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後，閻明復與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一起被中共元老罷黜（圖源：VCG）
閻明復是遼寧海城人，1931年生，今年將迎來90大壽。他撰寫的《閻明復回憶錄》，6年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價值很高。作者1949年到全國總工會擔任翻譯工作，1957年調到中央辦公廳擔任翻譯組長，前後長達17年。作為翻譯，他直接參與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中共領導人和赫魯雪夫、蘇斯洛夫、柯西金、狄托等外國領導人的會談。1989年，他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身份，參與了鄧小平與戈巴契夫的會談。他說，「經歷和參與過的當事人和決策者，健在的越來越少了。這部回憶錄再不全面客觀交代、講述這段歷史全過程，恐怕以後不會有既親身參與或者說經歷過那段歷史，又有機會接觸第一手資料，能夠全面記述那段歷史過程的書籍問世了。」
發生在60年前的中蘇論戰，是20世紀全球歷史的重要一幕。在此之前，我讀過吳冷西的《十年論戰——中蘇關係回憶錄》、《伍修權回憶錄》、崔奇的《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顧達壽口述，鄭少峰執筆的《直譯中蘇高層會晤》等親歷者的著作。相比而言，《閻明復回憶錄》不但內容更加詳實，更重要的是對這段歷史進行了認真的反思。
研究中蘇大論戰，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提出來的。由閻明復牽頭，於1998年4月6日到8日，在燕郊舉辦了「關於20世紀60年代中蘇大論戰問題的討論會」，參加者多是當年大論戰的直接參與者與見證人，有外交部、中聯部的原領導和資深外交官，有中央領導人的翻譯，也有中央直屬研究機構的學者。討論的結果，取得的共識，先以文字上報。1999年11月4日至8日，江邀請閻明復等四人用三天時間當面陳述。這些重要情況，公眾沒有機會了解。回憶錄則公開介紹了他陳述的重要觀點：
中蘇大論戰形式上是意識形態論戰，實際上是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政治鬥爭。中國企圖通過意識形態鬥爭手段，剝奪蘇共『馬克思主義正統』和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從而摧毀它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在這場論戰中雙方都力圖把對方黨的最高領導人搞下台。
大論戰是歷史悲劇，從總體上應該否定。
中國反對蘇聯的大國主義、大黨主義，為維護國家主權進行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這是對的。就中蘇從同盟走向分裂的全過程來看，蘇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應負主要責任。在意識形態爭論方面，中國在大論點中堅持的觀點基本上都站不住，是以極左來反「左」，因此錯誤更多，責任更大，難辭其咎。
從中國方面來說，大論戰害人害已，以害已更重。在國內，一是發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準備戰爭，搞大三線建設，把原定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完全打亂。在國際上導致「三斗一多」，四面樹敵，處境孤立，為了同蘇聯爭奪影響，對第三世界進行超過國力的援助。
大論戰使各國黨陷入分裂，國際共運進入低潮，中國支持的左派黨大部分都沒有站住腳。
大論戰實際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形成和系統化是由兩個因素促成的：第一個因素是國內社教逐步形成的「二十三條」。這一文件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個重要概念。與此同時，毛主席反覆強調「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要警惕赫魯雪夫睡在我們身邊」。第二個因素是「九評」《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紀歷史上的教訓》中提出的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十五條。這十五條實際上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國際反修一搞中蘇大論戰，國內防修就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者如同兩個輪子，相互配合，把中國最後帶入十年浩劫。
關於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報告，閻明復也表達了重要見解：「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產生的消極影響是次要的，積極影響是主要的。過了四十年再回過頭來看，當時批判史達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動盪已經過去，而所產生的解放思想的意義是深遠的。」
反思是記憶的靈魂。在此之前，阿爾希波夫對蘇聯方面的責任和失誤進行過鄭重的反思。中國人回憶中蘇兩黨兩國衝突的歷史，當然會打上中國情感的印記。對於中國人來說，最大的挑戰不是指出蘇方的責任和失誤，而是解剖中方的責任和失誤。在我看過的一些書中，這方面的內容或者沒有，或者很薄弱，往往側重渲染中方領導人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的風采。相比之下，閻明復的反思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所體現的歷史責任感，非常寶貴。熟悉國情的人，不難掂量出高層能夠聽取這些研究成就有多麼重要。
閻明復的反思，對知識界也有現實的啟示。當年的「九評」等文章，是發動文革的理論利器，那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盛氣凌人、橫掃千軍的文風，那種不容商量、不容討論、唯我獨左、唯我獨革的思維，包括我在內的幾代人都深受影響。告別這種遺風，自我排毒，自我脫魅，養成文明的思維和學風，其實很不容易，可能需要一生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