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曾經出現的兩種極權主義，居然都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復活"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世界的人們大概很難相信，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的三十年戰爭和漫長的冷戰之後，極權主義的幽靈竟然從歐洲大陸轉移到了太平洋兩岸。北美大陸雖然在年初曾經僥倖躲過一場"啤酒館政變"的危險，但是，隨著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閉幕，一個新極權主義國家在太平洋西岸的亞洲大陸誕生了。
在上周結束的中共19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委員會三百餘人通過了中共歷史上第三個歷史決議。上兩次歷史決議，分別發生在1945年和1981年，都經過黨內充分討論的民主協商和反思，通過對黨的路線的撥亂反正為中共在兩次歷史轉折點把握時機創造了最大範圍的黨內共識，堪稱中共其實用主義理性和政治現實主義的典範，也是中共能夠保持長久活力和韌性的訣竅。
自我加冕的"悄悄革命"
相比之下，第三次歷史決議雖然自稱要從中共百年曆程中汲取經驗，整個決議卻形同東施效顰、照貓畫虎，企圖效仿六屆七中全會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是毛澤東的理論權威地位、繼而為他在七大上確立絕對權威鋪路，通過本次決議樹立起習本人的理論地位，但是既未經過充分的黨內討論，沒有任何自我批評，不敢否定任何先前路線（特別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折衷主義，在一個封閉的會議中借著對黨的百年曆程的肯定，自我肯定了習過去執政的九年，猶如自我加冕一般完成了一次"悄悄的革命"，宣告了三十餘年威權主義過渡的結束。
習近平（左）1953年生於北京，父親習仲勛（右）是中共元老之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本圖攝於1958年。
當然，歷史上以執政黨中央全會集體決議、一致通過的方式確立一個極權主義體制，雖然罕見卻似曾相識。希特勒在1923年發動啤酒館政變失敗後歷經十年利用選舉和暴力竊取了魏瑪民主；史達林也是從1923年德國工人起義失敗之後逐漸從"三人小組"中奪取權力，在列寧身後逐一清洗列寧的戰友，直到1936年頒布所謂"最民主的憲法"，然後展開大審判，樹立起從察里津神話到全面的個人崇拜。用托洛茨基的話說，史達林就是一個從神秘帷幕後面走出來的獨裁者，從"1936到1938年，設法使一個專制君王的一切特性在他身上得到發展……在此期間，全世界與其說對他的力量、意志和深仇死怨感到驚訝，毋寧說對他的智力和政治方法的低劣感到驚訝"。
教科書般的極權體制
而這一切，二十世紀曾經出現的兩種極權主義，居然都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復活了，而且綜合了左右兩種類型，在現代科技的加持下，完成了儼如教科書一般的極權主義體制準備，為明年的二十大、也就是習的第三、第四、甚至終身連任做好了意識形態的準備。
首先，這種對所謂百年黨史的歷史主義迷思，幾乎就是19世紀以來曾經統治德國思想界的歷史主義的翻版，如義大利歷史學家卡洛.安東尼所說，是黑格爾所稱"存在就是合理的"庸俗哲學的無限延伸，是"歐洲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所留下的痕跡"。無論左右何種極權主義，他們所本的歷史主義都是反智的，無視一切個人尊嚴、嘲笑一切人道主義、啟蒙運動和自然法，不是用歷史而是用歷史話語背後的政治強力取代道德良知，也就是機會主義的和反歷史的。
其次，"決議"對"兩個百年"的民族主義和時間差的機會主義論述，幾乎成為修憲之後為領導人連任尋求意識形態支持的唯一藉口，也掩蓋了這一決議所標誌的兩個重大轉向。第一個轉向，不再堅持任何具體的社會主義的平等目標，而是全面代之以民族主義的"十個堅持"，在不放棄共產黨名號的同時轉型為一個極右的民族主義政黨，這也是江澤民時期"炸館事件"之後的民族主義浪潮以及2012年"915"反日運動的自然結果。
而極端民族主義在經濟層面的體現，不會簡單停留在自力更生、解決卡脖子技術等等口號上，還將體現在一方面對市場經濟、私人部門的保留，另一方面對市場經濟則實行從上而下的指令控制，如同納粹德國的統制經濟形態，並且遲早將正式轉向戰時經濟體制，否則，難以解決市場經濟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政黨之間的矛盾，包括有產階級對私有財富的擔心和工業民族主義發展之間的矛盾。
第二個轉向，則是以確立習近平為全黨核心、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思想的"兩個確立"原則，正式取代了政治局的集體領導體制，不僅形成一個個人獨裁體制，也掩蓋了這一獨裁體制對共和制度的破壞，為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即將轉為事實上的現代君主制鋪平了道路。畢竟，在理論上，領導終身制與否幾乎是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唯一重要差別。對於成立在"五四運動"餘波的中共來說，不能不說，百年之後對共和的顛覆不啻為對歷史的莫大嘲弄。
其三，共和的危機對絕大多數中國人，無論是中共黨員還是普通人來說，可能都過於抽象、難以體認，但是，如阿倫特所論述的，"權力出現危機之時，暴力就出現了"，藉助最新科技的政治恐怖幾乎是意識形態掛帥的最好伴侶。這對中國人來說，意味著文革時期極權主義運動所帶來的群眾恐怖，但在新極權主義下，第三次歷史決議意味著他們正在從革命的神話走向反革命的暴政。一個無所不在、不受限制的國家暴力已經從過去九年針對公民社會、新疆和香港的不斷鎮壓中成長，變為一個利維坦式的怪物，威脅著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
歷史的終結
不過，暴力固然催生了新極權主義，卻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消解著權力，可能最終令領袖本人都感到危險，擔心暴力機器的坐大反噬著政權本身。這在今年中國的現實政治中已經成為最大的變數，連帶著引發政治效忠的難題--所有人都可能被懷疑為"兩面人"的危險。這本來是新極權領袖九年前加強個人集權的初衷，如何防止出現"更無一人是男兒"的局面，卻在集權完成後促成了預言的自我實現：不僅政法系統內部需要展開整風運動，即使在六中全會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負責起草的筆桿子們面對記者其呆板僵化，形同殭屍，完全喪失了表達能力。這或許才是中國意識形態戰狼化面具下的真實一面。
因此，雖然我們可以預期，中共的二十大後將迎來一個的不僅是一個新極權主義體制，而且還意味著世界格局正式進入到新冷戰，極權主義所支持的威權主義和民主主義兩大陣營將圍繞著全球化和地球外空間展開長期競爭，但是，極權主義體制一經確立就意味著歷史的終結。那不是福山在冷戰結束後歡呼歷史終結的回聲，而是由政治恐怖、僵化意識形態、統制經濟和政治虛偽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退化和停滯。新極權主義或許在短期內能夠避免來自任何階層的革命，但是長期而論，這就是歷史主體的消亡也是歷史的終結。
如卡洛.安東尼所總結的歷史主義的命運，政治固然能夠藉助歷史崇拜和政黨崇拜塑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包括天才的幻覺，但是"領袖們的神聖性、大眾追隨他們的義務，其持續的時間就是他們的運氣和權力維持的時間"，一如"趕英超美"或者"東升西降"這類口號的結局，或者史達林之死所意味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這份歷史決議，不僅宣告了一個新極權主義的誕生，或許也同時宣告了她的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