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些文章，把文革視為中國現代社會的一個啟蒙期。我認為恰恰相反，文革是中國現代史上最為嚴重的「增昧期」，它的作用完全是負面的。文革非但沒有導致文明的升華，反而是造成了愚昧和野蠻的退化。文革結束後的思想解放，就是為了「撥亂反正」，而這並不是文革本身所產生的預期效果。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中，真正的啟蒙期只有兩個，一個是春秋戰國，一個是清末民初。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亂世，王權衰落，諸侯稱雄，民不聊生。思考宇宙人生，探索濟世解難，治國平天下的理念韜略，成為諸派士子各自的追求。分崩離析諸侯爭霸的局面，則為諸子百家提供了宣揚和實施主張的機會。從春秋晚期到秦一統天下，「百家爭鳴」的活躍期，大致有300來年。
十九世紀末，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華夏文明面臨根本動搖甚至滅絕的危機，激勵了士人憂國憂民的擔當與勇氣。中外思潮互相交融匯合，產生了各自不同的見解和主張，中國的現代啟蒙由此發軔。從1895年康、梁「公車上書」算起，直至北伐成功，國民黨「清黨」和建立全國性政權，新文化運動漸趨結束。第二次「百家爭鳴」的活躍期，大約有30多年。而其流風餘韻，依然在教育界和文苑藝壇萌發播散，更在其後二十年各界士人興業強國、救亡圖存和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滾滾大潮中得到發揚。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是這個「啟蒙期」的重要組成和重大事件。但是，這二者還不足以完全涵蓋這三十多年的「現代啟蒙期」的全部豐富內容。這個「啟蒙期」對於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曾經產生過深刻的影響，而且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借鑑與啟示。
我不同意「救亡壓倒啟蒙」的判斷。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集中力量抵禦外敵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為了抵制蔣介石的獨裁傾向，曾經系統發表了許多宣揚民主的文章，美國在反法西斯聯盟中發揮主導作用，也成為中國民主潮流的助推器。蔣介石表面上大權在握，但無法真正做到軍令、政令和思想的高度統一。報紙揭露權貴貪瀆，參政會抨擊政府要員，儘管有特務的威脅和「黨化教育」的壓制，文化教育界依然有滋生民主的氣候與土壤。救亡並沒有壓倒啟蒙，而是以新的形式繼續向前發展。國共之間的「第三方」應運而生，民主潮流逐漸高漲，民主黨派漸漸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形態，解放後只存在了短短四年。這本來是一條走向現代國家的光明之路，卻被完全放棄了。通過解放初期「五大運動」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社會已經發生徹底的解構，由各種組織加以管控。
反右「引蛇出洞」的「陽謀」，只用了三個月，對思想鉗制禁錮的效果，使中國幾乎倒退了一個世紀。一切獨立、理性、民主、自由的思想和文化精神，以及它們存在與表達的形式，在中國已經沒有立錐之地。
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衝擊劉少奇司令部，各級組織成了難以逾越的堅固璧壘，採用歷次運動的慣常做法，已經很難奏效。鼓動紅衛兵無所顧忌地起來「造反」，是毛澤東的一項偉大創舉。可惜，這些激情過度的小將很難駕馭，無法達成他的戰略目標。
「天下大亂」的結果，並沒有達到「天下大治」。工宣隊和軍管會取代了紅衛兵，成為手執上方寶劍的欽差。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一環緊扣一環，不斷製造「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高壓態勢。遲群、謝靜宜把持清華大學，工化系兩位有多年黨齡久經歷次運動考驗的副書記，在短短數月內相繼自殺，大批教師被下放到鄱陽湖畔的舊勞改農場（囚犯早因血吸蟲病高發而遷走）接受「再教育」，不少人罹患痼疾終身難愈，有的因此喪生。
文革是「增昧」的頂峰，它與「啟蒙」完全背道而馳。並且造成人格與人性的扭曲和「異化」。曾經紅得發紫的郭沫若，在批林批孔時不惜斯文掃地，自鄙自誣，北大的馮友蘭等人，也上了「梁效」的賊船。
不少文革初期嶄露頭角的小將，在鬥爭漩渦中險遭滅頂之災。他們在逆境與挫折經受磨難鍛鍊，紮根底層轉換視野。有些人逐漸省悟，掙脫了文革的桎梏，從膚淺浮躁變得深刻成熟。這樣的思想境界升華，並不是文革孕育出來的果實，而恰恰是走出文革取得的收穫。
在缺乏言論自由的環境下，「借古諷今」是一種無奈而巧妙的表達方式。但是《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之類文章，都成為文革批判的重點。只有替四人幫鳴鑼開道，才能以古喻今，貶斥孔子尊崇呂后，成為梁效之流的拿手好戲。
「政治謠言」，成為政治高壓氣氛下一種思想表達的特殊形式。位卑未敢忘憂國。「總理遺言」的炮製者李君旭才華橫溢，他和好友私下議論時局獲得啟發，獨自完成一篇足以亂真的「高仿」，說出當時千百萬人民的意願和心聲。
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使中國社會進入了「甦醒期」。配合政治需要開展了「真理標準」討論，思想界新風吹拂，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使國家出現了中興景象。但這個「甦醒期」前後歷時只有短短三年，它的啟蒙作用是有限的。
魂兮歸來
百餘年來，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道路艱難坎坷。一批中年學者撰寫的《重思胡適》文集[注]，給了我們很好的啟迪。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知識界關於「民主與獨裁」的大論戰，胡適是一位主角。他的基本觀點是：國家轉型必須重新建立國家認同，就是如何收拾人心。立憲民主的政治，才是收拾人心、保障國家認同的正道。胡適認為：「新式獨裁」的後果只能是「舊式專制」。
文化大革命運動，可以說是毛澤東以其無比的人望，別出心裁另闢蹊徑，實行國家轉型的大膽嘗試。文革是階級鬥爭無限擴大化和蓄意尖銳化的必然結果。以民主之表行暴力之實（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把執政以來的政制體系砸爛推倒重來（原組織癱瘓，建立革委會），以回歸原始的烏托邦消滅「三大差別」（知青下鄉，五七幹校），以製造和誇大階級鬥爭來維持高壓態勢。為了這場以失敗告終的巨大嘗試，國家和人民付出了慘重代價。
建國之後近三十年，我們已經「破」得太多，而真正應該「立」的，卻沒有立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物質建設取得突飛猛進的巨大成就，而思想建設則鮮有亮點。雖然宣傳部門竭盡全力鼓吹灌輸，卻很難建立深入人心的共識。
這是一個突飛猛進的時代，也是一個缺乏信仰的時代，。時至今日，不同的群體利益衝突與意見對立十分尖銳，有人把這種現象稱之為族群的「撕裂」。
以各種形式為文革招魂，已經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覷的潮流。人心浮躁、物慾橫流，社會貧富懸殊、分配不公日益嚴重。社會弱勢群體對現實不滿，嚮往毛澤東時代的表面平等。毛澤東反對特權階級的思想，對於消除干群鴻溝、城鄉差別的設想，用「四大」方式來揭露陰暗的方法，對他們仍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但是，即使在毛澤東時代，所謂的「干群平等」，很多只是特定時期的表面現象或行為。歷史悠久的特權制度不可能廢除，懷念以往表面甚至虛幻的「平等」，企圖以暴力來反抗現實社會的不公，實在是一種無奈與悲哀。
權力市場經濟環境下瘋狂成長的利益集團，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是當前主要的社會矛盾。但是採取打土豪或文革揪走資派的暴力鬥爭方式，將給社會秩序造成難以估量的衝擊與破壞。僅靠運動式的反腐肅貪，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走憲政和法治之路。把權力關進籠子，用法律制裁掠奪，根本改善二次分配。
是否承認「普世價值」，是一個關乎基本常識的「難題」。二十四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部分從字面上和「普世價值」雷同。但是，至今也沒有聽到關於這方面的深入解讀。「自信」的理論家也很難把它們和「普世價值」區別開來或詮釋清楚。所以這樣的「價值觀」，只能作為口號，懸掛在大幅標語牌上。
在一些人熱衷於為文革招魂的時候，我們更需要呼喚與恢復大學之魂。「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是「大學之道」的真正精髓。如果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遭到湮滅或閹割，大學的校園再美，樓館再高，設施再好，也沒有了魂魄。
近年來對於高等教育的種種框限和禁錮，可以看作教育領域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升級版本。如果中國的高校，再像文革後期那樣，重新陷入僵化的死胡同，變成科技培訓班和吟誦教條的廟堂，我們的教育將失去前途和希望！
文化大革命初，清華的戰友汲鵬曾經慷慨陳詞：歷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而在現實生活中，歷史簡直成了可以隨意捏塑的橡皮泥。其實掩蓋和遺忘就是一段歷史，無所作為、渾渾噩噩也是一段歷史，它記錄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思想僵化和道德退化的過程。
那些追求理想的殉道者，顧准，林昭，張志新，遇羅克，李九蓮……，正在漸漸遠去，有志者仍將努力前行。杜牧的警句在耳畔迴響：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阿房宮賦》）。我們能不能突破這可悲的循環，全靠一切往生、在生、將生、未生的思想者，一步步踏在泥土上，留下深深的足跡。
作為文革風暴核心的親歷者，我們現在都已屆耄耋之年，恐怕沒有多久都要走進歷史。當我們在歷史中和古人相遇，面對著那些先賢鴻儒、名仕耆宿，以及無數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毀家紓難的同胞，和為國捐軀的國殤英烈，我們能否自豪地說：100多年來無數志士仁人奮鬥犧牲憧憬的「中國夢」就要實現了，這究竟是不是他們和我們理想中共同的夢？
八十年前，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蔣南翔大聲疾呼：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時光荏苒，在我們躬奉盛世憧憬夢想之際，我殷切期望：今日之中國，能夠容得下一個充分表達各種意見的理性論壇。
2016年3月20日
[注]《重思胡適》任劍濤主編，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選自《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孫怒濤主編，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