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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來客:有多少中共情報人員曾接受秘密訓練?

  風起雲湧

  蘇聯利用秘密戰線支援中共革命的設想,最初是由列寧提出的。1919年3月,俄共(布)全西伯利亞代表大會成立了「西伯利亞邊區委員會情報局」。1920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成立。

  1921年6月,共產國際成立國際聯絡局,專門負責領導地下秘密行動,尤其是「傳遞秘密情報、文件、訓令、材料、金錢,從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護送工作人員等」,同時,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在哈爾濱設立了駐滿洲聯絡處,一面協助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發展黨組織,一面構建經由東北聯通中國和蘇聯的地下秘密交通線。

  這條交通線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國際聯絡部派專人負責,在北京上海設有聯絡處,在東北的牡丹江、綏芬河、滿洲里、密山、博克圖等地都有地下交通站,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羅章龍等人參加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中共三大、六大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大會,都是經由這條路線往返。

  由於蘇聯在二十年代後期掌握了中東鐵路,從中國東北可直達蘇聯國內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甚至莫斯科,因此,東北的秘密交通線上,每月都有學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和海參崴列寧學校(當年還被稱為海參崴「中共黨校」)。在這些學生中,有不少後來被蘇聯培養成具有相當專業水平的情報人才。

情報人員負責傳遞消息,完成革命任務。圖源/電影《懸崖之上》劇照

  事實上,蘇聯培養中共情報人員的時間甚至早於1927年,這一年,共產國際正式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借調中共黨員參與組建情報組織。根據老人回憶,1921年開辦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作為訓練東方各國革命者的學校,專門設立了中國部,國人通常將其稱為「莫斯科東方大學」。日後發展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工農紅軍軍事學院也有「東方系」,這是蘇聯紅軍在1921年成立紅軍總部情報局,也就是日後的「格魯烏」。

莫斯科東方大學舊址。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上文提到的海參崴列寧學校背後,也是格魯烏。1929年,蘇聯海參崴列寧學校創辦,被稱為蘇聯遠東的 「中共黨校」。列寧學校的教育經費、教職員的工資和學生助學金,由蘇聯少數民族教育部資助。但海參崴列寧學校也負責培養軍事情報人員。

  九一八事變後,蘇聯紅軍總參情報局命令伯力遠東紅軍司令部第四科(情報科)在中國東北建立情報網,搜集日軍的軍事情報。情報網的主力人員,幾乎都是海參崴列寧學校的畢業生。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蘇東部主任的蘇子元作為三十年代重要的國際情報員,在1927年下半年被中共北滿地委書記吳麗石派往海參崴,與他同行的還有在東北一帶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高慶(清)友、白希清等5人。據老人回憶,海參崴列寧學校的情報訓練班由蘇聯紅軍教官任教,主要教授基本軍事常識、以及用於情報工作簡單 的地形地圖測繪方法等。經過三個月的訓練,蘇子元等人被派回國內從事情報工作,主要搜集東北軍閥和日本人在東北的情報,「在工作的指揮與管理,完全由蘇共負責。」蘇子元往來於東北各地與伯力之間,通過東北地方黨組織和以前的熟人關係,完成了任務,也積累了情報工作的經驗 。

1924年,蘇子元(前排右一)在「奉天」基督教青年會

  1929年9月,工作成績突出的蘇子元被蘇聯遠東紅軍司令部第四科(情報科)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莫斯科中山大學在1925年10月創辦時被命名為「中國勞動者中山大學」,1927年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在蘇子元老先生學習的班級里,教員由蘇聯人擔任,翻譯兼政治指導員是秦邦憲。由於蘇子元擁有較為豐富的情報工作經驗,又在海參崴接受過專門培訓,因此他在野營軍事學習的評比中,被認為擁有不亞於蘇聯紅軍中級指揮員的水準。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課程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實際上不能算做專業的情報人員訓練,更確切地說是將外國學員作為能夠熟練掌握地下工作所需技能的政治工作人員來培養。盛忠亮日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回憶,一般課程是語言課、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和軍事學,但對於按照情報人員培養的學生,「25% 的時間用於政治學習,15%的時間用於軍事政治學習,25%的時間用於戰術學習,30%的時間用於軍事技術的學習,5%的時間用於黨課」,重點學習的內容是武裝起義理論與實踐、瓦解資產階級武裝力量、戰術、游擊戰、巷戰、爆破及如何完全掌握輕武器和自動武器的保養和使用技術等。

  考慮到情報工作和地下工作的特殊性,莫斯科中山大學也會對學生進行某些特殊技能的培養。蘇聯在情報工作實踐中始終強調由情報人員單憑記憶記下秘密文件甚至是密碼本,藉此消除證據,降低暴露的風險。1924年5月,林育英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工運」骨幹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第二年7月,他回到國內參與領導上海工人運動。1935年11月,林育英化名張浩從蘇聯秘密回到中國 大陸蘇區,由於只能取道蒙古王公和國民黨統治地區,為了保密,林育英將共產國際七大文件與八一宣言的主要內容默記腦中,並準確記住了共產國際提供的全套密碼本!林育英二人乘騎駱駝,穿越蒙古大沙漠,到達寧夏銀川,由於湖北口音一度被國民黨巡邏部隊扣押,但最終抵達陝北瓦窯堡。

林育英。來源/網絡

  除了情報人員特有的強大記憶力外,蘇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等學校中,也很強調秘密工作紀律的培養,開設課程教授「如何介紹自己的履歷、姓名、工作地點;多嘴的害處;對本國、他國戰友的態度;如何通信;在公共場所的舉止;如何向醫生述說病情;個人物品的保管……」 「諜報工作與照相;街頭,室內,公共區照相;偶然照相等。」甚至專門編寫了《共產黨員面臨偵查和審判時應該怎麼辦》的教材。上文提到的林育英1930年在「滿洲省委書記」任上因被告密,在去撫順的火車上被日本特務機關逮捕,但他在法庭上死扛,在監獄內積極做同案人、尤其是動搖者的工作,使動搖者有所悔悟、否認原供。經過難友團結一致的鬥爭,同案34人,29人無罪釋放,只有林育英等五人判刑。九一八事變後,林育英於1932年春出獄。

  你來我往

  林育英出獄時,東北已經成為中蘇協同對日本開展情報戰的主戰場之一,在莫斯科等地培訓的中國學員開始大批回國。應該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蘇聯對中國情報人員的需求迅速提高。據蘇聯方面記錄,截至1928年,「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培養了1119人,中國部培養了462人,軍政特別班培養了687人。」1930年,蘇聯決定暫時關閉中山大學,蘇子元等中山大學學生只好轉入國際列寧學校中國部及其他學校繼續學習。據老戰友回憶,此時中國學生實際上僅剩下幾十人,被分為兩班,繼續利用原中山大學教室學習,蘇子元就是在此時認識了周保中。這批中國學員在蘇聯情報史中被稱為1933年「滿洲班」。

  1934年,莫斯科中山大學恢復辦學,其他諸如納里馬諾夫東方學院、列寧格勒東方現代語言學院、國際列寧學校中國部等都開始重視中國學員以及漢語、日語人才的培養。1936年,莫斯科中山大學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的報告中宣稱,自「1933年,從『滿洲班』開始的這個短暫時期,該校發展迅猛,已向中國國內派去19人」,「現在校學習的(中國學員)達70人,到1936年春天,應該接收入學的中國人達200人」。事實上,這一批中國學員從入學開始,學的就是情報工作訓練的「國際工作班」,後來統稱為莫斯科東方大學八分校。

  1931年,蘇子元正式轉為蘇共黨員,與負責電台報務的妻子朱紹華一起,回到哈爾濱開展情報工作,他的上級是蘇聯駐伯力遠東紅軍司令部情報科。蘇子元很快在齊齊哈爾建立了以「龍江醫院」為中心,輻射瀋陽、哈爾濱等大城市和靠近蘇聯邊境的扎賚諾爾、二卡及綏芬河等地的龐大情報交通網。在蘇子元等人的努力下,通往蘇聯的地下交通線也逐漸擴展到六條。1936年7月,蘇子元又接到格魯烏的命令,進入華北建立以北京為中心,輻射華北、內蒙古和東北南部的情報網,設在北京的無線電台負責與蘇聯紅軍伯力司令部聯繫。

  抗日戰爭期間,大批「國際工作班」的中國學員配備輕型武器和收發報機,在夜幕的掩護下,從黑龍江、烏蘇里江、圖們江對岸,向黑河、虎頭、琿春、以及綏芬河和東寧等五個方向,潛入日軍占領區。以牡丹江、哈爾濱為前沿,向長春、瀋陽,大連等縱深地區滲透。

  這一批中國情報人員攜帶的輕武器大部分是蘇聯紅軍從各種渠道繳獲的日制武器,這也是為了避免情報人員被捕後,暴露其受到蘇聯訓練和指揮的情況。蘇聯方面認為這樣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刺激」日本。據日偽檔案《三江省警務廳關於射殺前東北抗日聯軍總指揮趙尚志的情況報告》(1942年2月19日三警特秘第1044號)中記載,趙尚志犧牲時便攜帶「三八槍二隻(御紋章已磨掉)」,是蘇聯轉交給抗聯的繳獲日制武器。

趙尚志。來源/紀錄片《國家記憶》截圖

  潛回東北的中國情報人員在抗戰期間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獲得了有關虎頭要塞的情報。1942年11月,留蘇歸來、在延安接受培訓後回到東北的劉祥,接觸過一位從虎頭要塞逃出的中國勞工。從這位勞工口中,劉祥掌握了有關虎頭要塞的第一手資料。11月19日,劉祥與另一位曾在蘇聯受訓的情報人員王勇義一起進入虎頭,與當地的地下交通員接頭。在劉祥之前,蘇聯情報部門了解到,日軍從1934年開始在中蘇邊境建立了一系列「特別警戒區」,並秘密進行著軍事工程建設。蘇聯紅軍雖然知道日本人在自己眼皮底下經營著一座「東方馬奇諾防線」,但苦於日軍對任何敢於接近特別警戒區的人員採取肉體消滅的殘忍保密手段,以至蘇聯情報機關始終無法掌握要塞的情況。

侵華日軍要塞分布圖(紅燈閃爍處為虎頭要塞)。來源/網絡

  劉祥和王勇義卻利用糧食商人的掩護身份,駕駛馬車進入虎頭要塞附近的7個作業點。1943年2月3日,中國情報人員向蘇聯遠東情報機關發出警報:「日軍在中國虎頭地區建設一座正面寬達12千米,縱深6千米,配屬守備部隊兵員近12000人,裝備有400毫米遠程火炮的要塞群,要塞的火炮可覆蓋蘇聯紅軍設在國境線淺縱深區域內的機場、鐵路、橋樑和其他重要設施。」由於虎頭要塞相關情報過於重要,蘇聯情報機關在2月6日便下令,劉祥和王勇義儘快偷越國境,進入蘇聯報告相關情況。

  除了在東北工作的情報人員,還有一些從蘇聯培訓歸來的中國情報人員進入了中央社會部系統,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抵禦敵方間諜的「秘密盾牌」。

  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方面一度宣揚,毛澤東身邊有蘇聯特工保護。這實際上是蔣介石的奉化籍侍衛們以訛傳訛的結果。當時,蔣介石的侍衛了解到,毛澤東警衛秘書陳振東和另一位警衛蔣澤民都出身東北抗聯,便推測這二人應該在蘇聯學習過,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個推測是由蔣介石侍從室系統中最優秀的老資格情報專家唐縱做出的。

  事實上,陳振東和蔣澤民還真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滿洲班」的同學,但陳振東實際上是中央社會部三室主任陳龍的化名。在毛澤東抵達重慶時,蔣澤民正在給周恩來當副官。

  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離開重慶返回延安時,在重慶九龍坡機場同張瀾(左一)、張治中(右二)、邵力子(左二)及其夫人傅學文(左三)、郭沫若(邵力子身後)的合影,毛澤東身後戴禮帽者為蔣澤民

  陳龍的履歷更為驚人,原名劉漢興的他,在東北抗聯時期曾給金日成當過參謀長。從蘇聯回到延安後,陳振東先後在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游擊作戰戰術,1939年2月調入中央社會部,擔任治安科長,一直肩負在邊區反奸防特、保衛黨中央及領導人的重要任務。

  1945年8月28日在延安機場,自左至右:張治中、毛澤東、赫爾利、周恩來、王若飛、胡喬木、陳龍

  水土不服

  蘇聯培養出來的陳龍,是否是中國共產黨情報系統的老師呢?實際上,陳龍是在延安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棗園訓練班第四期接受了培訓之後,才正式進入社會部。

  直至抗戰爆發後,中共仍然將陝甘寧邊區保全處執行部長、延安市警局局長這樣在情報和保衛領域功績突出的人員送往蘇聯接受專業化訓練。

  但是,如果單純討論秘密工作的經驗,蘇聯的特工前輩們雖然曾跟沙俄的秘密警察打過交道,但與從大革命失敗開始就在白區刀山火海中潛伏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相比,經驗方面稍顯欠缺。在與日本及國民黨的情報戰中也屢屢碰壁。更重要的是,蘇聯情報機關從創立之初便重視黨內肅反,一方面造成情報機關人員減員,另一方面造成了情報機關與黨的其他部門之間產生隔閡。

電影《懸崖之上》劇照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的情報系統,在抗戰期間逐漸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論體系。1939年1月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成立了「防共會」,確立了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並把堅持抗戰的內涵解釋為「恢復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陝西省委向中央請示,中共中央就此發出五四指示,提出新的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這個方針,又成為全黨秘密工作的指導方針。

  如「東北留日青年救亡會」作為晉察冀社會部掌握的中共外圍組織,在淪陷區活動了8年,發展了70多位幹部,分別掌握了龐大情報網絡,成員中不乏張景惠子侄這樣的偽滿高層子弟。這70多人中,約1/4成為中共黨員,有60多人完整隱蔽地戰鬥,直到日本投降也沒有暴露。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建立了多個情報學校,既吸收了蘇聯教官,還對蘇聯歸來的中國情報人員進行再培訓。無論抗戰時期還是解放戰爭時期,我們自行培養的情報人員在秘密戰線均表現出色。1948年,中共中央進駐西柏坡後,還在距西柏坡5千米的黃泥村建立了「情報、保衛、公安人員訓練班」,繼續為革命勝利和接管大城市培養情報、保衛幹部。

  在這所培養了日後公安部「一百單八將」的學校里,已經看不到蘇聯歸來情報人員的身影了。

 

責任編輯: 葉淨寒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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