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當上皇帝之後就對元朝的覆滅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認為元朝顛覆的最大禍首在於法度的鬆弛，「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動。」
因此在建國之初朱元璋就宣布「如今要平立法禁，凡遇官吏貪污蠢害百姓的，決不寬恕」。
他在對建文帝的教導中也說到自己處於亂世，不得不用重法，尤其對於官員，採取重罰，以治貪腐。
朱元璋在開國不久就發動四大案，殺死官員及家屬十幾萬人，殺的是人頭滾滾，官不聊生。
朱元璋對腐敗恨之入骨，《大明律》規定官吏貪贓超過六十兩的就要梟首示眾，其刑罰之重歷史罕見。
如果地方官員依仗權力欺壓危害百姓，當地民眾可以把這些官員捆綁赴京陳訴，形成了百姓對官員貪腐的控制。
與唐律和其他時期的律法相比，明律對官吏犯罪的懲治要嚴得多，因為很小的過錯而株連全族的案件經常發生，使得官員們人人自危，以至「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
「重典治吏」還表現在刑制繁酷上，明律公開規定，對謀反及謀大逆等嚴重犯罪，適用凌遲之刑。對於凌遲刑，中國的隋、唐、宋時期只有宋代有過運用的記錄，但也沒有被正式載入法典。
明律的這一規定也使得官吏在對國家的統治上不敢有任何怨言，不敢有任何反抗行為。
同時明律中的罪名也增加了許多，如「奸黨罪」、「交接近侍官員罪」、「上言大臣德政罪」等，這些都體現了明律對官吏的治理達到了極為嚴厲的程度。
不但犯罪起點低，還動用了各種刑法，包括剝皮楦草，擺在衙門前示眾，凌遲、閹割，剁手、挑筋。
凡有賄案發生，必定順藤摸瓜、斬盡殺絕：不避皇親國戚，凡皇族貪贓，量刑尤重」。
老朱「手狠心毒」，見貪就殺，可是殺完一批，又來一批。
朱元璋急眼了，他不明白，這些飽讀詩書的官吏們，以所謂「朝聞道，夕死可也」為人生信條，卻在當官之後成了「朝獲派，夕腐敗」的反面典型。老朱就納悶了：「我想殺貪官污吏，沒想到早上殺，晚上你們又犯。
這到底是為什麼?
1983年，中國發動了嚴打，死刑覆核權下放到基層法院。
高法、高檢和公安部於1983年8月16日發出通知，規定：「在當前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這段期間，中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決定把某些屬於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應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審普通刑事案件，交由基層人民法院審判。」
「嚴打」啟動後，從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接連開展了三大戰役。
（一）第一戰役
從8月上旬開始到12月結束，「嚴打」第一戰役的第一仗，全國共收容審查、勞教、拘留、逮捕108.29萬人，處決了數萬名罪犯。各大城市註銷了一批犯罪分子的戶口，向青海、新疆等地送去5000多名勞改犯和勞教人員。
第一仗結束後，稍事休整，年底又打第二仗，到1984年3月底告一段落，共收捕各類違法犯罪分子27.24萬名。
1984年5月至7月底，除西藏外，陸續開始了第一戰役第三仗。全國共收捕人犯20.23萬名。
（二）第二戰役
「嚴打」第二戰役第一仗自1984年8月31日全面展開。9月10日夜至14日凌晨集中搜捕，三天內共抓獲流竄犯與嫌疑人6萬餘名。這一仗，全國共抓獲各類人犯12.16萬人。
從1984年12月5日起，陸續展開「嚴打」第二戰役第二仗，至1985年2月17日基本結束。共逮捕各類犯罪分子3.19萬多人，收容審查1.76萬人。
從1985年3月下旬到7月底，除西藏外，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均開展了「嚴打」第二戰役第三仗，共抓獲各類犯罪分子2.85萬人。
（三）第三戰役
從1986年2月至1987年1月，開展「嚴打」第三戰役。全國共逮捕刑事犯罪分子34萬名,勞動教養7.6萬名,少年收容教養4458名。
「嚴打」前的1982年，全國公安機關刑事案件立案總數為74.8萬餘起，1983年的刑事立案數下降為61萬餘起（請注意：僅在三個月內就拘捕108萬餘人，大大超過了全年的刑事立案數）。
同期還出台了一個《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要求速判快殺。
該《決定》竟將「主要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和「應當判處死刑」作為「迅速審判」的前提，這就把本末倒置了。在案件尚未送交法院之前，就已內定了「應當判處死刑」。
「嚴打」期間，根據高法、高檢、公安部、司法部1983年8月28日的聯合《通知》，將正在服刑的罪犯拉出一批改判死刑。
1983年「嚴打」時，有這樣一句口號：「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
在嚴打的第一階段逮捕102.7萬人，判死刑的2.4萬人。
這個數字有多驚人，對比下美國就知道了。
1983年，美國執行死刑的人數是5個人，近四十年中當年最多執行死刑的人數為98人。
1983年「嚴打」行動，有的亂搞男女關係的人就是按流氓罪從重被判了死刑。還有的只搶了一點點東西甚至只是一頂軍帽就被槍斃了。
1983年啟動的「嚴打」，接連發動了三個戰役，持續三年，後來並沒有宣布結束。1990年和1996年又發動了兩次「嚴打」，前後延續了十餘年。
但經歷過十餘年的嚴打，效果如何呢？
據官方通報：
1996至1997兩年的嚴打期間，我國警察隊伍總計打掉了各種犯罪團伙9萬多個，各種犯罪分子42萬多人，其中30多萬人被判刑。其中，26萬多人被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我國公安機關的立案數量下降了5.4%，重大案件的立案數量下降了1.7%，實現了49年以來立案總數和重大案件的雙下降。
以上通報告訴我們，1997年第一次出現立案總數和重大案件的雙下降，過往可能有立案總數下降，但重大案件不一定下降。而重大案件立案數量下降的幅度僅為1.17%。
那嚴打過後的成績如何呢，1989年，刑事立案數量即為1983年的三倍之多。
而到了2005年，公安機關的刑事立案數達到464.8萬餘起，是1982年的6倍多、1983年的7倍多。嚴重的刑事犯罪並沒有被壓下去，反而急劇增長。
而這個數據是公安部公布的，他是這麼說的：
去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各類刑事案件464.8萬起，比前年下降1.5%，這是自2002年以來刑事立案數首次出現回落。2005年屬於「兩搶一盜」侵犯人民群眾財產犯罪案件多達300多萬起，占全部刑事案件的八成。
在二十一世紀初後發生的惡性案件，較之「嚴打」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情節也更為惡劣。
這之後，基本上沒有搞過這種大規模運動式的嚴打了，對死刑採取了慎殺少殺的政策，死刑覆核權也交回最高法院了。
而在去年，公安部出通報了：
李國忠通報，截至2020年，全國刑事案件立案總量已連續5年下降，八類主要刑事案件數和查處治安案件數連續6年下降。
嚴刑酷法就能威懾犯罪，真的嗎？
我支持死刑，但我的理由是基於權利，而非基於威懾。
威懾論者其實是比廢死運動更為錯誤的觀念，因為威懾論是一切濫殺濫捕的思想根源。
宣傳廢死的起碼重視生命，而試圖用強有力的威懾來對付犯罪的人，有時不把人命當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