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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幸彤:六四卅二煽惑案鄒幸彤自辯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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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本人是本案唯一被告。本人被控一個沒有發生過的集結,本人是一位大律師,自2015年底起出任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副主席,直到支聯會在剛剛的9月25日宣布解散為止。我沒有案底,目前因為支聯會的關係,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未有按通知提交資料而處於還押。同時也因為去年六四燭光悼念,被控煽惑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件會在11月開審。

從剛剛的自我介紹,法庭不難見到,我所有的法律麻煩,都是同支聯會、六四相關的。而這個控罪的層層疊加,其實都很形象地反映著,政權如何一步步打壓消滅六四的記憶。而這一個大的背景,是我為什麼要寫本案中兩篇文章的原因。

要正確理解兩篇文章的意思、我寫兩篇文章時的意圖,以及另一個議題,政權行動背後有無不當政治目的,必須要了解兩篇文章出現的前因後果,而不是只看字面意思。支聯會其實是成立於89民運期間,承載百萬港人對民主中國的期許。當年這場和平的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之後,支聯會就用每年六四維園的燭光,用我們的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去傳承89民運的精神,以及希望為死難者討回一個公道。

32年來,六四維園見,是無數香港人每年最重要的約定之一,甚至可以說是香港每年最標誌性的活動,是香港人良知的象徵。我們用維園的燭光,用令世人驚訝的毅力,守護住了六四的真相。起碼在香港,一講起八九六四,大家會知道軍隊入城的時候的亂槍掃射,會知道被坦克車碾斷雙腿的方正,知道睡在板車上流血的9歲小學生,知道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絕食的大學生們,知道當年這場運動多麼得到全國上下甚至黨政機關的人的支持,也會知道王丹吾爾開希劉曉波這些名字,知道那位隻身走上長安大街擋住坦克的「坦克人」,知道只是想悼念她們的孩子都要面對重重困難的天安門母親。

但這些知識不是必然的,因為政權一直用它的權力、法律、宣傳機器,去抹殺、改寫這一段歷史。所以在國內的網絡上,六四是打不出來的敏感詞,每年到了6月4日這個日子附近,天安門母親、民間的行動者都會被嚴格地控制,甚至是預防性拘捕。幾年前,有記者去北京,走訪大學生,拿著「坦克人」的照片,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2014年,浦志強律師和幾位朋友辦六四研討會,被捕,判足4年。2016年,陳兵、符海陸、羅富譽、張雋勇,只是因為做了一支六四的酒,誇張到被人說是煽動顛覆國家,關了差不多3年才給其中3個人緩刑。還有辦六四祈禱會的王怡牧師、只是拍了一張八九六四車牌的尹旭安、舉著勿忘六四紙牌的張五洲,全部被拉、被鎖。這裡有一些辯護人聲明,關於剛才提及的案件情況,想呈上給法庭。

剛剛講到,因為政權的種種打壓,八九民運我們香港知道是什麼事,但在深圳河對面,就是一場反革命暴亂,軍隊入城是平暴,不是屠殺。甚至同樣是特別行政區的澳門,終審法庭都可以完成接受中共的定性,說這場運動是反革命暴亂,說數以千計的平民學生被屠殺是有悖事實的政治宣傳,這樣的黑背顛倒沒有發生在香港,很大程度是因為有維園的燭光。

但其實,政權不是不想消滅在香港的六四記憶,不是不想消滅維園燭光和支聯會。只是在今年之前,它都未能得逞罷了。支聯會在創立之初,已經被中共定性為一個顛覆的組織,當年中英雙方的人馬,許家屯、李鵬飛等等,都去勸我們的創會主席司徒華先生解散支聯會,未能得逞。到回歸了,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還是繼續勸華叔,不要搞六四悼念了,同樣未能成功。

軟的不行,就開始來硬的。2010年,支聯會在時代廣場展示民主女神像,被沒收,多人被拘捕。2014年,我們在尖沙咀置辦第一所永久六四紀念館,被親中法團滋擾、逼遷。2019年,我們再次置辦第二座永久六四紀念館,裝修期間已經被人上門搞破壞、淋電掣。到了去年,疫情給了當局最好的藉口去禁止所有的公共表達,六四的遊行、集會,第一次被禁止。但不少市民都仍然到維園,到全香港各地,點起燭光,見禁令無效,當局高調檢控大批在維園的市民和支聯會常委。

國安法通過之後,建制中人不停放風,說支聯會綱領違反國安法,說北京要取締支聯會,恐嚇市民不要再參與支聯會的活動。我們搞了31年的維園年宵攤檔,今年第一次被食環署無理單方面終止合約,我們的六四紀念館也被食環上門關閉。同一時間,港台的六四節目被抽起,甚至只是在節目最後播一段六四長跑片段都要被嚴厲譴責。以六四為主題的街站、電影放映會被滋擾、被中斷。而學校更加是重災區,教科書上面,歷史書,關於六四的內容被刪走,被淡化,不會再提軍隊屠殺平民,學校老師越來越不敢請支聯會去跟同學講六四發生什麼事,也無法再帶學生來六四紀念館了解歷史。

其實六四這個記憶,這樣打壓下去,就快要斷了。不出所有人意料,今年的六四遊行和燭光集會,再一次被警方禁止。之後的發展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六四當日,數千警力,圍封維園,終於成功讓六四的燭光,在今年斷絕,在維園不再燃起。

但這樣它都不夠,不到3個月,在8月底,當局動用國安法43條下面的權力,以老屈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的手段,索取大量資料,迫使我們要關閉我們的網站,我們的社交媒體平台,讓大量的六四的史料瞬間消失。當我們的常委,據理力爭,我們就全部被檢控、還押,甚至支聯會本身這間公司都被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在所有常委在囚、公司運作陷入停滯,當局繼續窮追猛打,要剔除公司註冊,在這樣的重重壓力之下,我們的成員在9月25日議決解散支聯會,讓這個32年的組織畫上句號。

但解散都未完,一解散完,就說要查封我們的財產,所以我們現在連律師費都給不起。而在這些事情發生的同時,是針對整個反對派、整個公民社會的掃蕩,大批民主派領袖,被捕入獄,連參與選舉都成為罪名,大量民選議員被迫辭職、被 DQ,無數民間組織、工會甚至學生組織都被迫解散,新聞媒體被關停,蘋果日報執笠,言論創作自由受到毀滅性打擊,現在連跑個長跑都不可以穿「香港加油」的 T恤。

禁止六四集會不是一個單獨的事情,整個脈絡,所有事情,都在顯示政府其實在做什麼。結論寫在牆上,政權就是要消滅所有反對的聲音,而六四的燭光集會是它達到這個目的上,必須要蓋熄的其中一個行動,疫情也好、公安條例也好,只不過是方便的藉口。而其後發生的事情,不到3個月就對支聯會拉人封艇,正正是證實了我當時的這個判斷。

我們看到的是,支聯會一方,早早入紙通知,我們要搞遊行集會,我們表示我們會遵從所有社交距離、防疫措施,持開放態度,願意和當局任何部門商討如何可以兼顧防疫,讓六四悼念可以進行。但警方的反映,整個月不理你,隨便跟你開個會走過場,不給任何方案給你繼續進行集會、進行悼念,快快反對就完事。明明我們看到的是,同一段時間,林鄭剛剛宣布,第四波疫情完結了,香港人是工照返、戲照睇、地鐵照逼、演唱會照開、商場照行,所有這些活動,人的擁擠程度,都會比六四集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自己每日上班逼地鐵都知道。明明我們見到,世界各地,都有可以兼顧防疫和示威集會權的方法,唯獨香港永遠一刀切,所有反對派的集會遊行都不給進行,明明我們知道,法律上,政府有積極責任促使集會順利進行,但警方永遠把球推給民間團體,只會強調集會自由不是絕對,完。明明我們看到公安條例沒有賦權警務處長用公共衛生理由禁止集會,但疫情一到,警務處長就可以自我擴權,而沒有人可以出來制衡他。明明就算禁止支聯會通知的集會,是禁止一個集會,但政府可以講到,所有六四悼念都會犯法,穿黑衣是會被捕,可以把禁止無限擴大。

面對著警方這樣的濫權,面對政府步步進逼去消滅六四記憶,我們如果不作出任何反抗,就是默許真相被掩埋、死難者沉冤莫白,而我自己,作為支聯會的副主席,當我們主席李卓人、另一位副主席何俊仁都是在囚的時候,是更有責任,在今年,去延續、推動六四的悼念活動。即使我們認為警方的禁止是違憲,支聯會作為一個有眾多成員和包袱的組織,是不能冒著被檢控的風險去彰顯我們的權利,所以我們也公開宣布了支聯會不會在今年舉辦維園燭光集會。而這個也是第一篇 Facebook文章為何出現,我也表示非常遺憾,非常對不起香港人,做不到這件事。

唯一方法就是用個人行動去延續、甚至擴散,本來在維園的燭光。所以,我在那段時間是不斷寫文章,做訪問,擺街站,去叫大家記住,呼籲大家繼續用行動悼念六四,呼籲大家克服恐懼,不要因為權力無理的恐嚇就連我們基本的表達自由、行動自由都不再去做,不要被所有白色恐懼癱瘓我們的行動能力。

我這裡有一些街站、訪問的記錄,想給法庭看看,我當時對公眾的呼籲是什麼內容。街站內容我找不到片段,感謝國安處幫我記錄了我講了什麼,裡面 D4是我,這裡是一些新聞報導,是我接受採訪的時候講的話。

其實我在這段時間,對公眾做的呼籲,行動的呼籲,只是叫大家6月4日八點,點起燭光,無論你身在何處,無論你可以到哪裡,遍地開花。而這個模式,其實自上年六四維園燭光集會第一次被禁之後發展出來的,是一個不用集會形式,都還可以表達集體力量的方式。作為一場群眾運動,我們必須給到一個相對安全的參與的方式給大家,才有可能動員最多的人參與其中,而遍地開花,正正是這樣一個平衡之下的方法,給到每個人因應自己風險承受能力,因應自己可以去的地方,自己選擇一個地點,做一個行動。

但作為一個共同的行動,一個政治的表達,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這件事是要在一個公開的地方去做,而不是自己躲起來,做給自己看。如果法庭要說,這樣一個沒有指定地點的行動呼籲,都是在煽惑一個未經批准集結,那我也很疑惑,這個集結是在指哪個集結、在哪裡的集結,是否地點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個時間點點起燭光,就是在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如果這樣說,不如直接承認,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雖然六四點燭光的行動,沒有一個指定地點,但最有象徵意義的,也最大風險的地方,一定是維園。但因應政府擺出來的態度,警方擺出來的各种放風、威脅,維園確實不會是很多人願意或有能力在今年再去做這件事的地方,但無疑,是最多人還想見到有燭光亮起的地方。因為維園的燭光,象徵著一種承諾,一種堅持,一種堅守良知的勇氣,而最責無旁貸應該去維園做這件事的,無疑是在維園舉辦了30年燭光晚會的我們。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個人,點著燭光,走入維園,可以犯什麼法。即使我公開說,我會做這件事,那是否說現在法律不允許我公開說我會做一件合法的事呢?是否說只要有人通知了集會而警方禁止,警方就有權將一個完全公開的地方,畫成禁區?就有權禁止所有人就相關議題作表達呢?將維園守到銅牆鐵壁那樣,真的跟防疫有關係?

但剛剛其實都講到,法律的分析是一回事,實際的風險是另一回事,這個確實是現在香港的現實,否則我也不會在這裡,我自己願意,也覺得有責任,去承擔這個風險,但我不可能預期,有很多的人,和我一齊去做這件事。無論是事前和友好團體的溝通、在街站和市民的聊天、網上的討論、社會的氣氛,其實都說得很清楚給我知道,像往年那種大規模集會,其實今年,不可能出現。

到了六四那天,如果有十幾二十個人,和我一齊,嘗試進入維園,已經是很好的結果,更大可能是小貓三四隻,甚至只有我一個。但是,即使只有我一個,我都要去做這件事。因為維園的燭光,經過32年的沉澱,已經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反對專政的象徵,我們可以守住它多一年,香港的自由,六四的真相,就多一分保障,即使是能去維園的人不多,只要有,我們都還可以說,維園的燭光未死。當大規模的集體行動變得不可能的時候,最起碼,我們都還可以用個人的力量,做最有象徵意義的行動,將每個行動的政治力量放到最大。正如當年的「坦克人」,他不是因為見到後面有千百萬人跟著他上去,他才去擋住那列坦克,而是即使他孤身一人,他都必須要做這件事,因為這件是正確的事。

而如果我們自問是在傳承八九的精神和堅持,我們就要有這種,不論人多人少,不論高潮低潮,都堅持下去的決心。我當然不會否定,我很想很想見到維園依然燭光如海的畫面,但同時我對時勢都有很清醒的判斷,若然到了當日,維園真的只剩下幾點燭光,甚至是被當局成功,完全沒有燭光亮起,那我更要向公眾解釋,那幾點燭光的意義,32年來維園燭光的意義,和當局為什麼這樣大決心要禁絕維園的燭光。這些話,今年不講,很可能以後都不會有機會再寫,氣候的發展也證實了這一點。所以會有明報的那篇文章,匆匆忙忙一晚寫成,不是很成熟的文字,但當局如獲至寶,覺得可以用來搞文字獄了。它甚至抄足國內打壓六四的手段,作預防性拘捕,6月4日一早就把我抓了,關足30多個小時,讓我完全無法在六四當日作任何悼念行動,而之後我也因為同一單案而還押超過一個月。再之後對支聯會的行動更是上綱上線,說我們32年的悼念活動是顛覆國家,是受外國勢力的煽惑,但我想講,驅使香港人32年堅持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的煽惑,而是每一個人的良知。

說我那兩篇文章煽惑了大家,是抬舉了我,也是看低了香港人。我們看到即使維園被封禁,去到西貢、去到屯門,銅鑼灣到旺角,都還是有人亮起燭光、點起燈光,不需要誰去召集他們去什麼地方集會了。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如水」,香港人的堅持。

其實,八九年的時候,我只有四歲,很多人會疑惑,為什麼我要這麼執著這件事,是香港人,是30多年每一個在維園點起燭光,普普通通而善良的香港人,教會我,什麼叫擇善固執,而我所做的,只是傳承、發出這些普通人的聲音,去做一個普通香港人在這個時間想做的所有事,去不給當權者壟斷所有真相和意見。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這些字眼,不如說,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如果要因此受刑的話,我亦無怨無悔。

以上是我的口供。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鄒幸彤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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