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傳》疏引徐邈說：有死者曰大飢，無死者曰大餓。看來「飢」比「餓」要厲害，故有「大饑荒」一說。
我的前半生，或者說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飢餓一直伴隨著我，成為我永久的記憶。如今我老了身軀依然消瘦，除了遺傳，可能與飢餓年代先天營養不足有關。
1959年到1960年的飢餓，是令人恐懼的！
本來1959年沿淮地區收成很好，至少那年秋糧豐收，紅薯個頭很大，秋收之後，還可以隨便在地里刨出粗放收穫之後遺留下來的大個兒紅薯。但是不知為什麼，還沒到冬天，村里食堂就差不多斷炊了，偶爾通知打飯，打回來的紅薯稀飯或菜糊湯稀得可以照見人影，就這一口人也分不到兩碗。後來知道，這是因為安徽刮「共產風」，虛報浮誇現象嚴重。
當年生產隊收的糧食絕大部分上繳還無法完成國家徵購任務，於是一級壓一級，大隊甚至派出民兵到各家各戶搜繳社員私藏的用來活命的零星糧食。我清楚地記得，一天大隊長帶著幾個民兵把本院大哥（堂兄）、大嫂藏在糞堆里密封的一小罐高粱搜走時，雙目失明的大嫂在地上爬著、哭著哀求的聲音讓人心碎！十幾天後，大哥、大嫂相繼餓死。
大哥與我父親同歲，叫我父親小答。大嫂早年即雙目失明。夫婦倆一生吃齋行善念經，平日連一隻螞蟻也不忍傷害，竟然就這樣雙雙餓死在家裡，至今想起仍讓人痛徹心扉！
後來，東院四哥（堂兄）家也被查抄，搜走了一小袋糧食，四哥拼死護糧，被幾個民兵打倒在地半天爬不起來。不久，四嫂和四大娘也先後餓死。（據現在公開的材料知道，其實大隊幹部也很無奈，如果他們無法按照上邊規定交糧，便會在公社會上挨批鬥，公社完不成任務公社領導會被縣上批鬥，以此類推……）
1960年初春，收養我的哥嫂（堂兄堂嫂）家裡沒有一粒糧了，只能把原先餵羊的紅薯藤、玉米芯切碎磨成面熬成稀湯度日。至於羊、雞等家畜家禽，早就殺吃了。一段時間，連紅薯藤面也沒有了。只能到外面剝榆樹皮（樹還沒有發芽）、到溝邊挖茅草根，回來剁碎了煮著吃，甚至連枕頭裡的蕎麥皮、高粱殼都被吃光了。最小的侄女才兩歲，無力外出找吃的，餓得皮包骨，整天趴在門口站不起來。家裡人都覺得她可能活不過幾天了。
餓，真餓！整天都餓！
大人們說「人是一盤磨，睡倒就不餓。」可躺到床上卻睡不著，夢中還是餓，餓得逮住什麼吃什麼。餓醒了，發現嘴裡緊緊咬住的是冰涼的被角。
那時嫂嫂隔三差五天黑後很晚去食堂幹活，給開會的社隊幹部做點吃的，偶爾能帶回來一塊或半塊自己捨不得吃的熱紅薯。有時我睡到半夜，正做著吃什麼的夢，突然耳畔傳來嫂嫂輕輕的呼喚：「醒醒，給。」
一睜眼，嫂嫂塞到我手裡一小塊熱紅薯（有時只有一口），當然家裡所有人都有一份。真香啊！我後來無論走到哪裡，都覺得紅薯真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了！也許就是這樣隔三差五能吃到一口熱紅薯，才使我和幾個侄兒侄女沒有餓死，終於熬過了1960年初春那極度飢餓的日子。
後來想想，幸虧父親1959年春去世走了。否則，一位重病的父親拖著一個13歲的孩子，無論如何也無法挺過1960年這一關，只能雙雙餓死。如今劫後餘生，也算是上蒼對我還是有些憐惜吧！父母親在天之靈，也會略微得到點寬慰，畢竟他們的四個孩子中終歸有一個倖存了下來……
現在的人很難理解大活人怎麼會輕易餓死。確實，人從飢餓到餓死是一個慢性折磨過程。從無食可吃到尋找一切可吃的東西填肚子，長達數月的營養不良，人會骨瘦如柴，此為第一階段。如再無法補充營養，人會隨時浮腫，此為第二階段，這時只要進食，仍可活命。人在浮腫期間已極度虛弱，外出主動找東西吃的能力大大降低。如在一段時間內仍無食可吃，很快會脫水消瘦，成為乾屍狀，此為第三階段。乾屍階段即使有東西吃也已不能吸收，必死無疑：有可能一跤摔倒後死亡，也可能睡著便醒不過來了。我的大哥大嫂都是睡在床上死去的。
1960年秋季我考入初中，現在想想在那樣極端困苦的條件下，哥嫂能讓我繼續求學，此恩重於山！直至1963年初中畢業，甚至接下來到師範上學，因學生糧食定量不足帶來的長期飢餓仍然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切身感受，能在飽受飢餓折磨的境況下完成學業，真是對人意志的一大考驗！
記不准當時初中生每月糧食定量具體是多少，也就是20多斤吧，而且多是粗糧，有時還用新鮮紅薯替代主食（可能是3至4斤鮮紅薯頂1斤糧食）。每天早晚飯吃稀的，多為稀飯或者菜糊湯。每班一大木桶，一人掌勺，每人可分到2至3碗（吃飯速度快的能輪到盛第三碗，吃飯速度慢的只能吃兩碗），也就吃個半飽吧。
午飯吃乾的，每人一個饅頭或一個窩窩頭，偶爾可以吃半碗米飯。每人半碗蔬菜基本上也就是水煮菜，少油寡味。飯後兩個小時也就是兩節課後，肚子便餓得咕咕叫。下午課外活動時間，不少同學會悄悄地溜到學校已經收穫完畢的菜地里刨出遺留在土裡的菜根洗洗或剝去外皮生吃充飢。
記得入學不久，二年級有一個男生打賭說，他一頓能吃18碗菜糊湯。班上有幾個同學不信，豁出自己餓一頓，也要賭一下看那個同學能不能吃18碗，結果吃到12碗後再也吃不下去了——12碗！現在想來，真夠恐怖的了！
學校食堂吃不飽，家裡條件好些的同學每周都會帶一些干饃、炒麵等乾糧補充，或者帶些生紅薯、生米交由學校食堂代為蒸熟，一般是上午課間休息時將生紅薯或添上水的米飯碗放到學校食堂指定的蒸籠里，食堂中午蒸饃或蒸飯時會順帶將這籠紅薯、米飯蒸熟。由於哥嫂家人口多、勞動力少，分的口糧不夠吃，我根本不敢奢望從家裡帶乾糧到學校，餓了只能硬撐著。每當在宿舍里見到別的同學拿出乾糧吃時，我便自覺迴避，躲到外面看書。
1961年春，師生中不少人患了浮腫病，就是因長期飢餓造成的水腫病。經校醫確診後，可領取營養票，每天晚飯後憑票在學校教工食堂領取一碗很稀的豆漿，據說效果不錯。當年我雖然很瘦弱，卻並沒有患浮腫病，無緣領取營養票，但有幸喝了幾口本班一位患病同學領回來的豆漿，味道真香！
如果說初中三年是「飢餓難耐」，1963年之後的中師幾年以及參加工作之後的最初幾年可算是「持續慢性飢餓」。
我就讀的師範學校離家100多里，步行得兩天。中師4年（因文革延期分配1年）基本上只能靠吃學校食堂維持生存和學業。師範生每月糧食定量30斤，伙食費8.8元，分配到每一頓飯大概是3兩糧9分錢，和初中伙食相比也好不了多少。況且我上師範那年是16歲，正是身體發育期，飢餓感絲毫不遜於初中時期。
與整日飢腸轆轆的肌體痛苦相比，青春期男女同學因飢餓產生的尷尬至今想起來仍覺得無地自容！
師範時期與初中不同的是按照8人一組就餐，每餐由1人輪流掌勺分飯。早晚飯一般是稀飯或湯麵條，8人1小桶，大約也是每人兩碗。掌勺人分飯既要考慮分量均勻，又要不停地攪動以保證稀稠均勻。但不規則粘稠流體力學有時會跟人開玩笑，攪動之後一勺下去，往往還是稀稠不均。掌勺人儘量把稠的分給別人，稀的倒在自己碗內。
假如反過來，掌勺人自己撈稠的，給別人分稀的，不僅會被別人看不起，也會讓自己良心不安。個別同學可能確實難以忍受飢餓的折磨，借掌勺之機揩油，結果在班上留下了不好的名聲。
尤其令人尷尬的是分米飯，8人一小盆，是那種淺淺的像碟子似的小瓷盆，在蒸鍋里蒸熟。值日同學端來這盆飯，左右前後端詳仔細，用一根筷子找准圓心點一下，再用學過的幾何原理劃出四條過圓心直徑以八等份圓，然後每人從盆里撥出一份45度角的扇形米飯。先撥還是後撥，是個問題——先撥，貪心的人會挖別人的牆角，最後撥可以清掃殘餘，此類占便宜的小伎倆都為人所不齒。
可飢餓卻又是一種殘酷的存在，抵禦不住食物的誘惑，實在是一種本能，無可指責；而能抵禦食物的誘惑，餓其肌膚，苦其心志，也是一種修行。
十六七歲、十七八歲正值青春期，可飢餓年代的我們似乎難言青春。女同學例假不正常，男同學很少做那種夢，這與生理學課上學的對不上號。但青春期男女同學之間仍有彼此交往的渴望，由於受到當時嚴苛的校紀校規約束，彼此有話要說，多在私下傳遞，豈料自以為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實際上卻早在「組織」的掌控之中。
二年級時，一位擔任班幹部的女同學出於對我的關心，在我的周記里夾了一張紙條，提醒我要注意搞好和班主任的關係，令我感動不已。要知道，那時我是典型的鄉下窮孩子形象，身材矮小，瘦骨嶙峋，衣衫襤褸，餓不死，活著已是大幸，哪裡會想到還會有人關心我！平日除了用刻苦學習抵抗飢餓，別無奢望。但突然得到一位家庭出身不好卻長相俊美的異性同學的關心，還是令我那死寂的情竇被打開了，此後用地下傳書形式交流幾次，隱隱覺得這似乎是一個「保爾和冬妮婭」的浪漫故事。
當有一天我從她遞給我的周記里收到她省吃儉用的5塊錢，我內心的震撼無法言說！我知道，她是在鼓勵我刻苦學習，爭取保送上大學（她因出身不好，對此早已絕望）。我在新華書店逛了半天，買了兩本文學書。回到學校門口，看到提著籃子賣熱紅薯的農民。以前我都是克制自己，扭頭走過，努力抵禦紅薯熱香的誘惑。可這天摸摸兜里剩下的一塊多錢，終於向飢餓投降了，小偷似地買了一個熱紅薯，狼吞虎咽吃下肚。事後沒有品嘗到紅薯的熱香，而是滿肚子的後悔。
以後每次見到她從對面走過，我都羞於抬頭看她。畢業前夕我終於獲得推薦保送上大學的機會。然而不久風雲突變，文革爆發，大學夢碎。在文革初期的校內運動中，先是她被貼大字報批判，後來我也被校團委書記找去，交代和她交往的過程——飢餓年代這段朦朦朧朧的情感最終以悲劇收場！
一年之後，我在分配志願書上果斷地填上「西安」，決絕地告別了飢餓的故鄉和讓我斷腸落魂的蒙師！但飢餓仍如影隨形地跟著我！
1967年剛參加工作仍算是實習期，只能領取中師畢業生的實習工資，月薪為8類工資區34元，這點錢雖說比學生時期8塊8的助學金多了，但對於已經成為獨立社會人的我們來說，還是太少了，連保證溫飽都有點困難。每月幾乎都堅持不到月底錢就花光了。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這樣的實習工資一拿就是5年，直到1972年中央才下文件，讓所有文革初期畢業的大中專畢業生正式「轉正」——中專實習工資8類區為43.5元。可憐！我們這批人普遍成家很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年的薪俸太少，自己溫飽尚且難保，哪有餘錢養家？
領到工資後的第一需求是吃飯，原先確定的「參加工作後一定要吃飽飯」這一基本要求還真是一個很難真正達到的目標。首先，收入太低，對於參加工作時一窮二白的我們，除去生活必需品的最低限度添置，每月即使拿出工資的一半即17元用於吃飯，每天還不足6毛錢，也就是說一頓飯不能超過兩毛錢；其次是糧食定量有限，教師屬於腦力勞動者，每月糧食定量30斤，每天不足一斤（一年365天定量360斤）。就算按一斤計算，早中晚三頓飯只能這樣分配，早餐2兩（或3兩），中餐4兩，晚餐4兩（或3兩）。此外，每月定量食油也只有4兩，肉半斤。因油水缺乏，愈加覺得那三四兩糧食難以填飽肚皮。
由於學校單身教工人數少，頭一學期沒有職工食堂，我們是到距離學校大約要走15分鐘路程的寶雞車站鐵路職工食堂就餐。每月買了飯菜票後先是按照粗細糧搭配、主副食搭配分成30或31份（大月），早餐一碗稀飯，2兩發糕（粗糧），兩分錢鹹菜；中餐四兩米飯或一個饅頭、一塊發糕，一毛或一毛五分錢的菜；晚餐一碗稀飯，一個饅頭，一毛或五分錢的菜。5分錢一份的菜都是素菜，一毛錢的菜偶爾有少許肉丁或肉片，超過兩毛錢的肉菜或燒魚塊算是很奢侈的了，因為還要配上油票。一般一周可以吃一次紅燒肉或燒魚塊。記得許多時候，吃完飯走回學校，覺得肚子又餓了，只能忍著。
後來經過別人的介紹，我們逐漸找到了兩種「找食」充飢的門道。一是混進火車站台，在客車進站時冒充旅客排隊購買車站售貨車出售的燒餅，一次限購6隻燒餅，5分錢一隻，共3角錢（勿需糧票）。有時售貨員要求出示車票，我們無票，只好悻悻退出隊伍，再到另一個售貨車前排隊。這6隻燒餅雖然還談不上可以飽吃一頓，總算可以夠勉強維持一天的能量補充，減緩飢餓感。二是到坡下街上國營第一食堂買議價饅頭，即不要糧票的饅頭，9分錢一個（二兩），比要糧票的饅頭貴4分錢，麵粉也要黑一些。
儘管有上述兩個渠道可以買到不要糧票的燒餅、饅頭，用以填充飢餓的腸胃，但畢竟還是不能每天如此奢侈，因為買了飯票後剩餘的10多元錢還要買點急用的衣物和生活用品，不可能吃光喝淨。有一個星期天我和同時分來的一位同學打掃室內衛生收拾衣物時，意外地找到了兩斤6兩糧票，當即決定上街進飯館用這些糧票飽餐一頓——到街上第一食堂吃餃子。
在售票窗口被查出其中有一兩陝西地方糧票已經過期，只有兩斤半糧票可用。一兩糧票6個餃子，一共可買150個餃子，五大盤。熱騰騰的餃子端上來，我們倆風捲殘雲、狼吞虎咽，不一會五盤餃子便一掃而光。拍拍肚子，似覺意猶未盡，於是每人又要了一碗餃子湯，咕嘟咕嘟，一飲而盡。這才覺得真的飽了。
在火車站職工食堂就餐，雨雪天往返很不方便。第二年（1968年）春天開學時，學校辦起了單身職工食堂，有10來個人上灶。由被打倒的原校長管伙食，也算是給無所事事的「走資派」找個事做。請了教師家屬做飯。雖然勿須像從前那樣吃頓飯還要長途奔波，但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糧油定量不變，每頓飯仍然吃不飽，飢餓如舊。解決之道仍如前述兩途：隔三差五到車站站台買燒餅或到街上食堂買議價饃。這樣的狀況斷斷續續持續了10來年，直到改革開放、自由市場放開之後，才總算告別了飢餓。
青少年時代常年忍飢挨餓的體驗在我腦海里留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或者說留下了明顯的後遺症。至今我做飯時總是寧多勿少，寧稠勿稀，那是餓怕了，生怕不夠吃再餓肚子，結果常常剩飯。老伴埋怨我「眼大肚子小」！這些年我吃過不少雞鴨魚肉甚至山珍海味，也吃過西餐牛排沙拉，可最讓我難以割捨的還是蒸紅薯、稀飯、糊塗麵條這老三樣。三天不吃這三樣食品，腸胃就覺得不舒服，吃再好的東西也沒有胃口。唉！這是餓出來的窮命！我的願望，將來老到臥床不能動了，能給我吃上蒸紅薯、稀飯、糊塗麵條，我也就滿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