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拙文有網友留言，對北大「號稱是中國哈佛」提出異議，說北大建於1898年今年才120周年，哈佛大學建於1636年已經382年，難以比擬。
歷史積累固然往往是一所大學的名聲與水平的基準之一，但並不盡然。1919年，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到中國，目睹了五四運動全過程，了解北大的角色後，他感慨地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他在就職演講中說：「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他「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使北大自然而然地成為新思潮旋風中心。在這裡，有胡適、錢玄同等提倡白話文學，也有黃侃、劉師培等維護文言文學；胡適與梁漱溟對孔子的看法不同，可以各開一課；王寵惠信奉三民主義，李大釗、陳獨秀信奉共產主義，李石曾信奉無政府主義，蔡元培也毫不干涉。當時社會有多少學派，北大師生中就有多少學派。
蔡元培塑造了北大精神：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於是北大人才輩出，學術碩果纍纍。北大也成為全國新文化運動陣地和學術之中心，如杜威所說「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
蔡元培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
大學應該是科學發展的火車頭，文化創新的發源地，思想碰撞的自由港，社會良知的大本營。儘管不少成功人士沒有完成大學課程，但大學在思想自由和創新方面，引領社會和時代。
蔡元培之後，民國時期將西方的大學模式傳入中國，還有八位為中國近代教育奠定基礎的大學校長，包括蔣夢麟、胡適、張伯苓、梅貽琦等，他們的文章、教育理念，他們的人格、見識、學養，引領社會，留下典範。可惜，這一切，在中共建政後，都一掃而空。北大紅樓今猶在，世間再無蔡元培。大學已非育人而是制器——製造黨的特別工具。北大校長公開發文貶低焦慮與質疑的價值、扼殺批判思維。若說大學仍是社會思潮引領者的話，那是引向假話時代，引向絕對服從的奴隸社會。香港現時是亦步亦趨。
1905年，孫中山在倫敦拜訪晚清的西學先驅者嚴復。嚴復說：「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對此，孫中山的回應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
經百多年革命實踐，害之存於甲者竟百倍見於乙，世人應該認識到：還是嚴復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