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存在力挽狂瀾的方法的話，
那就只可能是言論自由的力量。
如果言論自由被壓倒，完全窒息了話，
國家一定不會有前途。」
——石橋湛山，《真正的愛國之道——保障言論自由》，1931
《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一書，是一本耐人尋味的好書。
過去談戰爭，反省戰爭災難，儘管也會提到輿論在其中的作用，但很少會有像這本書一樣，專門從媒體的角色變化角度，審視媒體對於支持戰爭應該承擔的責任。
前坂俊之通過翔實的資料梳理辨析，分析反省日本新聞界尤其是主流報紙的戰爭責任。前坂俊之認為，日本新聞界尤其是主流報紙，對日本走上對外戰爭的軍國主義自我毀滅之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個責任，在前坂俊之看來，就是日本主流新聞界，在決定日本命運的關鍵時刻，在威逼利誘之下，從退守，到沉默，到屈服，順從，一步步棄守了自己作為社會守望者的角色，放棄了向公眾揭示真相的責任和努力，最後完全徹底淪為軍部的工具，主動配合作惡，通過輿論誤導日本人民，把日本引上了毀滅之路。
前坂俊之的這個判斷，在日本媒體淪陷的過程中曾有前輩新聞人指出過，這也是日本戰敗後新聞界的反省。
日本主流報紙在戰前走上這條不歸路，是非常耐人尋味。
二戰時期《每日新聞》報紙版面
日本的報紙，雖然受政治影響很大，但卻不是黨派報紙，也不是軍部從屬，而都是財務獨立的民營報紙。在經歷大正民主時期後，這些主流報紙在日本已經具有了很大的勢力，是日本社會生活中一支相對獨立的力量。
日本主流報紙從對軍部的被動脅從到主動配合，從潰敗到淪陷，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的，期間幾乎沒有形成什麼像樣的抵抗努力。
潰敗從來不是突然發生的。通往墓地的道路，是用一塊塊墓碑鋪成的。1931年，日本主流報紙對於「九一八」事變的言論和報導，為自己、也為日本帝國走向滅亡，鋪下了第一塊墓碑。
自有現代媒介以來，愛國主義和排外的民族主義，通常都是媒體吸引受眾的一塊金字招牌。日本主流報紙也不例外。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主流報紙就存在煽動反中情緒的情況，比如奉天特務機關中村大尉因為間諜活動被殺事件，大阪朝日新聞和東京朝日新聞表現得都非常激烈，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對這些報紙的表現感到很高興。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朝日新聞一下子從過去批判軍部轉向了支持軍部，不僅用大量的版面、圖片等大規模報導，對既成事實進行追認，同時也在言論中全面支持軍隊，更在報社公開公告向軍隊捐贈慰問金，並留出大量版面刊登民眾捐贈情況，形成了民眾對事變狂熱的擁護和支持；至於《每日新聞》，則刊發了大量的言論，成為滿蒙權益論狂熱的支持者，以至於有了這樣的說法：「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報社內部一部分人自嘲似地稱其為《每日新聞》贊助、關東軍主持的九一八事變。」每日新聞的社長甚至在美國25家報紙上發表了九一八正當性的文章。
二戰前的《朝日新聞》報紙版面
主流報紙不僅為軍部的行動背書，而且還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對民眾進行輿論引導，形塑了支持軍隊的狂熱的社會氛圍。前坂俊之認為，這是日本主流報紙言論自由和真實報導失守的一個關鍵時刻。
1932年1月28日關東軍策劃的上海事變中，在軍部的信息操弄下，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通過新聞報導、引導捐贈慰問金，和徵集歌曲等活動，積極參與對所謂「爆破三勇士」的「軍神」的炮製，「運用它們壓倒性的影響力向社會發布了大量整齊劃一的信息，將國民捲入一個巨大的潮流中」，事實上，這個所謂三勇士的新聞是假新聞，「這樣被虛構誇大的新聞，人為地製造出極端的排外主義、狂熱的為國犧牲精神、大和魂等，使軍國主義更加膨脹，造成了數年後自我滅亡的命運。」而這成為戰爭後期所謂神風特攻隊「玉碎」的先聲。
前坂俊之認為，「滿蒙是我國的生命線」這句話導致了日本的滅亡。這句話事實上也導致了日本主串流媒體的滅亡。關東軍和軍部用這句話綁架了整個日本，而日本主串流媒體在這個問題上從抗拒到退縮到主動追隨軍部，尤其是在九一八事變後國聯李頓國際調查團和日本退出國聯事件上，配合軍部，轉移矛盾，在煽動起了日本民眾的極端愛國主義和排他性的民族主義狂潮的同時，也遮蔽了國際社會對於日本軍國主義擴張侵略的批判，關上了日本社會了解世界政治和民意的窗口，陷日本國民於無知的信息孤島中，轉移了日本民眾的注意力，最後只能在被遮蔽真相的環境中，一步步跑向毀滅。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犬養毅被年輕的海陸軍官刺殺。日本媒體對於事件進行了報導，但許多受到了限制。前坂俊之指出，《東京日日新聞》、《讀賣新聞》等主流報紙「都將嚴厲的批評更多地指向了政治的腐敗而不是恐怖活動本身，這種嬌慣不負責任的青年軍官的態度助長了以下克上的風氣，推進了獨斷政治的發展，也促使了恐怖活動的多發」，「言論最需要勇氣的時候，言論卻沉默或隨波逐流了。」
五一五事件是日本政治的分水嶺，自此，不僅完全扼殺了政黨政治，「槍殺之的恐怖活動也開啟了暴力統制言論的『恐怖時代』，扼殺了言論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