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前輩為了突出晚生林彪新晉升的副統帥地位，已經做得很過分了。在接見群眾的場合，周恩來總是讓毛澤東和晃著小紅書的林彪在舞台上雙雙亮相良久，充分享受雷鳴般的掌聲和海潮般的萬歲歡呼。毛、林莊重地從舞台這頭走到那頭，又從那頭走到這頭，最後在舞台中央定位。然後周恩來才象老鼠拉木楔一樣，拖著一大串高幹，緩緩出籠，本分地擠在舞台後排——周恩來還想把他的謙恭延伸到歷史定位，把屬於自己的功勞，編成花環掛到當時只是連長的林彪脖子上。就像是一個膽小的財主遇到強盜，慌忙捧出家傳珍寶，說自己本來就不配擁有它，訕笑著央求山大王務必賞臉收下——這不是謙虛和美德，是懦弱和虛偽。
在這次大會上，周恩來還有失態的舉止。他用一種歇斯底里的態度，向毛澤東、林彪宣誓效忠。他說「同志們，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們熱愛毛主席，熱愛江青同志，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完全理解你們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我周恩來熱愛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們差。——我周恩來一生犯了許多錯誤，但我是擁護毛主席的，擁護林副主席的。不信請同志們看一下，我周恩來的心是紅的。」說到這裡，周總理突然用手撕開了襯衫，露出了胸膛。
幸虧周恩來身邊沒有一把刀子，否則他說不定象紂王的宰相比干一樣，一刀子自己開了膛，向滿朝君臣展示自己並無謀反之心。
國家總理髮誓賭咒向一個黨的主席表示效忠，這個國家怎麼了？這個國家的總理怎麼了？這個黨怎麼了？這個黨的主席怎麼了？
只要其中一個不「怎麼了」，就不會發生上述鬧劇。
如果事關毛澤東的錯誤和醜聞，周恩來有著本能的反應——立刻撲上去遮醜。他本人的功能就是一塊遮羞布。
1961年，國家統計局賈啟允等三人，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不久周恩來再次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在我們三人共同監督下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周恩來這才放心。周恩來為了掩蓋毛澤東的彌天大罪，鬼鬼祟祟，毀滅證據。他這個總理不是為平民百姓當差的，他只是毛澤東的家臣而已！歷史不會原諒他的這種作為。
大饑荒發生後，周恩來做過幾次長篇講話，巧舌如簧宣傳中國是世界上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鼓勵大家以此為傲。喋喋不休地重複「自然災害，」「蘇修逼債」造成全國大饑荒的鬼話。但是一直迴避「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的錐心刺骨的問題。
當官不給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白薯。回顧周恩來的總理生涯，他一直是為毛澤東當官，認毛澤東為主。他要種白薯還是繼續做高官，老百姓沒有權利發落。他勤勤懇懇當了一輩子中國的大管家，一輩子讓國民忍受食不果腹的日子，一輩子循循善誘勸導民眾逆來順受各種迫害。
周恩來為毛澤東歌功頌德不遺餘力。相對劉少奇、林彪而言，周恩來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工程出道晚了些年頭。但是他一旦投入這個行業，就弄得風風火火。1964年他親自做總導演調動全國人力物力拍攝大型音樂舞蹈革命歷史劇「東方紅」。作為國務院總理，這實屬不務正業玩忽職守。他不能解決人民溫飽，卻熱衷於製造精神鴉片。用舞台上的輝煌，掩蓋現實的失敗，給貧瘠蕭條的中國製造虛假繁榮。周恩來在歷史上的逆向行動，成為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大反動的前期預熱活動。
從延安整風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看到了一個罕見的政治現象，就是周恩來與劉少奇政治角色的轉換。劉少奇在延安整風時期是毛澤東的新寵，他打擊的是王明、周恩來。由劉少奇提議授予毛澤東「最後決定之權」的決定，把毛澤東推到黨內不受制約的地位。毛澤東逐步走向專制主義，造成一系列惡果。直到毛一意孤行釀成全國大饑荒，造成許多農民被餓死的慘狀，才喚醒了劉少奇的人性。他冒著風險，推行了以「三自一包」為中心的調整經濟政策，衝撞了毛澤東。（諷刺的是，正是劉自己把毛捧到了不容衝撞的地位。）毛澤東矯情地拿著黨章和憲法向劉少奇討發言權的時候，毛、劉已經由同盟關係徹底分裂了。微妙的是周恩來以和事佬的姿態插入糾紛，他擱置二人政爭的是非問題，只是從「尊重主席」的角度勸說劉少奇作了檢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一再向毛澤東輸誠，表示要站在毛澤東一邊，申請加盟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樣，劉少奇和周恩來作了角色上的對換。劉少奇成為打擊對象，周恩來成了毛澤東棒子隊的成員。
社會主義制度結構性的缺陷，是沒有輿論監督、權力制約機制。幾乎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走向專制主義。毛澤東做的更絕一些，還把一黨專制演變到絕對的一人專制。中國的政權成了一架劣勝優敗的逆淘汰機器。劉少奇因為其尚未泯滅的人性遭受滅頂之災，周恩來因為其日益彰顯的奴性總算是體面而終。認真地說，上個世紀初許多共產主義的革命家，也都曾是憂國憂民的志士，並真誠相信共產主義，認為走蘇俄的道路可以救中國。但是這些仁人志士一旦進入這架逆淘汰機器，最終要改造成為奴性十足的馴服工具。窒息了自由思想，喪失了人性。專制機器最為顯著的效能是：壓制扼殺群眾智慧，放大最高統治者的愚蠢。
四人幫倒台後，鄧穎超急忙向華國鋒提出要整理周恩來文件的要求。她把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批示的文稿調來，經她過目之後監督燒毀，一如1961年周恩來焚燒大饑荒文字材料。這位與丈夫心心相印走過革命江湖的大腳老太太，十分清楚丈夫的作為經受不起歷史的考驗，留著白紙黑字的文件只是自取其辱。但是鄧穎超老太太也陷入唯心主義認識論：不明白毀滅歷史證據不等於毀滅了歷史本身。頂多給考證工作帶來些麻煩。歷史事實是不能用一把火燒光的，善惡從它發生的那一刻起就凝固在時空框架上了。
周從1956年「反冒進」遭到毛的批評之後，就從此徹底臣服。從大躍進、大饑荒、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管毛澤東如何荒唐，周恩來一直和毛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是毛澤東卻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周恩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