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放棄原本的思想，一是被脅迫，二是被迷惑，三是為恐懼所嚇阻。
我在書中通過俞平伯、賀麟等事例，比較完整地講述他們被說服後順潮流的過程，看出思想改造強大的震懾力和相當的機巧能力。俞平伯由當初的不解和抵抗，經過數個月的來回折騰，最終被認為"積極靠攏"。
俞本人都說了這樣的話："這裡好像通了，但在那裡又碰壁。以前聽周揚同志說放棄自己的觀點不容易，當時不體會，現在確實體會到了。"
如果說俞平伯的思想轉變是順勢推至，當局並未有意為難過多，而賀麟的轉型卻頗為艱辛，是學校黨組織煞費苦心的結果，有強力的外因。
賀麟當初還保留舊派學人的處事慣例，依舊稱蔣介石為"蔣先生"，不忘過去舊恩。但遭到群眾憤恨之後，他也只能表態："我現在要罵蔣介石是匪了。"一開大會，他就屢屢被圍攻，敗退下來後挫折感格外強烈，又有自取其辱之嘆。
歷經幾年的思想鬥爭，賀麟的學術根由愈加失落，課本照著蘇聯專家的講義修改，所堅守的黑格爾學說被逐步剝離，日積月累，從學術意義上說幾近廢人。
在那樣黑雲壓城的時代，我們無法苛求學者們能持有多少學術良知，整個人文水準的退化和萎縮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
知識分子放棄原本的思想是有一個逐步強化、逐漸到位的發展過程。
一開始被視作學習和提高的意味，多有勉勵之意，思想鬥爭還不像後來那麼兇狠和純熟。但是隨著改造的聲勢日益浩大，正像邵燕祥先生在本書序言中點明的那樣："從那時起，'唯心論'成為教育界、學術界以至整個知識界最流行的一頂思想政治帽子。"
只有讓知識界改變原來自由隨性、不馴服的"落後面貌"，打掉他們自大、牴觸的傳統思維，糾正舊式文人的傲慢作派，讓他們承認自己在政治認識上存在錯失，促使他們培育起對新時代的熱愛和擁護的感情。
改造或"消滅"落後的知識分子隊伍成了集體下意識，還以此為榮，張榜天下，這是民族和文化的巨大悲劇所在。
在跟進新時代的潮流時，像馮友蘭這些舊式教授很快明白自己無力的處境，在鬥爭恐懼到來之時，只能是頭腦簡單地隨波逐流，必然要放棄抵抗，欲迎欲合，以求得一份安身立命顧家的生存條件。
在《故國人民有所思》中，《馮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是最為壓抑的一篇，寫完此篇後，人有一種虛脫之感。有了這篇稿件壓軸，整本書立馬有了額外的歷史維度，給書目增添了不一般的異彩和沉甸甸的分量。
必須看到，馮定早在動盪時期爆發前期就已經落入敗局，聲譽掃地，成了一隻全國老少皆知的"死老虎"。有了馮定等人的悲劇性存在，"吞噬"的殘暴和人性的後墮就有了確鑿的考證根據。
這是一種深刻的時代糾結，知識分子放棄思想的結局之一就是不要自尊、痛責自己、污損群體，這讓傳統的知識分子在觀念上難於承受，常常要撕裂人格，麻醉自己，方能解脫精神上的重負。
在《故國人民有所思》中，多次寫到教授們的這種內心折磨，他們接受新觀念往往要有更多的波折和磨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