上土著人未有免疫的歐洲來的病菌的助力，征服印第安土著居民。
但是，另一方面，就像馬克思的研究指出來的一樣，現代資本走向世界的進程就是鐵和血的進程，因而它絕對不是溫情脈脈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站在道德高位的批評是必要的，但是站在歷史理性的視角加以肯定的是什麼呢?這個歷史變局——殖民過程變局、世界化的資本運行過程的悲喜交集的人類現代進程——在歷史語境上是值得肯定的，因而我們觀察歷史，不能憑太簡單和太單純的道德眼光來看待;當然，反過來，我們也不能肯定軍事和政治征服就是絕對合理。道德和政治應該是相互校正的事業。這是北美社會的第一波變化。
(二)第二次變遷
可以說，北美社會的第二波變化是在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和前進。原來由英王、北美殖民當局和殖民者聯手來對付印第安土著居民的這個過程，變化為殖民者與殖民當局、英王的矛盾，這個時候一種對土著印第安人最不利的局面也形成了。本來經歷一波被征服和外來大疫之後，印第安人遭到重創，但是後來殖民者在起來反抗殖民當局和英王的時候——這個故事大家都知道，來自於波士頓傾茶事件，萊克星頓第一聲槍聲打響了北美殖民地獨立戰爭——這個時候反而是印第安人跟英王、殖民當局聯手，來反對殖民者，而這些殖民者的領袖人物或者代表人物就是那一批美國國父們。去年開始的美國"黑人的命重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或者右派把它翻譯成"黑命貴"運動，基本上都把美國的開國者視為屠殺印第安人的犯罪分子;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著名社會學教授麥可·曼，在寫《民主的陰暗面》的時候也說，從某種角度講，美國開國四位總統都應當作為戰爭罪犯來看待。
為什麼殖民者在跟殖民當局、英王發生衝突的時候，印第安人不是跟殖民者攜手，而是跟殖民當局，也就是殖民地的管理者、英王的權力派出者和執行者他們聯手呢?這就是美國社會，可以說開始變化的一個原罪。這個原罪實際上就涉及，只是殖民者才直接面對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侵占印第安人的財富這樣的直接責任，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土著印第安人對於英殖民者或者歐洲殖民者，是憤慨、具有現實反感和仇恨的。而相反，殖民當局作為協調者，可以在政治經濟利益之外，有時候占據道德的位置上;而英王是萬里之外發布指示、徵收稅收而已，跟印第安土著居民沒有發生過直接的厲害衝突。印第安人可以跟殖民當局、英王聯手來對付殖民者，因此，殖民者在獨立戰爭期間，可以說是以反擊形式而第二波規模性地擊殺了土著印第安人。
1775-1781年左右，北美殖民者與英軍長期作戰，是僵持作戰、互有勝負;而最終只是1781年的重要戰爭才開始扭轉局面，而且基本奠定了北美殖民者爭取十三州獨立的底牌。
隨著北美殖民地的獨立，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合眾國最初實際上，應當說是一種邦聯性質的，所以一直到今天，美國儘管叫做聯邦，federal，但實際上它在某種情況下邦聯性質非常強——直到最近得州、佛州有人試圖倡導獨立，而得州自己的憲法相對於其他各州的而言獨立程度更強;大家隱約地從中可以看到，今日的美利堅合眾國依然帶有建國之初的某種邦聯色彩，因為各州也有自己的憲法，州權非常重要。
中國人在一般性地指責2020年川普總統在治理疫情上面錯誤的時候，其實就不了解，疫情的治理主要是州權，當然川普也有他的責任，想極力降低疫情對美國社會的影響;我們也看到，疫情之前大家基本上認為美國共和黨是躺贏，但是疫情一來，基本上把川普的政績歸零了。所以，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反觀，美國這樣一個特殊建制，對美國來講，從建國起，一直會伴隨著美利堅合眾國的運轉;它要處理好兩大政治結構性問題。
第一，在北美殖民者建立自己國家的時候，實際上是與土著處於敵對地位，也與自己的宗主國處於敵對地位。這是一個重要參照系。
第二，美國在建立國家的時候，這個聯邦帶有邦聯性質;換言之，我們當下面對美國是否可能分裂而進行的思考里的原初歷史因素，也就是邦聯可能肢解的這樣的因素，是我們要考慮的第二個大的背景。
但是，美利堅合眾國在剛剛建國之初，無論這兩個問題有多麼重大的挑戰性，一時半會兒在社會結構上來講，美國所呈現出來的基本上是，不同於政治上的重大挑戰，它是一個比較高度同質化的社會。高度同質化的社會指的是什麼呢?社會成員基本上是歐洲移民，社會是高度同質化的白人社會。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有色人種根本就沒有挑戰美國主流社會的任何契機，也沒有這樣的政治機緣，甚至也看不出有這樣的歷史機遇。因此，一直到南北戰爭以前，可以說美國社會都沒有遭遇太重大的政治社會挑戰。美國就是一個以歐洲文化尤其歐洲移民文化，來複製歐洲尤其是複製英國模式的新興國家;有人也把它稱為第一個現代國家，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英國雖然是第一個現代國家，但是它是以不成文憲法、建立在慣例基礎上的立憲而逐漸生成的國家;這之後，真正以制定一部憲法來建立一個現代國家，以憲法忠誠來保障國家統一的國家，就是美國。
(三)第三次變遷
這樣的美國社會在19世紀中後期尤其是20世紀整個世紀，遭遇到可以說是結構性的兩次大變化。這就讓原初的美國，也就是殖民者建立的美利堅合眾國，出現了美利堅原初的結構越來越難以消解的根本性挑戰問題;這樣一個根本性的挑戰問題出現在南北戰爭時期。南北戰爭時期，可以說是美國第一次遭遇到聯邦裂變為邦聯，再裂變為兩個甚至可能多個國家的歷史課題。
美國南北兩部分，北邊是進步主義的重要區域，南邊一直是保守主義的重要區域。北邊一直是政治中心，南邊有政治飛地的感覺;其實南邊的重要政治參與和掌握聯邦權力也不弱，但是相對說來，地域上劃分，政治中心是在北方。而北方同時也是美國工業的策源地，尤其是在1860年代，儘管經歷南北戰爭，但美國同時在謀劃能給美國工業革命帶來巨大動力的東西大幹線——鐵路大幹線。南邊捍衛美國作為農業國時代形成的基本精神，抗拒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化，抗拒進步主義，抗拒廢奴主義;南北之間發生了巨大分裂，最後不得不由林肯訴諸戰爭。
一方面，南北戰爭對美國是一個根本性的傷害：當時美國人口不多，南北雙方在戰場上直接犧牲的人口達到65萬——南方人口更少，但也犧牲了30萬;北方人口相對較多，犧牲了35萬。另一方面，由此以後，南北戰爭成為美國人面臨危機時候重拾國家團結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因素——那就是因為教訓非常慘痛。
南邊的大種植莊園主當然不願意廢除奴隸的，因為種植園上的主要勞動力是奴隸，種植園上的主要經濟支撐是他們社會結構上能夠得以維持的重要支柱。哪怕是早期比較開明的學者，像做過副總統的政治哲學家卡爾霍恩，他也演變為整個農業主義者，演變為州權主義者，演變為反廢奴的重要政治領袖。南北戰爭使得美國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是什麼呢?那就是美利堅合眾國1787年在費城制定憲法——127天的艱難討論而建立了憲法——原初概念非常清晰，內涵非常明確，社會集群指向非常清晰的"We the People"("我們人民");"我們人民"為了建立一個什麼什麼，"我們成立美利堅合眾國，制定美國憲法"——美國憲法的序言是非常短的。"我們人民"的概念在南北戰爭時期就開始出現了重要的憲政危機——"我們人民"究竟指的是誰?原來是很清楚的，就是反抗英王和英殖民當局的;南北戰爭時期就不清楚了。
南北戰爭之後，隨著廢奴主義的逐漸勝利，美國在法權上肯定了奴隸的不合法，必須廢奴。當然，黑人他們的社會文化權力，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才開始完全落實，但是這個進程的起點就是美國社會的第三次大的變化——第一次是原初社會變為歐洲殖民者社會，第二次是歐洲殖民者社會變為美國建國的社會，內戰的時候是第三次變化。
一開始，"我們人民"要容納一個原來由白人組成的政治社會，黑人集群在政治上根本是陌生的——按照今天美國政治正確來說，"黑人"這個表述都不準確了，應該叫"非洲裔美國人"——這些非洲裔美國人在美國原來是被排斥在政治社會也就是國家的政治生活世界之外的。而南北戰爭以後，他們要進入政治生活，但早期的挑戰並不嚴峻，而"我們人民"的範圍這個問題開始擺到了台面。這為差不多一百年後的聲勢浩大、對美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廣泛衝擊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埋下了伏筆。這意味著，美國國父們建立的那個白人為基礎、《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中"我們人民"這個概念內涵原本非常清晰的美國，在其社會變遷上要面對他者進入"我們人民"的範疇。
不僅南北戰爭凸顯了膚色、種族在美國政治生活中面臨的新的問題——因而社會結構將發生天翻地覆且不可預期的變化——而且，與此同時，在美國鐵路開展東西大幹線修築的過程中，美國鐵路公司發現白人的工作效率並不高，因此，他們無論有沒有種族歧視，無論政治立場、社會立場多麼不同，都主張引進刻苦耐勞、工資低下、善於互助而且績效很高的華工。
第一批引進數十個華工。華工的刻苦耐勞給美國公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迅速地，美國東西鐵路大幹線的修築主體都是華人——華工很快達到一萬人，後來高峰期達到五萬人。要注意，這五萬工人，最初是個體去的，後來家庭隨著他們去，變成了美國社會的新興的集群。他們跟歐洲裔、義大利裔、德國裔、法國裔，或者英國裔這些人去北美移民不一樣。歐洲移民們的同質化程度比較高，因此，一般稱他們的文化為"歐美文化";歐洲文化、老歐洲進入新美國，他們是具有文化社會同質化特點的，而黑人不具有這個同質性特點，進一步而來的華人也不具有這樣同質化的特點。
隨著南北戰爭結束，美國的工業化進程迅速推進。1890年代，美國在世界第二波工業化的進程當中開始躋身世界前列，這個歷史敘事也是我們都很清楚的，我們不用講得太多。第一波工業化國家是很少的，主要就是英格蘭——還不是英國，不是Britain或者Great Britain(大不列顛)，而是England——既不是蘇格蘭也不是威爾斯，也不是北愛爾蘭。第二波，歐洲大陸的德國完成了工業化，亞洲的日本完成了工業化，北美的美國完成了工業化。由於當時的GDP統計並不是很精確，所以對美國什麼時候因為工業化而競爭為世界GDP第一，統計數據有很大差異。根據我查經濟史的材料，有的說美國1873年就躍居為世界GDP第一，有的說1897年躍居為世界GDP第一;不管怎麼說，即使按最晚時間的說法，歷史邁進20世紀的前夜之時，美國已經成為世界GDP第一。
但是，在這個時候，在世界歷史舞台上發揮重大作用的還不是美國，而是英國。在某種意義上，德國，俄國革命前的俄國，後來的蘇聯(1917年後的蘇俄到蘇聯)，在列強的舞台上發揮的作用一點不弱於美國。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建議，倡導能夠阻止世界大戰悲劇重演的國際聯盟的時候，其實美國都還沒有能力主導國際社會，美國也沒有機遇去主導國際社會。晚清時，美國要進入中國，提的是門戶開放政策，也不是直接的征服性政策。
然而，隨著美國成為世界GDP第一，美國潛蜇在其社會變遷當中的一些可能不為人注意、也沒有被人預估到其會帶給美國社會什麼結構性的、令人瞠目結舌變化的社會要素，會出現在人們的面前，而讓人們目瞪口呆。其中一個因素當然就是美國的國際地位的提升，使美國逐漸進入國際社會。要讓美國去主導一個新的國際秩序，對這一點，世界沒有做好準備，美國也沒有做好準備。同樣，我們可以說，中國今天是世界GDP第二，就想領導世界，那可以說物質上的準備都不足，還別說心理上的準備。當年美國即使在物質上已經準備好了，但是在心理上、政治手段上、國際政策上、資源配給上、資源部署上、國際關係調節上都沒做好準備。晚清時，西方列強國家進入中國，我們會有這個認識：美國是一個跟隨者和政策建議者，但並不是歐美國家的主導者。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來，美國並未準備做世界的領導者。而更為關鍵的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本來成立國際聯盟是威爾遜提出來的建議，後來各種因素竟然導致了美國的拒絕加入。歐洲國家實際上已經不足以用其物質財力來支撐國際聯盟。國際聯盟一成立，隨著美國的不加入、英國的主導，它已經是一個跛腳的國際聯盟。在歐洲，英法沒有能夠有效地阻止納粹德國的崛起。
但是，這個時候對美國的機緣來說，並不是最好的。"一戰"時，雖然美國遲遲介入，但最後成為戰爭的重要獲利方之一。而"一戰"之後，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擴大，隨著歐洲本身的分裂，在20來年之後又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戰""二戰"中損失最慘重的當然是歐洲大陸，因為主要戰場都在歐洲。"二戰"時，美國為了抗拒法西斯，結成了反法西斯同盟，這樣帶來了兩個後果。第一，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了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第二，引入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因素，造成戰後長達40多年的"冷戰"。
"二戰"結束以後，蘇聯的盟國或者衛星國多是經濟欠發達的國家，多是想以社會主義彎道超車而邁過卡夫丁峽谷的一些落後國家。1946年以後，正式開啟了"冷戰"，但是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在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實力對比還是不對稱的。美國在"二戰"以後開始主導新興的國際秩序。面對一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歐洲，"馬歇爾計劃"的實行可以說不僅更加夯實了美國在"二戰"後的戰場勝利，也夯實了美國在歐洲重建中的領導地位，直至今天歐洲的防務都還得由美國主導。
隨著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壘，一時半會兒並不能區分勝負，到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可以說是個重大的轉折。訴諸戰爭手段的話，估計後果會不堪設想;因而雙方開始談判，開始緩和，開始長期和平競爭，開始了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趨同的這樣一個歷史進程。而這個過程當中，出現了中國國際戰略的調整——毛澤東發現，同時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壘，對中國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因而，到1970年代初，開始打開向美國關閉了23年之久的大門。
這個時候可以說，美國社會迎來了內外部變化的重要歷史契機。從外部來講，雖然中國是跛腳的第三強國，但是由第三強國攜手第一強國美國來對付蘇聯，蘇聯可以說國力疲弱、篤定敗局。從遠期來看，內含了一個，或者預示了一個，美國成為世界單極國家、單一霸權的歷史前景。而一旦中國終結了癲狂的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十年動亂——官方的正式結論——這樣一層內亂終結，終歸要尋求發展;尋求發展，如果是在國力疲弱和工業發展又不均衡的蘇聯的基礎上就變得不可能，那麼要轉向美國。基本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也變成了美國社會變遷的一個重大因素。各位朋友要注意，我們這裡不是講美國是對中國的變化的影響因素，而是反過來講，中國將改革，這對美國來說是重大的社會因素。
隨著1989-1991年蘇聯東歐集團的垮台，美國可以說在面對"二戰"以後最重要的國際變局來作為國內要素。美國取得了全方位的勝利，這是一方面。蘇東的變局和中國的變局，推動美國要領導全球，而這是美國國家面臨的變化，可能是美國不堪重負的責任;因為如果哪一個國家想扛起全球的責任，這一定會擠壓著這個國家變形——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不是從美國帶動歐洲、亞洲、中國的發展的視角，而是相反，是從美國自"二戰"以後取得領袖地位，自1990年代取得絕對領導地位迄今30餘年，美國受到國際壓力的擠壓這一視角。
大家也知道，川普一上任就開始全面收縮。為什麼呢?因為外部壓力太大，美國用於國內整治的資源就嚴重不足;國內資源相對短缺的情況下，國內矛盾就會尖銳化。而這恰恰是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之後面對著的重大挑戰。對國內來講，工人階級運動，可以說在19世紀-20世紀上半葉如火如荼。這一段時間，美國共產黨在天才領袖福斯特的組織下搞得有聲有色，只不過他們對美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前景越來越失落，因此違憲展開了武裝暴動，最後讓美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運動陷入低潮。但是，美國的階級對立，以及在美國建國之初就有的族群對立日益凸顯，而這個凸顯的過程可以說比較漫長，一直到1960年代，因為相對緩和時期的出現。1968年的政治風暴預示著美國解決國內問題，在某方面失敗的局面，或者說不太成功的局面。那個時候的風暴，在5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釀成。黑人民權運動如火如荼，一直持續到今天;黑人民權的社會運動一直做得有聲有色。黑人平權可以說已經相當成功，直到最近，加州州議會決定，將向黑人賠償，以償付他們的祖先在販賣黑奴上、在對黑奴犯下的罪行上應付出的補償。美國在各種類型的工作機構里的種族名額配置上，傾向於黑人。一般人們了解的一個數據就是，美國10%的黑人有12%的工作機會安排，這勝於其他種族，比如說勝於華人。
在美國國內，可以說1968年的民權運動有兩個重大的變化。第一就是膚色、種族之間的關係有了結構性調整。"我有一個夢想"，馬丁·路德·金所代表的美國夢，要求的是"We the People"——就是制定憲法的主體"我們人民"——這個"人民"開始天經地義地包括黑人。而與此同時，第二個變化就是——美國工業化之後日益固化的社會階層，在1968年風暴之中就有建制派——在1968年運動的時候，建制派遭遇到了青年學生運動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挑戰。建制派，簡單地講有三個含義。第一，重視法條。第二，維持慣例。第三，利益均分制或者利益均沾制。1968年開始，亞文化群體——當然1968年主要是民權運動，是黑人針對白人社會建制，是青年學生針對既定社會體制的——開始成為美國社會一個極其重大的變化。
(四)第四次變遷
隨著1990年代外部壓力消解，美國可以說迎來了對社會結構或者國家結構而言，第四次結構性的重大變化。隨著全球化運動，隨著全球共識的興起，美國也就有所謂全球性政府的意味——就是超國家這樣一種建制興起，以至於美國政府可能具有了某種意義上的全球政府的理念，就像在歐盟，德國政府實際上已經不是單純德國選民的政府了，而是變成歐洲政府了，德國總理默克爾不是單純德國總理，而是變成歐洲總理。美國作為全球領袖，這個時候美國總統成了全球總統，美國建制派精英成了全球精英。這個時候，建制派雖然經過1968年以來持續不斷的社會運動的衝擊——比如說前幾年的占領華爾街，也類似於1968年非建制派對於建制派的衝擊——但不僅沒有被沖得稀里嘩啦、陣腳大亂，反而因為全球化的經濟和社會運動，讓自己組織得更為嚴密，而在利益的勾連上更為密切，在交易的機制上更為隱秘。這使得社會對建制派的反彈情緒日益強烈。
我們知道，這個時候美國真正面對的不是一個"我們人民"憲法主體能夠容納的問題，而是一個"我們人民"容納不下的問題，是"我們人民"可能分裂的問題。基本上可以說，一切欣賞建制或者程序化的人群，都欣賞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建制派一起擠壓非建制派，因為非建制派的行動不可預期——在某種意義上來講，這種不可預期就很可能讓美國社會的發展難以整合。
在某種意義上來講，非建制派對建制派的反抗，恰恰在某種意義上要恢復的是什麼?這裡我們就要講到了，保守主義的出台恰恰是要恢復美國憲法的原旨主義。所謂原旨主義是什麼?Originalism，跟原教旨主義不同。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那是一種宗教偏執，而原旨主義主要強調"我們人民"建構起來的美國究竟應當是一個什麼樣的美國。這樣的一個原旨主義立場，開始作為人們爭奪的一個最重要的美國的社會政治空間和精神空間。
進步主義強調"我們人民"的擴展性，保守主義強調的是"我們人民"應面對基督教信仰，面對憲法，捍衛人民利益，要有一個受到嚴格限制的聯邦政府、不可侵犯的州權，人民獲得充分保護——譬如說人民持槍權，反對政府的非法的統治乃至於鎮壓。這個時候，美國社會的裂變可以說是結構性的，所以我在《當代美國評論》已經發表過一篇文章——在美國選舉之前我就寫過一篇文章，叫《重構國家：川普理念的政治理論推定》。我說，川普本人不是一個政治理論家，而且他又不願意接受建制派、共和黨、保守主義的理論指引——比如《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是建制派保守主義的雜誌;有新興的保守主義雜誌，那就是《美國事務》(American Affairs)和《美國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
這個時候整個社會的裂變，促成了1980年代以來美國新興社會運動的一個政治合拍的歷史契機出現在我們面前。社會運動常常只是社會抗議運動，它需要政府回應而已。社會運動一旦在政治上合拍，它就要反映為，對美國裂變的社會中不同的社會政治訴求，美國高層社會在政治觀點上和政策立場上做出回饋。這個時候，可以說，在美國歷史上曾經非常缺乏意識形態闡述的政治理念都已經開始進入美國的精神場域——那就是社會主義。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華爾滋特曾經寫過一本非常有名的、斷定美國社會性質的書，叫《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他強調美國工業的發展，將美國工人高度組織起來，勞聯、產聯已經使工人的利益在工會組織當中得到了反映，而工會又跟國家有密切的關係——美國選總統不通過勞聯、產聯的認可，可能得票率都會受到影響——通過它們，美國就化解了像歐洲那樣、工會跟政府對著幹的危機，因而美國不會有社會主義。但隨著美國的發展，外部族群的進入越來越多——美國成為一個全球霸主國家，那麼全球各個國家、各個族群都要來享受美國在全球化發展當中作為世界領袖的發展成果。歷來作為世界領袖國家，尤其是1500年大航海時代以來作為現代化世界領袖的國家，都避免不了被全球分享——儘管規模、程度和數量有很大的區別。但是到美國成為世界領袖的時候，真正的全球運動使得市場化的風暴席捲了全球，因而全球流動第一次變得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