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先生於2021年6月27日下午3時2分永遠離開了我們。我再也沒有機會聽他的教誨了，也沒有機會聽到他對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新看法了。
對於高老的去世，我是有心理準備的。但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還是很悲痛。
今年5月16日，我去參加了人民大學毛壽龍教授組織的"中國經濟發展秩序論壇"，見到了彭森先生。彭森是體改委的一員老兵，曾擔任過高老和李鐵映的秘書，現任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我們還曾一起在牛津學習過。一見面，他就心情沉重地告訴我，高老得了胰腺癌，已經到了晚期，沒有辦法治癒了，醫生說剩下只有兩三個月的時間，他們已經開始準備後事了。
這消息很讓我震驚。過去幾年，高老不時用微信給我發來他最新的文章，我都會認真讀，並回復他。他年事已高，但仍然在為中國的改革事業嘔心瀝血，非常讓我感動。他是少數仍然健在的體改委老領導，他寫的有關改革的回憶文章信息量非常大。我收到他的最後一個微信是2月7日下午6時19分。一直覺得他身體好好的，怎麼一得病就是不治之症呢？我問彭森是否可以去看看他。彭森說，他現在住進協和醫院的高幹病房，一般人是不能去看的。他其實不想住院，希望在家裡見見老朋友、老同事，但這事不由他。我們唯一能做的是，為他祈禱，希望他走得時候不要太痛苦。
對我而言，高老不僅是改革的一面旗幟，而且對我有知遇之恩。有幾件事特別值得一提。
1984年夏天，我正在為研究生畢業後找工作單位發愁時，結識了不久前剛從《經濟日報》調入國家體改委的石小敏。小敏說體改委正在籌建一個研究所，由高尚全負責，問我願意不願意去。我當然願意。小敏說他可以帶我去見高尚全。當時的高老，是體改委調研組組長，家住三里河的一個兩居室公寓，只有四五十平方米。小敏約好了我們去高老家裡見面。見高老之前，小敏特別囑咐我，千萬不要提"為錢正名"一文的事，只談價格改革。當時，我因發表《為錢正名》引起的風波還沒有平息，兩三個月之前剛寫了一篇有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文章。對我來說，高老是個大官，但一見面，就覺得他特別平易近人，沒有官架子，我一下子沒有了緊張感。他和我談了大約一個多小時。我們的談話內容沒有涉及《為錢正名》一文，但根據他對經濟學界的了解，我猜想，他是知道這篇受批判的文章的。事實上，他晚年在一篇回憶文章里講到，他不僅知道《為錢正名》，而且很讚賞我的勇氣。
這次見面後不久，高老就安排調研組的李俊先生到西北大學了解我的情況。西北大學是地方院校，研究生進北京需要單獨申請名額。一切順利。這樣，我12月28號研究生畢業後，就進入體改所工作，成為體改所最早的幾名成員之一。幾天前，高老剛被正式任命為體改所所長，因此是體改所創始所長。他組建體改所，是他對改革事業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我進入體改所半年後，高老升任體改委副主任，不再兼任體改所所長職務，但仍然是主管體改所的委領導，對我的研究工作非常關心，我也曾多次向他匯報過工作。
1990年9月，我去牛津大學讀博士了。讀博士期間，我曾介入"留英經濟學會"(CEA)的工作，我們曾邀請高老到倫敦在我們的年會上做演講。記得由於經費緊張，我們只能給他買經濟艙的機票，但他毫不在意。他報告的具體內容我已記不清了，但我仍然記得，他講的東西受到參會的留英經濟學會成員、英國政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高度評價。他還和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斯做了深入交流。他去牛津訪問，是我陪同的。他曾問到我對中國與南韓建立外交關係的看法，我猜想是高層在徵求他的意見。不久之後，中韓就建交了。
1993年，留美經濟學會、留英經濟學會和中國（海南）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準備在海南聯合舉辦一次中國改革的國際研討會。我們認為，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舉辦這樣一次會議非常有意義。易綱作為留美經濟學會會長，負責邀請美國的經濟學家；我作為留英經濟學會副會長，負責邀請英國和歐洲的經濟學家；中國（海南）改革與發展研究院負責邀請國內的經濟學家，並負責會議的組織工作。當時，高老兼任中國（海南）改革與發展研究院院長，但不管日常事務。在我們邀請的許多海外經濟學家已經接受邀請的時候，出問題了。因為國內有人告狀，中國（海南）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告訴我們，這個會議不能開了。對易綱和我來說，這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情急之下，我們倆聯名給在北京的高老寫了一封信。高老很快回信讓我們別著急，他會做最大的努力，讓會議如期舉行。後來我們得知，高老曾向有關部門保證，他願意為這次會議承擔責任。在他的斡旋下，會議於1993年7月1日-3日在海口成功舉辦。我和易綱都非常感激高老。我們知道，沒有他的努力，這次會議一定會胎死腹中。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上百位國內外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們在會上發表的觀點對隨後的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鄒至莊和張五常的爭論，是會議的亮點之一。我在會上做了8分鐘的發言，隨後被《經濟學消息報》全文刊登。
高老對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成立也做出了重要貢獻。海南會議上，林毅夫、易綱和我三人達成一個共識：在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成立一個經濟研究中心。海南會議後，我們就回到北京做努力。7月7日下午，林毅夫拜會了北京大學吳樹青校長和經濟學院石世奇院長。7月9日，我去清華大學拜會了楊家慶副校長和經管學院趙純鈞院長。7月10日，易綱和我去北京大學拜會了石世奇院長和吳樹青校長。這三次拜會，兩個學校態度積極，但都沒有定論，我們也沒有決定究竟在北大做還是清華做。
8月6日，易綱和我又去拜會了吳樹青校長。高老和吳樹青校長關係不錯。在見吳樹青校長前，我們已經見過高尚全，希望他能支持我們在北大建立一個經濟研究中心。高老非常認同我們的想法，答應和我們一起見吳樹青校長，說服北大。因此，8月6日與吳樹青校長見面時，高老也參加了。高老的意見對北大的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根據我保留的會議紀要，正是在這次見面會上，吳樹青校長原則上同意了"由林毅夫、易綱、張維迎起草的關於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建議書"。吳樹青校長說："教育要上一個新的台階，需要管理體制的創新，中心在這方面將是一個嘗試。"這次見面會還就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幾個關鍵事項達成了共識，包括董事會領導下的主任負責制、人員編制、辦公地點以及與經濟學院和光華管理學院的關係等。在隨後的籌備工作中以及1994年8月中心正式運行後，高老也給了我們許多幫助。
據說，高老是在剛剛寫完他的回憶錄後被診斷出胰腺癌的。他真是一隻蠶。
高老走了，一位卓越的改革家走了，但他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
祝高老一路走好！或許天堂里有改革的事情要做！
（寫於2021年6月27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