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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也夫:我能影響中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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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樂於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我知道對於影響中國,我沒有積極的功能。但還是以為,略有一點消極的功能。講這消極功能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重複著上面的觀點。好在重複一遍,有強調的意味,還不那麼令自己厭煩。這消極的功能就是平衡社會管理者的力量。不讓社會的實踐吞噬輿論,抵抗宣傳的聲音催眠大眾。很可能政策和社會生活依舊,但是我通過自己的聲音,顯示了一個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進多樣化的思想生態。

鄭也夫

我是一個不怎麼喜歡聽表揚的人。當然這不意味著我喜歡聽批評。也不知道這脾氣是生來就有,還是幼時的環境造就的。小學六年我一直是個頑劣少年,五年級才入隊。老師常常要找家長,表揚很少聽到。照理說,稀缺了更應該喜歡,可是我一聽到表揚就坐立不安。從來沒有得過獎狀,區里小學田徑比賽的獎狀是個例外。我當眾領取那獎狀時竟異常坦然。那時候還沒有分析能力,大概是感覺到它是以最過硬的成績為基礎的,不是誰誰的恩賜,裡面也沒有誰誰的好惡。從十幾年前開始,拒絕申請任何獎項。覺得它們要麼廉價,要麼虛假。即使不廉價和虛假,我也無意靠近。其實我從來都不是一個缺乏表現欲的人。但是就像少時賽跑一樣,有成績放在那裡就夠了,要別人的表揚和評價作甚?

聽到我的學生陳心想從美國發來e-mail,祝賀我被評上影響中國的50名公共知識分子,一頭霧水。從網上查查,才知道是《南方人物周刊》搞的名堂。忝列我所欽佩的一些人物之中,冠蓋如此顯赫的頭銜,一個不喜歡表揚的人竟感到前所未有的亢奮。立即騎上車子,到報攤上買來一份《南方人物周刊》。那亢奮大約持續了二個鐘點之久。

待亢奮過去,我才懷疑人家對我的抬舉:我能影響中國嗎?40歲以前,我曾經以為自己提出過的一些想法,說不定對中國小有影響。40歲以後,我再未懷抱過影響中國的奢望。當年尼克森毛澤東說:你影響了中國。毛澤東的回答是:哪裡,我只是影響了中南海附近的地方。這之中最表面的含義無疑是自謙,但如果只有這層淺白的含義,他就不是毛澤東。我猜想,在空間上毛澤東有悲哀,地方官的腐化他很清楚卻從來也沒能管束住,他能較好控制的只是京官。在時間上他更深懷憂慮,疑惑他對中國的影響不能持久,死後資本主義可能復辟。影響中國談何容易。毛澤東尚且如此。形格勢局下的一個侏儒的一句真心話是:我只能影響我的幾個學生。

我是中國最早提出反對發展私車的人。我以為真理顯然在我們手裡。在辯論中我們甚至沒有夠格的對手。樊綱和我只爭論了一個回合,就高掛免戰牌。我主編了一本《轎車大論戰》,為了營造旗鼓相當的爭論,甚至要幫助對方組織文章,可是實在是找不到夠格的支持轎車的作者和文章。但是我們雄辯的聲音無改中國之國策――擁塞轟鳴的轎車是對我等侏儒的最大的嘲諷。

國事太大了,且不談它。我們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制度,我影響的了嗎?2002年國家社科基金已經高達1億元。我以為這制度造就了腐敗。很多課題根本不需要這麼多錢。這許多錢並沒有帶來多少好成果。我在《國家社科基金批判》一文中提出,應該將資助變為借款,將審批申請報告改為審查科研成果,成果的質量遠比申請報告更好把握,申請報告遠比成果更好蒙人,成果審核公開化,不合格的借款不能核銷。這提議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倒是我自己因為十年來沒有申請過基金,有從教授降格為副教授之虞,因為人民大學曾正式規定教授工作的達標內容:課時、核心刊物發表文章、擁有國家科研基金。我為避無端受辱只好倉皇逃竄。很多人勸我:北大真的那麼好嗎?其實北大和人大我了解的都不多,了解的只是自己的幾個學生。但是在上述問題上北大還真的不比人大好多少。我剛剛看到北大的一個文件,說申請教授職稱要有國家課題。面對這麼糟糕的基金制度,難道潔身自好都不行嗎?難道一個沒有基金的人完成了擁有基金的人完成的工作還不能申請教授職稱嗎?看來我能保持教授的資格已屬不易,遑論影響知識分子的社區。我在北京社科院、中國社科院、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四個單位工作過,一向處在邊緣,並且日益邊緣化。我樂於如此。我影響不了我的小單位,只希望它也改變不了我。

我實在不是一個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但是我確實還可以算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我寫過200多篇討論社會問題的雜文,作過電視台的談話嘉賓、策劃、乃至主持人,擁有自己的聽眾和讀者。在媒體上寫了這麼多字,說了這麼多話,說沒有一點影響,是虛偽。那麼我影響了誰?影響了什麼?我可能影響了一些人的思想。我猜測我所能影響的人,政治立場和世界觀原本就和我接近。我其實只是澄清了他們原來模糊地感覺到了的東西,或者強化和堅定了他們已經具有的認識。我不敢相信我曾經改變過政治立場和世界觀與我不同的人的思想。

我以為我的言論是雄辯的,但雄辯充其量是在爭論中出風頭。能改變原本認識不同的人們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影響力。我大約不具有令他人皈依的力量。不管怎麼說,我可能澄清和強化了一些人的認識。但是我完全不能藉此改變社會生活。比如說,經由我的喋喋不休和連篇累牘,在思想上認同反對私車觀點的人可能更多了,但是與此同時在街道上轎車也更多了。影響不到今天中國的社會生活。那麼能否影響明天中國的社會生活呢?我的判斷是不能。中國未來的決策若改變,也是未來的形勢所使然——正所謂"形勢比人強",不是前輩思想家的思想種子發芽開花。一個論據就是馬寅初的人口論。我不覺得中國後來控制人口的政策是馬寅初當年的思想造就的,我認為是人口膨脹的嚴重後果導致的。我的轎車批判的真理成分至少不低於人口論。實際上是六、七十年代我們經濟政策的徹底失敗,襯托出馬寅初人口思想的英明。如果那個時候我們有日本,那怕是韓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人口就不會是那麼嚴重的問題。人口過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政治家經濟政策失敗的託詞。須知,至今半數以上的發達國人口密度大過中國。轎車的破壞則無論國家貧富,無論經濟制度如何,它都將吞噬能源,並以擴建道路和停車場吞噬人類最寶貴的地皮。但是我判斷我的轎車批判的命運多半和馬寅初的人口論相似,不會影響中國。

你已認定不能影響中國的社會生活,不僅今日而且明天,為什麼還要充當公共知識分子,並樂此不疲呢?這使我想起美國暢銷小說《教父》中的一句戲詞。教父的小兒子麥可在翦滅了敵人後,對投靠敵方暗害了他哥哥的妹夫說:"我不會殺你,不想讓我妹妹守寡。但是我的智力不能蒙受侮辱。"這就是我發表不同意見的興趣所在。麥可最後還是殺了他妹夫。洞察陰謀和懲罰背叛,是他的兩大願望。我也有兩大願望。其一是抑制轎車的發展。而當轎車鋪天蓋地我們無可奈何時,便只剩下一個願望:不能任憑一個"經濟增長"的華麗而蹩腳的藉口,在思想認識上"贏家通吃"。洞穿迷團和誤區,滿足了我"解題"的欲望。發出不同聲音,滿足了我表現的欲望。

我們保護不了我們城市的生態,我們至少保護了思想領域中的生態。因為在現實領域中沒有影響力,我的動力就完全地繫結在個人的智力興趣上面了。我早就說過一句略帶犬儒味道的話:我是"遊戲人"。別人有誤解,以為遊戲人隨機即興,不執著,無定力。其實遊戲人有可能是最執著的。一個為社會功利奔走的人,如果有足夠智力,明白了奔走註定無告,他還會執著下去嗎?遊戲人則不同。他不計功利上的得失,滿足於解題和不同意見的發表,滿足於智力王國里的勝利,因而有最執著的一面。但是至少外表上,他也有似乎不夠執著的一面。他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但是不願意沒完沒了地重複自己的觀點,因為重複在智力上沒有樂趣。重複的動力是功利上的收穫。比如轎車問題,我從沒有放棄我的觀點。但是早就不想重複了,說了一百遍了,還有什麼意思。

我樂於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我知道對於影響中國,我沒有積極的功能。但還是以為,略有一點消極的功能。講這消極功能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重複著上面的觀點。好在重複一遍,有強調的意味,還不那麼令自己厭煩。這消極的功能就是平衡社會管理者的力量。不讓社會的實踐吞噬輿論,抵抗宣傳的聲音催眠大眾。很可能政策和社會生活依舊,但是我通過自己的聲音,顯示了一個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進多樣化的思想生態。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博覽群書》2004年10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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