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六四前，鄒幸彤接受本台專訪，形容政權的打壓，令香港與大陸的抗爭連結在一起。
前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連同26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去年六四集會，被控舉行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以及「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案中3人包括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鄒幸彤及前記者何桂藍，選擇不認罪，案件將在本周四（9日）續訊。以下是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為該案所寫的結案陳詞摘要：
本案其實是一場頗為奇怪的訴訟，針對一場從沒發生的和平集會，當局也要窮追猛打，非得將與集會主題相關的文字也定罪，這樣的行為，何以能符合憲法規定，能滿足政府保障人權的責任，控方從沒一句說明。相反，控方擺出一副人權法與刑事檢控完全不相干的態度，拒絕對人權影響作任何分析，強調只要滿足定罪條件，就該拘捕，就該定罪。
但可笑的是，控方連定罪條件的分析也沒有做好。控方棄用相對清晰的成文罪行，選用「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這個概念龐雜的複合罪名，卻完全沒有去分析在這個罪名之下，控方要證明的各個元素，然後逐一舉證。最基本的，究竟本人煽惑的「行為」是甚麼，該行為何以構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控方從沒有解釋，只武斷地咬定本人煽惑的就是一個罪行，這種結論先行，沒有任何法理分析的檢控，實在令人大開眼界。
然而本案的問題遠不只對控罪元素的零分析，對人權原則的零認識，以及對集會自由的零容忍。本案清楚反映出法律是如何被利用作打壓異己的工具，以消滅一場已有31年歷史的悼念和抗爭，讓政權犯下的罪不再被提起，讓殺人者可以繼續逍遙法外。它更反映出行政濫權如何蔚然成風：警察可以任意踩過界去決定公共衛生要求些甚麼，可以以調查犯罪為名長時間拘留阻止人們採取政治行動，可以以禁止集會之名行劃出禁區之實，而檢控亦可以任意跳出成文條例的限制，以普通法罪名提控，以期加重刑罰。
一介個人，可以對抗如斯濫權的能力有限，尤其當濫權成為常態，政治忠誠而非中立成為了官員們的最大原則。我能做的，僅是不盲目順從種種濫權決定，在所有場合，包括在法庭上，提出質疑和挑戰。法庭比我個人的權力大得多，責任亦重得多，是縱容政治檢控和行政濫權，抑或守住人權和法治的原則，捍衛這些民主社會必要的基石，就看法庭如何裁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