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五事件以後，日本軍部和右翼勢力大增，「對支持言論自由的國民以有形無形的壓力使言論自由的根基發生了動搖」。究其原因，前坂俊之認為，這是主流報紙自己種下的惡果——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主流報紙煽動排他性的民族主義，「全面支持並協助了軍部的對外強硬論，推進了國家非常時期的各種運動，形成了國民支持軍部的局面，而軍部在國民的支持下，勢力迅速擴大，又對報社進行恐嚇，形成了報社不敢發聲批評的局面。」
在後來發生的因瀧川教授事件引發的京都大學與文部省的對抗中，媒體雖然做了比較多的報導，但一些報導態度曖昧，追隨支持文部省，京都大學的淪陷，敲響了校園自由主義和學問自由的喪鐘。而到帝國憲法權威美濃部博士與法西斯主義對抗的事件時，「輿論主導權已經完全控制在了右翼和軍部手中」，曾經活躍的自由主義報紙，沒有一個出來維護美濃部的學說，採取了完全迴避的態度。知識界的自由主義聲音的被消匿的惡果，很快就顯現了出來。
在此後發生的事件中，無論是二二六事件的導火線永田鐵山被刺事件、還是警察和軍人的衝突，日本主串流媒體的勇氣已經徹底消失殆盡。最後二二六事件又給與了報紙最後致命一擊。報紙徹底被統制了。
可以說，戰前日本國內發生的每一樁政治事件，日本主串流媒體的表現，不是退讓順從，就是沉默，當然還有主動鼓吹，這些表現，幾乎都是在自己，也在日本帝國的棺材上釘上了一顆又一顆得釘子。
後退一旦開始，步伐將不能停止。這一過程，不僅是日本媒體喪失獨立性的過程，也是日本憲政和議會政治淪陷的過程——這些主流報紙在國內事務中，對軍部、軍隊破壞憲政和議會制度的壓迫行動步步退讓，甚至表達了同情理解，在國際事務中，對軍部軍隊的侵略擴張行為張目鼓吹，滅失了事件的真相，誤導並加害於社會民眾，形成了整個社會再也無法回頭的狂熱自大無知氛圍，而這樣的氛圍，反過來又裹脅著媒體的言論和事實報導，最終不僅反噬報紙自身，同時也沉沒了帝國和國民。
這一點，戰爭一告結束，日本新聞界如每日新聞、朝日新聞都發生了重要編輯幹部辭任並發表認罪聲明，承擔了沒有將事實告訴民眾、謳歌和煽動戰爭、使國家捲入了戰爭的責任，向國民謝罪。
其實，還在1936年，時事新報社論部長近藤操曾經嚴厲批判自己的同行「缺少行使言論機關使命的自覺和勇氣」：「我可以斷言，昭和時代前半段的報紙因為沒有努力抑制軍部，所以負有把國家帶入王國戰爭的連帶責任。」
書中總結教訓時，認為有幾個原因：
軍部和政府的言論統制，當然是造成日本報紙真相和言論滅失的一個重要原因。除了當局的禁止報導、禁止發行命令等新聞管制對報紙的摧殘之外，還有軍部和政府支持的右翼勢力和各種暴力團伙針對報紙的恐怖襲擊——曾經的日本第一大報時事新聞在揭露財政界黑幕時社長武藤山治被刺身亡，東京朝日新聞編輯總務鈴木文史朗被砍重傷，等，同樣也摧殘著報紙。
但是，前坂俊之毫不留情地指出，日本主流報紙淪陷真正的「阿克琉斯之踵」，實際上是報社對自己利益的屈從，導致被軍部利用，報紙失去獨立性真實性。
日本的報紙，在明治維新後日本富國強兵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得益於所謂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報紙得到了很大發展，對外戰爭成為報紙擴大發行量的最好機會。這一點，到「九一八」事變之後，更是如此，無論是是朝日新聞還是讀賣新聞，都動用一切資本，向戰場派遣了大量特派員——日本隨軍記者就是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反對戰爭不僅會引來政府和軍部的不滿，也會惹怒國內「愛國主義」的民眾，而發表反戰言論的人會被罵為「非國民」、「賣國賊」——「我國的一部分人有把發表與自己意見相左的言論的人稱為賣國賊的不好習慣，陸軍省和海軍省做出的聲明中也有這樣的內容，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戰後曾任日本首相的《東洋經濟新報》負責人石橋湛山這樣批判當時的軍部政策。
在與軍部最初的抗爭中，面對軍隊及在鄉軍人協會發起了拒買報紙運動，右翼暴力集團則威脅投放廣告的廣告主時，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等日本主流大報為了報社的利益，紛紛向言論統制屈服，「我也想這樣做，但考慮到過萬的職員及其家屬將會流落街頭，我就無法做到。」每日新聞編輯負責人高田元太郎和朝日新聞編輯局長兼主筆緒方竹虎的觀點很有代表性。
這時，「比起國家和國民的命運，自己報社的命運更重要。」
「九一八」事變以後，各報都想方設法要從軍部和軍隊拿到獨家新聞，而不是向國民傳播事實真相，於是公正客觀的報導逐漸讓位於「對既成事實的追認，造成了對軍部獨斷專行的容忍和煽動，結果報紙被軍部完完全全地利用了。」
正如緒方竹虎在戰敗後面對美占領軍新聞課長為什麼日本報紙如此輕易地向軍部屈服的問題時的思考，認為，如果當時日本中央級的主流報紙能夠坐在一起共同商討，並在適當時期一致行動，壓制軍部的政治干預的話，或許就能夠改變歷史。
但是，歷史不能假設。
1934年，時事新報編輯局長伊藤正德，回顧九一八事變以來一連串關係國家興亡的重大事件上，認為主流報紙言論敗北的原因時，列舉了三條：「一，新聞人士缺少勇氣。二，對言論以壓迫。三，新聞大眾化。」
新聞人缺少勇氣，被伊藤列為了報紙敗北的第一因素。而缺少勇氣的背後，其實就是利益。
並不是所有日本新聞人都缺少這種勇氣，相反，與那些主流大報的妥協屈服最終同流合污不同，一些非主流小報卻顯示了頑強的抗爭，比如，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橫田喜三郎在九一八事變後，發表《應該抵制不健康的舉國一致》等文，激烈批判九一八事變；仙台河北新報一力社長面對軍隊特高課和憲兵以及在鄉軍人的「不買同盟」的威脅，斷然拒絕了軍方要求，並向陸軍大臣抗議，迫使軍部退讓；一貫主張「個人主義」和「小日本主義」的石橋湛山，在自己負責的《東洋經濟新報》上，持續強烈批判軍部的滿洲特殊權益論，同時批評報紙、學者和評論家等媒體界人士屈服於軍部諂媚逢迎的態度。
「五一五」事件後，福岡日日新聞的負責人菊竹六鼓連續六天發表社論，痛批刺殺犬養毅首相事件和軍部的法西斯主義，當銷售負責人因為軍方發起不買聯盟的威脅請求他靈活處理時，菊竹喝道：「別說傻話了，這是涉及日本存亡的問題。」
另一位一直堅持批判立場的是信濃每日新聞的主筆桐生悠悠，他在受到壓力被迫離開報紙後，創辦了個人雜誌《他山之石》，繼續批判軍部，表達「作為一個立憲政治體制下的國民必須說的」立場，直到因病倒下。
時事新報也是不怕孤立，在日本退出國聯持反對態度。二二六事件發生後，大報成了縮頭烏龜，時事新報社論部長近藤操挺身而出，10個月間連續發表六十篇左右的社論，從各方面嚴詞批判軍部，直到報紙停刊。
遺憾的是，在主流大報和軍部聯手控制輿論的日本，這些非主流的聲音影響終究有限。
「言論已死，國家終於滅亡。」
朝日新聞戰爭時期的編輯負責人美土路昌一在戰後反省時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