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英語各媒依然在圍繞人類歷史上首位移植了豬心臟的患者爭論不休……由於我們使用的是「人類科學」，那麼「人類道德」就是個永遠也繞不過去的坎兒。醫學革命引發的道德危機也是個即將爆炸的核彈……
很顯然一周時間過去了，這位患者他還堅強地活著，術後最危險的三天被挺過去之後
。目前他只需要躺在那靜養，待到出院之時，便可宣稱自己成功煉化成人面獸心之徒
英語媒體圍繞這場反傳統手術。
多日以來爭論不休，讓咱們來圍觀一下爭議點。
豬心臟移植術引發倫理爭議
一周前，這個世界上的首例「從基因改造豬到人類的心臟移植」手術，引發了各大媒體的標題潮和全社會的倫理爭議。與之相比，心臟受體大衛·貝內特的命運和豬基因到底如何被「編輯」反倒沒有多少人在關注……
其中許多爭議是關於生物異種移植倫理的。這是種間器官移植的技術術語。對此，人類已有一個多世紀的研究，但最近的科學發展涉及對動物進行基因改造以阻止器官被人體排斥，這似乎使這一研究更加複雜化但可行了。
關於異種移植的典型問題涉及風險、動物醫療以及為此目的對動物進行基因改造的倫理問題、受體背景、關聯手術等話題，正在英美澳加的媒界洗版。為此，我瀏覽了今晚可查詢到的媒體報導，截圖一下它們的標題，供瓜眾們欣賞：
今日美國的標題
新共和黨人的標題
澳洲對話頻道的標題
紐約時報標題
美國公共廣播公司標題
英國鏡報的標題
英國每日郵報的標題
每日郵報的回顧標題
其實，還有個顯而易見的倫理問題，但大家一般不提：既然是基因編輯，在受體出現較強排斥反應，而普通的「降糖」操作不起作用時，基因工程師是否操作過，將受體的人類基因片段接入到豬的序列中以獲得「可以被完全接受」的器官？這不但是有可能，而且是某些科學家長達數十年研究的課題。
這兒便冒出一個新的問題，在一些人眼中，似乎，殺掉基因改造動物用他們的器官移植給人類，要比克隆一個人類並殺掉他然後移植其器官給複製人的本體要「更道德」……然而，這似乎是個1%-99%的弗洛伊德式問題，一旦某個基因改造動物攜帶了「被操作過的」人類基因，無論多少，這個獸人的「權利」在未來可能會被主張。
就目前來說，豬成了最理想的基因改造培養對象。這類物種的內臟和人類高度相似，而且生長周期短、培養造價低，而人類對其基因構造也非常了解……很可能衍生成一條成熟產業鏈。
就在昨天，美國科學家又進行了成功的「豬腎臟移植給腦死亡患者」的手術（雖然只存活了幾小時）。但這恰恰對未來的人類社會形成了倫理炸彈，我們將迎來「人面獸心、狼心狗肺」時代。而且，醫院的後門附近將出現大量基因改造獸人的屍體。
醫學生物學之外的爭議
相關爭議並非只存在於醫學界，最近的豬心臟移植手術發生後，還有一些倫理問題出現，它們與捐贈者無關、與手術無關，而都與豬心的接受者有關。
在手術完成的情況下，器官的接受者大衛·貝內特（David Bennett）出名了，他是一名來自馬里蘭州的57歲男子，因嚴重心力衰竭而瀕臨死亡，最後被安裝了人工起搏系統。由於是心率不齊加上衰竭，按照美國的醫學倫理，他沒有資格接受傳統的心臟移植，一些醫學中心已經公開拒絕將他列入等待移植的排隊名單——但他卻得到了基因改造豬心臟的實驗機遇。這使得他的名字在媒體上洗版……
手術的新聞放出後，一位受害人家屬找到了記者，那是…33年前，貝內特因在酒吧拿刀捅傷一名客人（愛德華·舒馬克）而被判有罪，並被判處10年監禁。受害人舒馬克因為他的罪惡而癱瘓，被迫在輪椅上生活，身體狀況每況愈下…而就在十多年前，他死了。
得知大衛要做心臟手術，受害人舒馬克的姐姐對媒體表達了她的願望，希望一顆健康的心臟能捐給「一個值得去救的接受者」。這重新點燃了戰爭，一場關於那些被判犯有嚴重罪行的人是否有資格接受器官移植的道德辯論。
對美國社會來說，這並不是一個新的道德問題，過去類似的爭論主要由法院和醫療機構來協調解決。
由於社會上供移植的器官嚴重短缺。因此，需要有嚴格的資格認證標準和透明的道德審查程序，來決定珍貴的器官該如何進行分配。通常，這些標準基於醫學因素，這些因素可以預測受體的需要（如果不進行移植，他們很快就會死亡的可能性有多大）和器官的效用（移植成功和持續存活的可能性有多大）。事實上，正是這些因素，使得貝內特沒有資格接受任何常規心臟移植。
由於總是醫生們說了算，通常移植項目並不關注舒馬克的姐姐提到的道德因素。他們不排除已定罪的重罪犯，即使是那些仍被監禁的人。美國器官移植網絡UNOS的指導意見說，「囚犯身份不應排除某些人類個體享受移植術」。
其中一個原因，來自醫療保健中的一個關鍵倫理原則——治療應該公平分配。醫生沒有資格區分「罪人或聖人」，我們也不認為他們應該決定哪些病人更值得救。
關於如何最好地懲罰被判有罪的人的決定，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進行評估的——法院，那裡當然有細緻的規則和程序，來評估一個人是否犯了某一特定的罪行，以及後果應該是什麼。一個國家可以決定，作為對特別嚴重罪行的懲罰，某人不應該有資格獲得某些稀缺或昂貴的公共醫療。在許多國家，監獄保健資金不足且有限——比如菲律賓，許多犯人難以被照顧到。然而，聯合國關於囚犯待遇的規則——即所謂的納爾遜·曼德拉規則——規定囚犯應享有與正常社區相同的醫療標準。
在美國，1976年一項頗具影響力的最高法院判決認為，拒絕囚犯治療將是「殘忍和不尋常的懲罰」。在英國，囚犯完全可以獲得NHS免費醫療服務。
即使囚犯的治療優先權降低，貝內特的案件也可能有一個單獨的理由。由於他已服刑多年，繼續在醫療方面歧視他是不公平的。雖然受害者家屬的感受與醫生不一致是可以理解的，但社會上大多數人認為，服刑期滿的人應該得到公平對待，並有機會恢復正常生活。
事實上，移植動物器官，這一技術發展的性質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某些方面倫理的擔憂。器官分配難題的一個關鍵原因，是人類器官短缺——去年英國有470人在等待移植時死亡。如果異種移植確實成為一種現實的選擇，它可以避免在器官衰竭患者之間進行挑選的道德難題。
大衛·貝內特能活多久，咱們會持續關注。因為這是劃時代的事，如果心臟移植、腎移植、肝臟移植將全部來自便宜又迅速的「可反覆培養的基因改造動物」，那麼人類社會曾經的一些秩序，是要被顛覆的。科學的發展一直在動搖著諸多傳統文化的根基，基因改造動物器官移植術的出現，甚至可以說比原子彈的出現更能撼動人類社會，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