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美國感染人數歸零。一年半來，全美總共三千三百多萬人感染病毒，六十一萬人死亡，代價慘痛。瘟疫過去了嗎？它是一場生物戰嗎？源頭還沒找到，禍源其實還在那裡。西方欲以貿易改變中國未成，反而做強做大了一個「東方專制」，才會有今天，我在《瘟世間》這本書里梳理了這種因果，那麼下一步呢？】
《瘟世間》
《瘟世間》蘇曉康著，印刻出版精采的前作《鬼推磨》，蘇曉康（1949-）以風格獨具的史筆撥開中國三十年（1989-2019）迷霧，自六四伊始，如何走過大屠殺，而在西方綏靖主義與全球化資本主義利己內核需求下，趁勢走向「大國....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裡，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些成就，是在中共壓制社會、禁錮言論、破壞環境的條件下達至的，歷史上無先例、理論上說不通，但是西方還是竭力要解釋它，《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主編喬納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管這個怪物叫「適應性專制」。
關於其特色，他的描述其實並不新鮮：如在名義上保持共產主義信仰的同時，接受多種形式的市場資本主義和其它放寬限制的改革；又如，雖然審查制度從未消失，但黨員可以有不同意見，也可以展開辯論；內部報告可能會出人意料的直言不諱。
他說這個體制的創建者自然是鄧小平，他汲取毛澤東專權的教訓，不讓一人專權，而是在領導集團成員之間實行分權，即人們常說的「常委集體負責制」，但是泰珀曼看不懂的一點是，每一屆「常委制」是有一個「核心」的，習近平之前即江澤民、胡錦濤，在有限「分權」之中仍然保留「最終拍板人」——這是「六四屠殺」後鄧小平推出「婆婆」模式之「垂簾聽政」的殘留，這才是中共頂層結構四十年有效運作的訣竅。另外如論功受賞、有限的地方自治等一些基本的權力鬆綁或稱誘惑。
然而，在這個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的制度下，「分權」恰好導致腐敗泛濫，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場更驚人的腐敗，而所謂「官二代」（或江胡兩屆執政）的腐敗，向太子黨提供了一個集權的合法性來源，在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時代，2012年位高權重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因腐敗而落馬，而他又是靠親信王立軍殘酷的「掃黑」治官，加上「唱紅」的文革手段，向胡錦濤挑戰。
事實上，在習近平不僅是踏著薄熙來的屍骨登頂，中國也因經濟發達而腐敗橫行，中共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權力，而勢必成為腐敗的制度性根源，習的權力問鼎之路，也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近平的發跡，底蘊就在這裡——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習上台六年中，有134萬名官員因腐敗而被整肅，部長或副部長級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職、大多數投入監獄。自2012年以來遭到整肅的中共中央委員比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還多。國際刑警組織主席、 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的落馬，具有一樣的震撼效應。我在前一本書〖鬼推磨〗中有一節《社會黑化》，專門寫薄熙來：
『野心勃勃的薄熙來，絕非西漢末年的那個少帝劉辯——因為他罵胡錦濤「漢獻帝」，而是後鄧時代的一個危險的帝位覬覦者，他又洽逢弱君「胡溫」時代，雖然「爭儲」敗給習近平，他還在伺機捲土重來，那舞台竟是蜀中重慶。2007年「十七」大後，他上任重慶市委書記，從外地空降過來，把自己的親信王立軍從大連調來做重慶警局長，也調來一批貼身侍衛，不離左右；王立軍構陷煉獄、酷刑「治官」，重手蕩平地方勢力，稱之為「掃黑」，以民粹手段博得民眾擁護，頗得毛澤東「文革」訣竅；「掃黑」之後是「唱紅」，2009年秋，中國最搶眼的事情，不是北京秦俑方陣式的胡錦濤閱兵典禮，而是重慶的「唱紅」，嘉陵江畔傳來高亢的「革命歌聲」——紅旗、紅歌、紅標語，組成「紅海洋」，是被人遺忘了的一個舊景觀，乃造勢煽動，一種前現代的巫術，假如我們回到「文革語境」，便知道薄熙來是在搞「黨內路線鬥爭」——他對治理中國，跟江澤民、胡錦濤有不同的思路，特別是他「善於」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傳統，正以更有效的新術，謀取最高權力。然而他不是「正統」，只能淪為「野心家」，註定要被中南海「掃黑」，罪名是：為了「入常」不惜動用政治暗殺、裹挾群眾、拉攏政治勢力和軍方向中央示威、縱容支持毛派極左勢力、試圖改變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妻子谷開來天文數字的貪腐不說，還指示王立軍毒死英國商人海伍德；而王立軍又被薄熙來激走，逃往成都美領館，遂成國際事件，最終將薄推下懸崖。當時中宣部一反常態，放開新聞管制，任由相關報導和傳聞在大陸網際網路和微博上傳播，以此種方式羞辱薄熙來。
事實上，在習近平跟薄熙來政治環境、路徑完全一樣，中國因經濟發達而腐敗橫行，中共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權力，而勢必成為腐敗的制度性根源，我的前一部書寫過《鬼推磨》描述「社會黑化」中寫過「蜀中幾樁官商血仇撕殺大案」，其中劉漢滅殺袁氏一族後：
『獨步蜀中，他將漢龍集團總部遷至成都，進入礦產、電力、證券、股票等行業，牟取暴利，十幾年間積累資產近400億元，並肆意以黑社會方式擴張地盤，在成都、德陽、綿陽等地用金錢鋪路，向地方滲透，獲取四川省政協常委等各類頭銜，膨脹成為一個黑金帝國。其間，劉漢及其兄弟劉維等人，已背上9條人命，重傷15人……。
然而他未料者，袁寶璟妻子卓瑪，著名的藏族舞蹈家，重金僱傭三名私家偵探，數年來潛伏成都調查漢龍集團，耗資數百萬，搜羅大量證據，然後通過文藝界朋友，將材料遞交給歌唱家彭麗媛，下文便不言而喻了。2014年劉漢團伙以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以及故意殺人罪等案件，一共36人被抓，劉漢、劉維等5人被判處死刑。
別看袁寶璟、劉漢是身價百億的商界大腕，他們都有「第一桶金」，即「327國債期貨事件」，1995年2月23日，因財政部透露了絕密消息，金融叢林的動物們，有的慘敗滅頂，有的一夜暴富，四大贏家是：28歲的魏東、29歲的袁寶璟、34歲的周正毅、30歲的劉漢，一舉實現資本原始積累，稱霸一方；四人最終的悲劇：魏東跳樓身亡、袁寶璟四兄弟三人死刑一人死緩、周正毅鋃鐺入獄16年、劉漢兄弟被判極刑。
袁寶璟、劉漢、薄熙來、周永康，此四大案的共通點是什麼？
第一、雇兇殺人，將暴力引入商界，花錢可以買暴力，此例一開，商場成屠場；
第二、社會上公開的暴力，只有警察一種，警力可以買賣，公權力私化，社會成屠場；
第三、黨管警察，賣警者必定書記，此政黑結合，黨成黑社會大佬。』
黨是黑社會大佬，黨主席也唯有以反腐、集權、專制，才能存活。所以習近平的「造帝之術」，就是拆除鄧小平建構的「適應性專制」，泰珀曼寫道：
『用裴敏欣的話來說——習近平「用基於恐懼的體系取代了鼓勵業績的體系」。這一改變帶來了兩大問題。首先，它扭曲了官員的工作動機，從顯示業績變成了顯示忠誠度。第二個問題，用卡內基莫斯科中心的中國問題專家亞歷山大•加布埃夫（Alexander Gabuev）的話來說就是，「當你只剩下了恐懼的時候，如果高層沒有下達明確指令，官員會因為害怕而什麼都不敢做。這樣整個官僚體系都變得消極被動。什麼事都幹不成了。」』
習近平並不滿足於僅僅消除競爭對手，他還通過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和拒絕指定接班人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而他之前的領導人通常在任期中途就會提名繼任者。他將「習近平思想」寫入中國憲法（此前只有毛和鄧享此殊榮）；他一手攥住了最高軍權；他在從金融到台灣到網際網路安全的各個領域建立了多個「領導小組」並自任組長，成了「萬能主席」。
恰有一舊友來美，問他天下大勢，他說了兩種預測：一說，一年半後「天全黑下來」；另說「半年後」，然後就是天下大亂，再往後就不知道了。此意是說習近平將翻盤，失控全局？他說國內亦猜他欲傳位女兒，而無論體制內外，均無替代人物可能出現，逼跨習的只能是外力、戰爭、大災難。習的唯一手段是軍隊，但是人們都懷疑他控制軍隊的能力。幾日後，又見一位來客，稱「國內形勢已到極限」，半年一年之內會有大事，習只信老婆女兒兩個女人，難道中國會再現晚清格局——兩宮太后和一個兒皇帝？我對這種臆測似信非信，好像中國正在出現一種無人辨識的統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