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註：
1991年，當我從家中書架上隨手取下一本《Open Letters》時，不知道這位作者是誰，更不知道他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總統。但是無意翻到的這一頁，如同一道閃電，照亮了我當時晦澀失語的日子：「因為我相信。相信什麼？很難說，相信生活，也許。」
我感動於這句話對於生活的信心和祝福，也被其中所釋放的某種遲疑所打動。這種遲疑與堅定一樣，是克爾凱郭爾意義上的「獨自一人」所擁有的：這個人打定主意，決定由自己承擔一切：信念、行為和責任。
1979年5月29日，哈維爾再次被捕，隨後被判4年半。1983年1月23日，他因為感染肺炎而被轉往監獄醫院，半個月後重獲自由。這是他被關押時間最長的一段日子。在獄中他僅僅被允許給妻子奧爾嘉寫信。這些信件都要經過監獄審查部門，因此他不得不使用了一些形而上的哲學術語，比如「朝向存在」、「異化」、「在世界中的在」等。
被關押了3年10個月之後，哈維爾的這兩封信表達了一個相同的主題：一個人只有真正立足於自身，才不至於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跌入從激情澎湃到灰心喪氣的循環。他說得多好啊：「使得一個人看到處處道德衰敗並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敗本身，而毋寧說是一個人失去了自身確定性和生活的意義。引證我自己說過的：世界的迷失僅僅在我自身迷失的範圍之內。」
崔衛平
2021年10月13日
1995年崔衛平翻譯製作的samizdat版本。
（一）
我不時地聽到某個人的災難性消息，告誡說在我們圈子裡每個人都在同他人吵架，沒有人在做有用的事情，他們喝得太多，移居國外——當他們在國外時，只是製造更大的醜聞。人們只在乎他們自己，去弄不屬於他們的錢，有人更是僅僅為了獵取名聲而無視他人等等，諸如此類。
我不知道這些是否屬實，我對此持謹慎態度；然而，我知道將兩三個表面的偶然事件加以普遍化，是多麼地容易；特別是當我們關注的對象，在整體上是如此複雜多變，如此嘈雜混亂和難以理解。
我現在不想寫這些，是因為我對這些或類似的消息還沒有把握——它們是否令我擔心——我還沒有從中得出任何結論。等我出獄後我將自己來看，或許事情並不那麼壞；或許它們甚至更壞。而現在，我只是擔心其他事情。
……………
當一個人選擇某種立場之後，當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了某些意義，這將給他洞察力、希望和目標。當他抵達某種真理並決定「生活於其中」，這是他獨自一人的選擇，是一項存在的，道德的並最終是形而上的行動，是從他自己的心靈深處生長出來並以此充實他自己的存在。這樣的立場給他帶來內心充實和自足，尤其能夠獨立於周圍環境中的變化和趨勢，獨立於被稱之為社會的普遍狀況，而不管它們在某些瞬間會出現什麼。如果這樣一種立場是真實的和深刻的，那麼任何外在的條件和環境都將不可能在更深刻的基礎上改變他的選擇——至多，僅僅可以改變他的行為方式。
一個不能從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內部發現其生命意義的人，將依賴於他周圍的環境，將在他自身之外尋找方位——在某種意識形態，團體組織或社會中去尋找。這樣，儘管看上去他在行動，但事實上他僅僅在等待、在依賴。他等著看其他人將要做什麼，或者他們將指派給他什麼角色，他依賴他們。如果這些人什麼也不做或把事情弄糟，他則屈從於幻滅，他將像一隻戳破了的皮球一樣，自身崩潰。
這本質上是一種狂熱盲從的態度。由於不能獨立地面對世界的異化，狂熱者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他所崇拜的制度，盲目地與之結為一體。但是，一旦出現某種跡象，不能滿足他所想像的必然如此，他便開始恐慌。他感到他的世界崩坍了，他的生活失去了意義，很快，他變得想要去做多年來他曾經猛烈(從根本上，他是一個狂熱者)抨擊的那些：他開始僅僅關心他自己，移居國外並適應一切。
這樣一種人是不幸的：他總是慷慨激昂，而同時又始終失望，他只是廉價的樂觀主義者，甚至一個外在的偶然事件就足以將他推入最深的懷疑主義深淵，他可以非常輕易、非常快、非常熱烈和沒有一點內在保留地獻身於一項事業(同時激烈地抱怨那些沒有投入這項事業的其他人)。但是當事情變糟的瞬間，他同樣有能力對這項事業感到厭惡，屈服於什麼事情都沒有意義的悲觀主義，直到他重新發現——毋寧說是直到另外有人發現——某種新的他可以與之認同的東西，可以將自己的所有理性、他的道德心和責任再一次推諉給它。
真正的堅定不移僅僅表現在這個人能夠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嚴肅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製和看待世界獨特的、不加偽飾的立場。當然反過來也一樣：只有能夠保持這樣一種持久的總體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這種信仰是作為一種富有靈魂的、朝向存在的狀態，不是對由外部提供的某些東西的盲目認同。
換句話說，甚至每個人都出國，每個人都放棄，每個人都屈從於「在世界中的在「，這也不是一個人做同樣事情的最微小的理由：一個人不是出於做其他人所做事情的需要而採取某個立場，因此，他也不可能因為其他人已經放棄了那種可憐的理由而放棄。
當每件事開展得挺順利，我們周圍的每個人為了他的理想都很堅定、勇敢、不知疲倦，人人都始終寬容、互相熱愛，我們當然很高興；而一旦反過來，我們便意氣消沉。然而，不管怎樣，這種高興和沮喪，都沒有觸及事情的核心部分，即那道路是我們為自己選擇的，我們已經選擇了它。
回到開頭所說的事情來：
對我來說，這些災難性的報導，至少其中的部分更多地暴露了承受這些消息的頭腦狀態，而不是對待事情的客觀態度。它們暴露了這種人無力依賴於他們自身，暴露了他尋求同盟者的需要，這種需要導致了對於同盟者的不幸依賴，這些同盟者包括他所要拯救的人，到他整個兒為之獻身的人。而伴隨著這些人的崩坍，他也必然自動崩坍。
同時，我覺得這種精神狀態——說到底是缺乏自我依靠、力量、堅定、獨立，缺乏高瞻遠矚、寬容和富有同情地理解，最終導致痛苦的自怨自艾和放棄，這將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一定會出現，那麼它最初已經不易察覺地出現在所有外在報導之前，並對外在情勢產生影響，直到決定其立場、事實的選擇和評估。使得一個人看到處處道德衰敗並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敗本身，而毋寧說是一個人失去了自身確定性和生活的意義。引證我自己說過的：世界的迷失僅僅在我自身迷失的範圍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