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出國留學的人，去日本的最多，但留日學生反清的也最多。庚子之後，各個反清的組織，像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以及眾多叫不出名來的組織，箇中的骨幹人士，大抵都在日本混過。而留學歐洲、美國的人，反清的人物倒是不多。當年留美幼童，被頑固派視為離經叛道，半道就給打發回來了，這樣的不公待遇，人家好像一個參加革命黨的都沒有。有些人比如唐紹儀、蔡廷干之輩，即使回國之後從水兵干起，也老老實實一步一步爬上來，沒有憤而投了革命黨。而留日的學生，即使回國高官可做，比如蔡鍔、吳祿貞、藍天蔚、閻錫山他們，也都跟革命黨有關係。在日本的時候，經常參加革命黨的活動。儘管回國之後，若朝廷不出大錯，他們仕途也很順利，後來也未必一定會鬧革命，但曾經心懷異志卻是一定的。當年，如果說有哪個國家是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當非日本莫屬。
這跟日本的風土人情，有著莫大的干係。這些留學日本的漢人知識分子，進入日本之後，所接觸到的人、事、物，很容易讓他們想起古代的中國，尤其是令漢人感到自豪的唐代。日本人穿的衣服，一些古代建築物，所用的器物，留在日語裡的漢字，無一不讓這些漢人多有感慨。回顧自己穿的衣服，腦後的辮子，想想自己身處的朝代，則難免有無限的愧疚。被壓抑久了的華夷之辯，很快就會被挑起來了。章太炎到了日本之後，才發憤說自己是遺民。
與此同時，儘管日本的知識分子倒不見得都看不起清國留學生，但日本的下層民眾，尤其是孩子，對清國留學生腦後的辮子，還是多有好奇，或者說歧視和嘲笑。只要清國留學生一不留神，把辮子露出來，就會有小孩追著罵豬尾巴。單就這一點，也逼得這些留學生不得不剪辮子，不僅自己剪，而且給別人剪。像鄒容和陳獨秀，甚至把留學監督的辮子都給剪了。這樣的風氣，甚至影響到了滿人留學生，當年端方的兒子，就老是想把辮子給剪了。
當然，留日學生中反滿情緒流行，也跟留日學生比較多，魚龍混雜，多數人都是混子，不好好求學，閒工夫比較多有關。這樣的混子多了，日本人和日本政府，自然對之觀感不好，讓他們混得很不順。這些人牢騷太盛，喜歡發泄不滿，自然給革命鼓譟，留了太多的空間。加之孫中山他們又經常到日本活動，越是激進的思想，就越容易引起年輕人的共鳴。時間久了，不僅那些學的半吊子之輩，比如陳獨秀、鄒容、陶成章、徐錫麟、秋瑾之輩是革命黨骨幹，連那些學而有成的人，比如眾多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也有革命的意思。
所以，儘管日本政府也多次應清政府的要求，多次取締鎮壓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但總的來說，還是縱容的時候多。日本朝野，對於給中國現政府搗亂的人，有著天然的容忍度，從這個角度說，日本這樣的官方態度，也助長了留日學生的「反叛」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