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本文節選自《鄉下人:沈從文與近代中國》一書的序言部分。
乘著桃源划子那樣的小舟,由常德轉走沅水,舟中僅竹簡、絹筆、玉劍及手編的楚國憲法。兩千年前,逐臣屈原和他的新法就這樣消逝了。沈從文說,沿江可見娛神歌呼與火光,岸上是《長河》中的紅色橘林,於是有《橘頌》傳世。湘西,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道橘紅傷疤。
沈從文在長達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輩子,20歲以前生活在邊城的土地上,之後是生活在對這片土地的印象里。
這本書中的「鄉下人」是一個感通人物與人性的媒介性概念,沒有任何蔑視意味。它標識出一種地域性(湘西)的身份(苗民),可以理解為與不斷變化的「城裡人」相對應的概念。沈從文常說,自己為鄉下人身份而感動,他們老實淳樸,待人熱忱而少機心,比大都市中人更可信賴。南朝詩人謝莊《懷園引》詩曰:「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瑟楚山寒。歲去冰未已,春來雁不還。」這寒意是南渡之人的懷鄉之情(nostalgia),也是一種心靈溫度。楚地苦寒,火麻草、虎耳草、斷腸草有毒,「條條蛇都咬人」。湘西山高水急,林密霧多,浸潤遊俠精神與傳奇志怪氣氛。湘西亦多味,「有桃花處必有人家,有人家處必可沽酒」。人人潔身守法,像苗人水手的「原人性情」,「老實、忠厚、純樸、戇直」。木竹環伺的鄉里村寨,山歌餵養的靈魂,黃泥的牆,烏黑的瓦,輪迴的水車,便是沈從文的鄉下人世界。
沈從文在作品中與家鄉父老秉燭夜談,在水邊,在船上或在爐火的微光里有人生可憫、人世可親的字句,想像力也燃燒起來。他的寂寞像是在給什麼東西下跪,落在紙上時是與人世共苦樂的挺拔樣子。與鄉下人共苦樂,是沈從文做小說的一份誠意。
記憶,往往寄居在智力之外的某個地方,要經過細節的喚醒才好識別。在荷馬的世界裡,「忘記」是生命中最負面的動詞,奧德修斯的意義,是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保存記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教授為沈從文傳記取的英文名字是「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在方便英語讀者理解的同時,意在渲染沈從文的「史詩」性。奧德賽,意指旅程,而奧德修斯無論曾經代表什麼,他首先是個敏感而痛苦的人。沈從文與奧德修斯都歷經漫長的山水險途,他們的得救方式是藉助旅程,通過讓他人揭開自己身上的秘密來重拾記憶。
沈從文的湘西敘事不是歷史的憂鬱碎屑,而是一種「液體性」的智慧,是理解中國的一種方法。他所寫的故事,多數是水邊的故事。他最滿意的故事,也是水邊的故事,像《邊城》《長河》《小砦》《三三》《黑夜》,或者是船上的故事,如《丈夫》《船上岸上》《湘西》《湘行散記》。水之於人,總是意指著某種原初的狀態。詩人克洛代爾說,人內心所渴望的一切都能還原為水的形象。作為一種通用的介質,水,是寂寞,是自由,有時,深暗的水(黃泉)還帶來死亡的教誨。沈從文或許是那個時代親歷可怕現場最多的作家,他講述了許多有關愛、激情和死亡的故事,卻幾乎與宗教無涉,這是一種厲害之至的寫法。
死亡將生命一劈為二。死亡既是命運,也是一份厚禮,它的絕對性讓人肅穆起來。死是人類共有的處境,死的痛楚傳遞著共通的情感。任何人之死都是完全的死,而任何人就是「大家」。講故事的人,是「一個讓其生命之燈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的燭光徐徐燃盡的人」。他分享故事,讀者獲得溫暖。本雅明認為,這份溫暖是雙向的。對敘事者而言,死亡是他敘說世間萬物的許可,同時,藉助這個不可辯駁的自然流程,敘事者傳遞著生命之火的溫暖。另一方面,對讀者來說,死,猶如一團燃盡的火。在死亡的微暗之火中,人們遇見的不是別人,正是顫抖的自我:
小說富於意義,並不是因為它時常稍帶教誨,向我們描繪了某人的命運,而是因為此人的命運藉助烈焰而燃盡,給予我們從自身命運中無法獲得的溫暖。吸引讀者去讀小說的是這麼一個願望:以讀到的某人的死來暖和自己寒顫的生命。
中國思想的緊要處是「易」,而活潑處在「禪」。變易的底色是警惕性,經籍中的思想者往往生於憂患境遇,於是由知警而開悟。禪語禪意是經驗性的,多植根於煙火民間,如流行的口頭禪或俗語。兩種思想在沈從文作品中鋪陳出獨特的中國近代性,一方面是由落後而求變,他說,「我想讀好書救救國家」;另一方面是敏感於一切反常的新舊經驗,他說,「進步正消滅掉過去一切」。這本書以「鄉下人」為名有一語雙關之意:一是沈從文向來自稱鄉下人;二是他的湘西敘事多取自鄉下人經驗。《三三》《山鬼》《廚子》《小砦》《黔小景》《巧秀與冬生》《七個野人與最後一個迎春節》等作品實現了文學對歷史的敘事性補充(narrative supplement)。這些故事與唐傳奇的「親歷—製作」方式相近,有檔案(archive)價值,可以當作「史料」來解讀,其中隱藏著雙重的「真實」:自我真實性與湘西的地方真實性,如金介甫教授所言,「從一個湘西人的觀點來審察全部中國現代史,就等於從邊疆看中國,從沈從文的眼光看中國」。
水是中國文化的基準和原型,先秦諸子思想無不因循「水之道」,道、德、治、法等觀念都來自對水這種物質的觀審、想像與沉思。沈從文在沅水、酉水邊凝視,遐想,用「水上人的言語」連通了一條理解近代中國的「湘西」埠。他說「這個地方的過去,正是中國三十年來的縮影」。在沈從文的作品中,我們看到文學與律法,歷史與故事在水邊「聚義」,納的投名狀卻是鄉評與記憶——溪邊的三三,桂枝的草藥,伍娘的灶台,凝視火焰的樵夫,瘋癲的山鬼,躲進叢林的獵人,半夜裡為兒子哭泣的母親,當然,還有生命最後一晚仍捨不得點桐油燈的「顛東」孤老。
沈從文筆下「無呆相」。《景德傳燈錄》有一則禪宗公案:龐蘊居士初見馬祖,開口便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祖向前踏一步,說:「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思想的機鋒不宜說破,人要自悟,要訪師拜師,要「行腳」,在刀山劍樹中或迷,或悟,如此才親切明白。所謂公案,是不願對「大問題」表態的意思,敲在頭上的棒喝故事大多與「公」無關,而是描摹不同問答狀態的個案,即「私案」。以此推之,沈從文的小說是每個與山水為伴之人的生生死死,這些「私案」擴散開來,便是湘西的大小「公案」了。在70餘本「語帶機鋒」的著作中,沈從文時而轉身,時而分身,幾乎跨越了所有年齡,所有身份,所有性別。他是伍娘,桂枝,三三,宋媽,王嫂;他是樵夫貴生,偵察兵熊喜;他是老實人自寬,他也是山大王劉雲亭;他是他的母親,妻子,孩子;他是轉過身謙卑面對雲麓大哥、四處尋找九妹的那個人;他是他生活的時代,也是他出生的那個國度。
五四一代人步入中年晚年時,沈從文還是個「小伙子」。魯迅1936年去世,沈從文時年34周歲。他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應該把《新青年》時代的「憨氣」恢復起來。五四一代人,包括他自己在內,已經固化為一個特殊階層,變得遲鈍了。倘若多有兩個鄉下人,「文壇」會熱鬧一點。五年後,他在《「五四」二十年》中寫道,紀念五四要從「工具」的檢視入手。五四精神的特點是天真和勇敢,如今看來,唯有鄉下人能「莊嚴慎重」地審視時代了。
鄉下人之於沈從文,不是敘事技巧或聲口,而是銳利的「官能」。直心與憨氣為作品注入臨淵觀水的凝視力量:一是角色落差。比如《長河》中寫「父母官」邏輯像一種寄生物,不停地尋找宿主,幾經翻新之後便成了「登了報,不怕告」的新式樣。來到鄉下人面前的不是「德先生」「賽先生」,而是「從文明地區闖到鄉下人中間的新吸血鬼」,是「五老爺」「閻王」這樣的角色。二是身份落差。狩獵性暴力在湘西盛行,鄉下人被降格為動物身份,而手握權柄者卻以法政之名升格。他們的人性為身份覆蓋,成為推動程序運轉的「部件」,因而從法律後果甚至道德後果中脫身。三是心理落差。當時最富於「秩序性」的理論莫過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說,新舊秩序的較力在製造苦難的同時,也撕扯著鄉下人的心靈。沈從文從浸潤「舊俗」的湘西來到都市,轉過頭來看那裡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新與舊》《菜園》《丈夫》《貴生》《菌子》《小砦》裡表現了這種痛苦。他說,我想寫雷雨後的《邊城》,接著寫翠翠如何離開她的家……
人類學家認為書籍的誕生與「火」有關。家園、故事、技藝等觀念源於安全感,「炊煙」的升起,意味著人們開始熟練而安全地享用篝火。火能照明,取暖,還可以烹製熟食。文字是人類對居家感的確證,石刻岩畫中多以水火或圍獵場面為意象。一個被稱為「家園」的地方,不僅是一幢漂亮樓宇,還意指著某種心靈狀態。那是一個用火把「生的食物」變成「熟的食物」的地方,是孩子們可以在爐火邊遐想的地方。用火點燃柴草,爐火就溫暖家庭。圍繞篝火與灶台展開的,是記憶和經驗,是生火、撥火的技藝,它培養人的耐心、膽量和幻想的能力。巴什拉說,「我寧可曠一節哲學課,也不願錯過早晨起來生火」,他在《火的精神分析》中寫道,撥火是一件耐心、大膽和幸福的事情。
童年、爐火、柴草,散發著永恆的家園感,這是一種從人類童年時代闖進來的情感。淡泊是自然的品格,也是鄉下人的品格,像他們的灶台和爐火。如今,人類記憶已經塞滿了商業價值,沈從文的小說帶我們重返連綿的森林,跳動的篝火,從設計感十足的「豢養」狀態中擺脫出來。
沈從文對物象、表面和神韻的關注,總是超過對整體秩序或價值的關注。閱讀沈從文的快樂,不是去挖掘他頭腦中的偉大想法,而是在細節中,在獵人或樵夫的呼吸中,我們得以重返森林。水與火意指不同的時間結構,水讓人產生挽留時間的欲望,而火讓人產生變化的欲望,加快時間的欲望。沈從文是寂寞的水,也是引人遐想的爐火。他筆下的水,是可以在不同思想狀態間飛躍穿梭的液體,明亮、透光、易逝。火也常常出現在他的作品中,像某種記憶「存儲設備」,用來存放永恆之物,如灰燼、恐懼、死亡,當然,還有光與熱的持續影響,它潔淨一切,像火山灰呈現出的那種狀態。他說,只有盡它燃燒,才會有轉機,看大處,中國是有前途的。
契訶夫的《在峽谷里》寫鄉下姑娘「麗帕」受盡凌辱又失去孩子,她問鄰居:「一個小孩子,沒犯過什麼罪,為什麼也要受苦呢?」眾人無話可說,默默坐了一個小時。一位老人開口道:「我們不能每件事情都知道:怎麼樣啦,為什麼啦,上帝不讓鳥兒生四個翅膀,只讓它生兩個,因為有兩個翅膀也就能飛了;所以人呢,上帝也不讓他知道每件事情,只讓他知道一半或者兩三成。」接下來,老人講了一個故事:我走遍了俄羅斯,什麼都見識過。我到過黑龍江和阿爾泰山,我在西伯利亞住過,後來我想念俄羅斯母親,就走著回來了。我記得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爛爛,光著腳,凍得發僵,啃著一塊麵包皮。渡船上有一位老爺瞧著我,眼睛裡含著淚水。「唉」,他說,「你的麵包是黑的,你的日子是黑的」!
湘西人常說,「治不好的病,就是命運了」。人與人在苦難中得和解,得安慰,這或許是最接近信仰的一種人類關係。作家用故事持守「人境」,他總是會想到別人——「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沈從文,就是這樣的藹然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