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聽上去也許奇怪，但是每當我聽說我們的事業處於危機之中時，我對此欣然接受，並將其作為這項事業仍然存在的證明：如果它不存在，就不會處於危機之中。你看到，我比大多數人更少幻想，因為我更不需要它們，因為我信仰。信仰什麼?很難說。信仰生活，也許。
1983年1月22日
崔衛平1995年翻譯製作的samizdat版本。
（二）
一年總有兩三次，一些災難性的消息傳到我耳中來，其中部分是不可避免的報怨：「什麼也沒有發生「，「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人們也許指望我對這樣的消息特別脆弱，因此感到不安和壓抑，或在絕望中大聲抱怨：為什麼我呆在這裡?如果什麼都沒有發生，這還有什麼意義呢？
我不想把事情簡單化，但是我必須承認，有時我對這種消息的反應，與人們想像的完全相反：我經常生氣地反問：想要發生什麼?為什麼非得要有什麼事情發生?為什麼總要「做」呢？到底應該做什麼？
當然，我的生氣不是對這樣一些個別消息的反應，而是針對這種理解事物的反常方式——它建立在一種對待事情的幻覺之上：每件事情取決於「去做」；說到底，當事情在「做」時，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好。換句話來說，這是一種為行動而行動、為做而做的崇拜，唯一重要的是讓某件事發生；而發生了什麼行動，誰在做和為什麼做，它的意義是什麼，將會有怎樣的反響，引起的結果如何，則是不重要和整個沒有意義的。事件的開始或結束的意義，僅僅在於它曾經發生的事實；如果不考慮事情本身的重要性，那麼，儘可能多並儘可能經常有事件發生，則成為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們的數目和頻率成了生活的尺度。
「如果沒有什麼發生，那麼就什麼也沒有發生」，這種推論是一種空洞的信仰。生活由此成為一種事實上的持續死亡，成為被這兒或那兒的一些事件所中斷。似乎事件越多，我們越存在；而事件少了，則不可避免地死亡。我卻不認為——是否有多少事情發生，會是根本重要的；也不認為事件的數量本身會告訴我們任何本質的東西。
對我來說，唯一重要的，是所發生的事情有沒有意義。那種認為「如果沒有什麼發生，那就什麼也沒有發生」的感情，是一種表面化的、依附性的偏見，是空洞的精神，是始終屈服於時代，僅僅通過不斷編織偽事件的數量來證明自身的優秀，像一隻蜂那樣，走向自己的結局。沉默往往比最雄辯的言詞來得更有說服力。一個精心選擇、安置恰當的詞彙，往往比一百頁處心積慮的空談，更為有效地淨化空氣。
顯然，存在過一個非常混亂和鬧哄哄行為的英雄時期。每個人做每一件事，人人友好地對待他人，愉快地分擔事情，互相幫助而無人拒絕，每一個團體都有過這麼一個年輕時期。顯然，人們偶然地會對此懷念，並且藉助於這個背景，現在確實好像「無事可做」。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警覺，回顧那種從激情澎湃到虛無主義熟悉而危險的循環。在那個時代，它曾經席捲了我們同胞中的大批人，他們並不比我們年長多少。想到這一點確實悲哀，因為那些人曾經這樣堅決地反對盲從主義和幻想，他們似乎能夠擺除這種立場，結果卻以這種方式告終。
換句話來說，我並不在乎發生事情的多少。我僅僅對所發生的——或沒有發生的——是否有意義和有什麼意義感興趣。我喜歡這樣的事情：確實可靠的，有根基的、獨創性的，有活力的、均衡的，有趣的、富有交流性、挑戰性的，在時間上是中肯的——簡言之，帶來意義的事件。一樁這樣的事件甚至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要比所有那些單調乏味，儘管其動機也許是高尚的，而其僅有的理由是有事可做而來得有價值得多。這種沒有意義的行為通常僅僅使所採取的立場貶值，勞民傷神，結果落得個無補於事的印象。……
沉默和始終不渝地堅持一個人的立場，比將它們大聲喊出卻很快放棄，要有意思得多。一個沉默的夥伴，儘管你敢肯定當他開口時將像洪鐘一樣清晰，但卻從來不能預言他什麼時候開口和他將要說什麼，他將比任何事先算計好的人，遠遠有能力攪動這個世界。
1983年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