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東京夏季奧運會開幕式上飄向體育場上空的氣球。 DONALD UHRBROCK/GETTY IMAGES
東京——在1964年10月的一個湛藍天空下，日本的裕仁天皇站在一個重生的國家面前宣布，東京奧運會開幕了。日本民眾第一次聽到他的聲音是宣布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投降，這個聲音如今迴蕩在座無虛席、充滿期待的體育場裡。
東京又一屆夏季奧運會的開幕式將在本周五舉行，這屆奧運會因新冠病毒大流行推遲了一年。裕仁天皇的孫子德仁天皇將出現在開幕式的看台上，但看台上不允許有其他觀眾，因為這個焦慮的國家正在努力應對又一波新冠病毒感染。
對於日本和奧林匹克運動來說，推遲舉行的2020年奧運會也許不代表未來的希望，而是衰落的明顯可能性。對深情回顧1964年奧運會的那代日本人來說，這屆遠不如前、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歡迎的奧運會的前景令人深感失望。
「那時候每個日本人都對奧運會興奮不已，」現年69歲的井上和夫（Kazuo Inoue，音）說，他清楚地記得，1964年在東京家中，他被新買的彩色電視機里播放的賽事深深吸引。「這次缺少那種興奮，所以有點難過。」
不過，這種厭倦不只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混亂和奧運會前的無數醜聞造成的問題。今天的日本、以及奧運會讓其展示的東西，已經與57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從一個摩天大樓的觀景層看到的東京新國家體育場。 HIROKO MASUIKE/THE NEW YORK TIMES
1964年的奧運會讓日本向全世界展示，這個國家已從戰爭的破壞中恢復過來，經歷了軍國主義時代，已將本國重建為一個現代的、和平的民主國家。日本迅速地完成了高速公路和高速列車的建設。隨著老百姓收入的增加，許多像井上這樣的日本家庭為觀看奧運會購買了電視機，那是奧運會賽事首次通過衛星在全球進行現場直播。
舉辦這次奧運會時，日本已是一個成熟、富裕的國家。但日本經濟在過去3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停滯不前，越來越多的人被甩在了後面。每七名兒童中就有一名生活貧困，許多工人從事缺乏穩定性、沒有多少福利的契約工或兼職工作。
日本現在也是一個更加老齡化的國家。裕仁天皇宣布夏季奧運會開幕時，年齡在65歲以上的人只占全國人口的6%。這個比例如今已超過了28%，而生育率幾乎降到了1964年的一半。日本的人口自2008年以來一直在減少。
大約在1964年9月從空中拍下的日本東京國立代代木競技場像片。 THE ASAHI SHIMBUN,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7月15日的國立代代木競技場。 HIROKO MASUIKE/THE NEW YORK TIMES
1964年東京奧運會常常被認為是日本走向繁榮的轉折點。在奧運會之後的四年時間裡，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它以前的占領者美國。（日本經濟後來降到全球第三，排在中國之後。）隨著許多日本人進入中產階級，他們不僅購買了電視機，還購買了洗衣機、冰箱和吸塵器等其他現代家用電器。
日本正再次面臨一個轉折點，其結果將取決於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如何應對人口萎縮和老齡化的問題。
1964年的時候有一種「日本在運轉、是一個有未來的國家」的感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歷史系副教授永原宣(Hiromu Nagahara)說。現在，日本是一個「迷失了信心的國家，是一個國內政治精英強烈感受到這種迷失的國家」。
日本的裕仁天皇（中）在1964年10月11日的東京夏季奧運會開幕式上講話。 KEYSTONE-FRANCE/GAMMA-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長期觀察日本的人士說，日本應該改變一些僵化做法和文化規範。雖然日本作為一個工業強國的興起是建立在強大的社會凝聚力之上，但社會的這個方面往往傾向於壓制女性、少數民族和其他與傳統期望不相符的群體。
「日本的優勢很明顯，是它的社會結構，」哥倫比亞大學現代日本史學家卡蘿爾·格盧克(Carol Gluck)說。「但如果這使它難以實現變革，就可能變為一個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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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有很大的潛力，」格盧克補充說。「但問題是，在情況變得太糟之前，這個問題會得到理解和認識嗎？」
在日本因奧運會處於國際聚光燈下時，其社會的許多弊端也被暴露出來。
奧運會新聞媒體中心設在日本東京的Big Sight國際展示場。 HIROKO MASUIKE/THE NEW YORK TIMES
今年2月，東京奧運會組織委員會主席、現年84歲的森喜朗(Yoshiro Mori)被迫辭職，之前他曾說女性在會議上說得太多，但在他辭職前，曾得到傳統主義者的堅定辯護。日本的性別差距在156個國家中排名第120，許多日本女性發現他的言論反映了她們非常熟悉的態度。
儘管有來自活動人士的壓力，要求日本抓住奧運會的時機推進同性戀和變性人的權利，但一項給歧視貼上「不可接受」標籤的溫和法案，在保守的國會連聽證的機會都沒得到。本周，開幕式的一名作曲者承認在校期間曾嚴重霸凌殘疾同學後辭職。日本文部科學省把校園霸凌稱為課堂上最大的社會挑戰之一。
東京申辦2020年奧運會時，時任首相的安倍晉三(Shinzo Abe)將其表述為日本戰勝了2011年的毀滅性地震、海嘯和核災難的象徵。那這個信息已被一種新說法所取代：奧運會代表著全球戰勝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努力。
位於東京千代田區的日本武道館內貌。 HIROKO MASUIKE/THE NEW YORK TIMES
大多數日本人反對舉辦奧運會，他們對這兩種信息都不買帳。核電站的清理工作遠未完成，由於東京的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已達到六個月來的最高水平，奧運會是在緊急狀態下舉行的。奧運村每天都有病毒檢測陽性被公布，確診病例數進一步增多，也使人們想起新冠病毒的持久威力。
除少數幾項賽事外，其他所有賽事都禁止現場觀眾進入，這讓酒店、餐館、零售商和其他生意都得不到什麼好處。
「我為旅遊業和酒店感到遺憾，」現年84歲的田村郁三（Ikuzo Tamura，音）說，1964年時，他曾在奧林匹克體育場賣過紀念布包。「他們沒有我們那時的機會。雖然我認為不應該責備某個人，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別無選擇，只能忍受。」
到了這個時候，日本最大的希望也許是展示本國的危機管理能力，在不發生任何大規模疫情暴發的情況下把賽事辦成。
「不管你是否同意日本政府的說法，這些賽事在以非常高的風險進行，」羅伊·富澤(Roy Tomizawa)說，他是《1964——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年》(1964:the Greatest Year of Japan)一書的作者。
「就像是西蒙·拜爾斯(Simone Biles)嘗試的屈體兩周，這個動作除了西蒙·拜爾斯，沒有其他女子體操運動員會做，」他補充說。「我不知道有多少國家會這麼做。」
位於東京千代田區的日本武道館外觀。 HIROKO MASUIKE/THE NEW YORK TIMES
歷史學家指出，1964年的奧運會並不像把記憶美化的市民們心目中那樣順利。奈良女子大學(Nara Women’s University)的體育社會學專家石坂友司(Yuji Ishizaka)說，有兩名高級官員在公眾批評日本派隊參加1962年亞運會後辭職，那屆亞運會的主辦國印度尼西亞將以色列和台灣的運動員排除在外。而且，在1964年奧運會開幕前的一年裡，只有大約一半的公眾支持舉辦奧運會。
不過，舉辦任何一屆奧運會的希望都是，一旦賽事開始，注意力就會轉移到體育競賽上去。1964年奧運會給人們留下最深刻記憶的是日本女子排球隊奪得冠軍，這個由工廠工人組成的球隊從俄羅斯人手中奪得了金牌；還有日本男子體操隊，他們贏得了團體冠軍，成了英雄。
今年，即使沒有現場觀眾，仍有激動人心的賽事和直播。但不會那麼熱火。
「對運動員來說，對我來說，現場觀眾能給人帶來非常大的力量，」現年83歲的鶴見修治(Shuji Tsurumi)說。他是參加了1964年奧運會的體操隊員，贏得了三枚個人銀牌。
參加過奧運會的前體操運動員鶴見修治是1964年贏得團體冠軍的日本隊隊員之一，他展示了自己1964年在東京獲得的三枚銀牌中的一枚。 HIROKO MASUIKE/THE NEW YORK TIMES
「你需要在皮膚上感覺到運動員的呼吸，感覺到體育館裡的氣氛，以及周圍等著看你成功落地的人的緊張情緒，」他補充說。「沒有這些，就不一樣了。」
在1964年奧運會上奪得女子排球金牌的日本隊隊員神田好子（Yoshiko Kanda，音）說，觀眾的喝彩聲「是對我為什麼參加比賽的最大提醒」。
「沒有這種氣氛的話，我敢打賭很多運動員都會很吃力，」現年79歲的神田好子說，她參賽時用的是婚前姓氏松村(Matsumura)。「1964年的環境、氣氛以及社會上的感覺充滿了強烈的興奮，」她還說。「與1964年的奧運會相比，這次的感覺太孤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