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給毛做專任保健醫生時，毛的醫療問題都不嚴重——感冒、偶發性肺炎、皮膚搔癢、雞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嚴重，因此他的衛士兩、三天就給他灌腸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討論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廁，便成了件大喜事。毛的精力充沛，異於常人。他計算時間的方法，與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間白天，對他沒有多大意義，他的身體拒絕依照二十四小時的變換來運轉，他大部分的活動都在夜間進行。
大體上，每次入睡的時間，總比頭次入睡時晚三、四小時，甚至十幾個小時，又常常睡四、五個小時，或五、六個小時，就醒了。醒著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有時連續二十四小時，甚至三十六個小時不睡，隨即連睡上十或十二個小時，環境嘈雜也不受影響。也許毛的生理時鐘一向就不規律，傅連璋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曾想治好他的失眠症，但長達二十年的行軍和革命生涯，使毛的睡眠完全紛亂不堪。毛在會見英國蒙哥馬利元帥時，講到失眠。這位英國元帥說，在第二次大戰時，戰況如何激烈，他也定時入眠。毛說，你真是好福氣。
每當他無論如何也睡不著覺時，象他一次同我說的，引了《西廂記》張生的一句話，真是「搗枕捶床」，無法成眠。於是無論晝夜，他總是做些體力活動，如游泳、跳舞、以求體力疲勞。在我做他的保健醫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藥。傅連璋在一九三零年代給他開的是佛羅拉（Veronal）。一九四九年以後，改用溫熱葡萄糖水送服藥效極強的安米妥鈉（sodium amytal）零點一克的膠囊一粒。毛按這個方法，往往睡不著，於是加服一粒或兩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時，用到了零點四克了。而正是這個時候，大家最為緊張不放心的了，因為他處於高度興奮狀態，走路搖搖晃晃，可是又最不願意別人攙扶。
我到職前，傅看到藥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癮，所以暗中將膠囊減量，只裝零點零五克或零點七五克，告訴毛仍是每個零點一克，但毛服用劑量還是越來越大。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鈉後，感覺十分不妥，我從來不給病人服用這種藥效強烈的安眠藥，也怕毛會上癮。我勸他不要吃藥，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覺了。」他不肯聽，還是繼續服用。
他有一次開玩笑問我：「你說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麼提這樣的問題。我說：「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說：「對我來說，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為睡的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後說：「不，要用醒的時間長度算。主席的一年要有四百多天，很象『山中無歲月，世上已千年』了。」毛哈哈大笑說：「照你這樣算，失眠倒成了長壽的辦法了。」這自然是說笑話，我確很清楚他的意思，對失眠真要想想對策。
我同傅連璋談過一次，要改變以上方法。安米妥鈉是一種起作用慢，但作用時間長的安眠藥，用來引導入睡比較差。我建議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續時間短的速可眠鈉（Sodium Seconal）。晚飯前二十分鐘服用零點一克的速可眠鈉兩粒，來迅速引導入睡。飯後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鈉，以延長睡眠，而且要將膠囊內藥量不同，告訴他本人。給毛服藥的是他身邊那些沒有醫學常識，農民出生的年輕衛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責任，我必須確定衛士們不會給毛服用過量才行。
傅同意這方法，我然後將這方法同毛談了，而且說：「用這種方法，睡眠會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說：「說嘴郎中沒好藥，試試看吧。」
事實上用這個方法以後，確實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時間長些了。後來有的膠囊只裝葡萄糖，與不同劑量的安眠藥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幾次笑笑的同我說：「你這個偷工減料的藥葫蘆里，賣的藥倒還管事。」
但有時毛的失眠嚴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實上毛有兩種失眠症，一種是生理時鐘的混亂，另一種是俗稱的神經衰弱性失眠。
神經衰弱（Neurasthenia）這病名在美國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國卻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為所苦。一般來說，神經衰弱是由心理抑鬱所導致，但中國人一般認為自己有心理壓力等於喪失顏面，因此症狀多轉為生理疾病。神經衰弱最普通的症狀是失眠，其他症狀則包括頭痛、酸痛、頭暈、恐懼感、高血壓、沮喪、陽萎、皮膚疾病、腸功能失調、食慾減退和脾氣暴躁。
後來，我逐漸把神經衰弱視為在共產黨內無路可走的政治體系下，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疾病。我第一次處理的病例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時我大哥在「三反」運動中遭到批鬥，發展出嚴重的神經衰弱，主要症狀為高血壓。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展開後，許多無辜的人被誤打成右派，神經衰弱的病例大為激增。在國民黨政府主政時，我未見過比例如此高的情況：那時不管政治局勢變得多糟，總有法子可以逃離那個政權，但在共產黨統治下，卻是無處可逃。嚴重的精神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憂鬱症，都可以在共產黨體制中得到通容；但輕微的心理困擾被硬批成「思想問題」。中國人覺得看心理醫生是很丟臉的事。在毛在世期間，國內也根本沒有提供這方面的治療，而且醫生只提供藥物，不可能深入探討疾病的根源。
我從來不以「神經衰弱」一詞，來界定毛的焦慮抑鬱。如果我這樣做的話，毛會覺得我是在輕視他，我也會被撤職。他也從來不用這個詞。毛久臥不起，憂鬱終日時，他只簡單說他心情不好，要我對症下藥。毛的神經衰弱有多種症狀——失眠、頭暈、皮膚搔癢和陽萎，嚴重時他會有恐懼感，尤其在空曠的地方，他必須有人攙扶，否則會跌倒，在人多的場合也會發生。有一次他接見非洲的代表團，許多團員圍著他，興高采烈，用手指著主席做了很多姿勢，我察覺毛開始搖晃，連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見客人時，一定有人在旁扶持。當然，在他情緒高漲，精神振奮的時候，就沒有這種情況發生。而經過多次檢查，毛無論心、腦、內耳都沒有實質的病變。
毛的神經衰弱與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經衰弱的最終根源，在於他對其他領導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懼。共產黨中沒有幾個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葉以後，中國共產黨內部發生的問題不斷增加。每在這種情況，毛就會長期失眠，在毛苦想應對戰略和得到最後勝利的數周、數月中，睡眠變得非常混亂。我在初任他保健醫生時，不清楚他正困在對農村合作社化的反彈險境中，而我幫他治療的失眠症，是政治鬥爭的結果。
毛的目標是在迅速而全面化的完成中國的改革，他對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實施的農村土地改革並不滿意，土改後私有財產制仍到處可見。毛要的是社會主義，換言之，就是農村合作社化。中國太貧窮，農村機械化則過於耗日費時。
一九五三年農村合作社化運動開始在農村展開，由於步調過快，又傾向於建立難以管理的大型合作社，要求農民繳交農具和牲畜，使農民和許多領導幹部反對聲浪日高。中國某些地方在建立合作社後不久，便立即撤銷。撤銷工作由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下令執行。毛認為鄧和一些黨內官員主持下的農村工作部阻礙農村走向社會主義化的道路，從而取消了農村工作部。鄧受到批評，從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至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為了農村合作化問題，毛與其他領導同志的關係更形緊張。在狂風巨浪中游泳，只不過是他表現出他決心無視於任何艱險，而勇往直前。
一九五五年秋到五六年冬，毛主持了一連串宣揚社會主義改革的會議。一九五五年的秋天，為了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毛批評共產黨內有些領導人「右傾」，並號召加快農村社會主義化的改革腳步。在這期間，他常常嚴重失眠。
十月中旬的一天，已經有三天沒有睡好，這天又是連續三十幾個小時不能入睡，服過幾次安眠藥都不起作用。他到了游泳池游泳。待我接到電話通知，趕到游泳池時，他已經游完。這時天氣還暖，正是中午，他躺在躺椅上曬太陽。
我看他面色紅潤，精神很興奮，可是神態卻顯得疲憊了。他要我坐下，問我游不游泳。我告訴他，今天還沒有吃飯，不遊了。毛笑了說：「我不吃飯，沒有睡覺，還遊了一個小時。吃過三次安眠藥也不頂事，你是不是拿的偷工減料的安眠藥？」我笑起來說：「主席，今天可都是真的。」他說：「那怎麼辦呢？有沒有什麼辦法能睡覺。」
我告訴他，可以服一次水合氯醛（chloral hydrate）試試看。傅連璋告訴過我毛一貫不吃水藥，所以我說明，這可是水藥，而且味道很不好吃，苦、澀，還有點辣。他說：「我愛吃辣。這不相干，拿來試試。」
我坐車趕到弓弦胡同。那時傅連璋仍負責管理毛及其他領導人的藥品，保健局藥方經由香港公司由美國、英國和日本批藥進來。為了安全起見，毛的藥品都是用毛在一九四六年，在國民黨圍剿棄守延安時的假名——李德勝——來配藥。
藥劑師將瓶塞加上火漆密封印章，交給我。這時傅連璋知道了，跑過來，急切地說：「主席從來沒有吃過水藥，你怎麼這樣大膽，把這麼難吃的水藥給他吃？他發起脾氣，怎麼辦？」我說：「傅部長，這些我事先都同他講了。他讓拿去給他試試。他在等著，我得趕快。有什麼情況，我以後再向你報告。」我匆匆往外走，隱隱地聽到傅在叨叨：「怎麼這樣莽撞，事先也不同我商量好了再辦。」傅認為他是我的領導，應有權參與毛所有的保健問題。他以他與毛之間長久的關係自豪，自以為很了解毛主席，而毛也肯定會採納他的建議。但現在常跟毛接觸的人不是傅連璋。毛正開始對我信任有加。
趕到游泳池，飯剛做好。我講：「最好先吃藥再吃飯。」毛同意，說：「那好，聽你的。」我給他倒了十五毫升在小杯子裡，他一口氣喝下去，然後說：「味道很不錯。我不喝酒，這倒像酒。」接著他又說：「這個靈不靈，還難說。」
這時飯菜擺上來，看來藥的作用已經開始發揮了，他正處在安眠藥作用開始的欣快期，飯吃得很好。等到吃完飯時，他已經昏昏欲睡，來不及回菊香書屋了，就到室內游泳池的床上睡了。這一覺，從下午近二時起，直到半夜十二時多才醒，足足睡了十個多小時。
醒後，他十分高興，半夜把我叫回去，跟我說我這炮可打響了。
我走進他的睡房，他正在閉目養神，他睜開眼睛，拿半截香菸裝在菸嘴上點燃，說：「你給我吃的是什麼藥？怎麼會這樣好？」我扼要說明了這藥的性質和作用，並且說：「這是安眠藥中最早出現的，十九世紀已經由醫生普遍應用在臨床，所以對這個藥的作用和副作用，了解得最清楚。這個藥對人體安全。」
他說：「那你為什麼不早給我吃？」我說：「主席不愛吃水藥，這藥味道又不好，所以不到不得已時，沒有拿出來。」
事實上安米妥納的效果和水合氯醛差不多，但是他已經幾天失眠，當天又是疲乏不堪，再加上服藥前，用語言和行動，使他在精神上接受了有力的暗示治療，因此才會如此見效。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兩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時有次他病重，他母親帶他到佛廟裡去拜拜燒香，毛服下香灰後，就不藥而愈。「我反對摧毀佛寺，」毛在全中國「破四舊」搗毀廟宇時跟我說：「鄉里農民，小病挺挺就過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醫生，拜個菩薩，求點香灰回來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給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他笑著說：「你倒是留了一手啊。你這個郎中還有點好藥。你回去睡覺，我要開始辦公了。」
從此以後，水合氯醛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安眠藥，與速可眠鈉同時用。到六十年代以後，毛上了癮，不只吃飯前服安眠藥，就是會客、開會、晚會跳舞，甚至性生活前都要服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