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楊導演：「現在網上有許多人在轉發電影《盲山》，這部電影是我全資投拍的。按道理我是應該打擊盜版收取版權費的。但是為了解放中國被拐賣的婦女，打擊買賣婦女的罪惡，我不收了。歡迎大家轉發，觀看！」
時隔8年《盲山》再次被網友提起
問：7月28日，一篇名為《最美鄉村教師候選郜艷敏：被拐女成為山村女教師》的報導被網友翻出引起巨大爭議。同時在微博微信上大家提到更多的則是2007年公映的《盲山》，它曾入圍第60屆坎城電影節。講述一個女大學生被拐賣至山區，全村都是幫凶，她逃脫無數次均無果。多年後終於設法傳出消息，父親和警察來救被阻，女主為救父親砍死「丈夫」。作為《盲山》的導演，您在微博對此還專門進行了回應。
李楊：以前我就看過這個最美鄉村教師的報導。7月29日，微博上也確實有網友@我。我還發了一條微博回應。已經八年了，還有這麼多人記的這部電影，我真的非常感動。《盲山》是我自己掏錢拍的。當時沒想別的，就想給國人留下一點真實的影像。喚起人們對現實和對自己行為模式的思考。雖然沒有掙到什麼錢，但我仍然覺得做對了，值了。
受害人變加害人的真實案例促成拍《盲山》的決定
問：您當時為什麼要拍《盲山》這部電影？
李楊：最早拍《盲井》的時候我就想要做《盲山》。1999年吧，我剛從德國回國，找題材的時候看過一篇報導，印象蠻深的。一個被拐賣的婦女因為被別人侮辱，最後加害別人，當時還被判了死刑。現在看的話，她的罪其實也不用判死刑，因為她沒殺人，她只是把兄嫂家的孩子毀容了。
我覺得一個人從被害人最後變成加害人，這是很不可思議的。當然後來我在寫劇本的時候，自己的方向也變了一些，要不要一定要寫成被害人變成殺害人，按現在的審查制度恐怕也通過不了。一個善良的人最後變成一個作惡的、犯罪的人。但是誰把她變成這樣的？這裡面有什麼問題？包括我們的體制、我們的政府、當地農民的傷害等等這些。
受害者本來應該被同情，結果不但不被同情，還一直在加害。
問：如果拍電影的話，只有一個案例肯定不夠，那您還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李楊：我跑到四川做了大量調查，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因為從搜到的報導中知道四川被拐賣的婦女比較多，而且當地有朋友可以幫我多了解一些被拐婦女的案件。我調查了各種各樣的案件，把這些細節拼湊在一個故事裡，增加故事的真實性。
調查對象主要是公安、被拐的人和人販子，被拐的人又涉及到拐她的家庭。當地有一個打拐英雄對我幫助很大，他在電影裡也出演了最後營救女主角白雪梅的一個警察。他在現實生活中是個協警，解救了一些被拐婦女。他的一手資料幫我聯繫了幾十個受害人。他不是演員，但讓他出演，一是向他致敬，二是希望打拐英雄在這個影片中留下形象。
現實中被拐婦女和郜艷敏一樣都選擇了認命
問：被拐女郜艷敏被評為最美鄉村女教師後，近期面對媒體採訪時曾說，現在在這個家庭里有孩子，公婆對我也還好，所以不希望大家再打擾她的生活。您所調查的被拐婦女中，有和她一樣心態的嗎？
李楊：當然有。《盲山》的結局分為兩個版本，國內版中最後有一個被拐來的女人都上了警察的車準備回自己家，但她又下車了，說捨不得孩子，捨不得拐她的家。實際上這和現實中被拐婦女一樣，很多女人後來就認命了，她們開始都反抗，後來有了孩子後，不能說習慣成自然，但認命的多，當人變成奴隸時首先考慮的就是生存。還有一種人是不認命，一直不停的反抗想辦法逃跑的人。
這是兩種人，但是誰應該是感動中國的呢？郜艷敏就像那個電影中最後留下的女人一樣，所謂的犧牲自己。實際上郜艷敏也要生活，就算她說現在的生活不好，那麼國家對這種犯罪行為會有什麼處置呢？沒有懲罰的措施。
所以我覺得她對媒體說現在過得還好，本身也是一個悲哀。因為可能她已經麻木了，可能她也覺得沒有什麼，其實最重要的是她首先需要活下去。多說兩句，如果郜艷敏以德報怨的行為就感動中國了，那麼她對犯罪、對邪惡的隱忍應該是感動中國的理由嗎？她被強暴了還不去捍衛自己的人格和尊嚴，放棄了這個權利，這樣就會感動中國嗎？
馬丁路德可以感動世界，美國那個黑人婆婆明明知道黑人不能上白人坐的專車，是會坐牢的。她仍然上了白人的車，她用自己的行動改變了美國歧視黑人的相關法律。這個是感動的事件。如果感動中國的是用郜艷敏這樣的辦法，那不是變相的鼓勵嗎？變相的鼓勵那些受迫害的人她們放棄自己的權利，如果說一個人放棄了自己，放棄了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就可以感動中國的話，那中國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問：您理解她們的這種認命嗎？
李楊：基於中國的文化，我完全理解這種認命。她們對生命、對人權的認識以及周圍的環境，決定了她們的認命，雖然她們是受害人，但所有人都在加害於她。她們有她們的無奈。
每個村都有黨員，都有黨支部，都有村幹部、婦女主任，他們為什麼不管被拐賣的婦女呢？我覺得拐賣婦女這個題材不僅僅是拐賣，它反映的是所有人是共犯的一個問題，包括電影裡白雪梅逃離村子進城後，人們對她的冷漠。我寫的故事不僅僅是拐賣，而是說拐賣之後怎麼辦。回到郜艷敏這件事上，她選擇留下我能理解，但我不贊同。
被拐女成鄉村女教師就該去抓拐賣她的人和告買她的「家人」
問：那麼您覺得郜艷敏應該怎麼辦？
李楊：我覺得當然要去告。不能因為對方是自己所謂的「丈夫或者公婆」，就應該允許他們犯罪，允許這些人對被拐婦女身體、生命和人格的加害。
法制社會是什麼？法制精神不能跟道德、跟人情劃等號。公安部打拐辦主任不是說一定要查辦郜艷敏這個事嗎？現在的結果是怎麼樣的？我覺得，公安應該繼續追捕拐賣她的罪犯。檢察院應該提起公訴。她的「丈夫」包括她「丈夫」的家庭已經構成犯罪，犯的是拐賣婦女罪、強姦罪、非法拘禁就是綁架罪。她的「公公婆婆」也是共犯。
如果這個罪不去審判，而是以道德的角度來說我們辦不下去，說她沒告，民不舉官不究。這不是說被拐婦女告不告的問題。如果不去追究，那麼這就是變相的鼓勵拐賣現象的存在。因為犯罪沒有成本。這有一個資本核算的問題，如果是相親結婚，要有很多聘禮等花銷。可拐賣一個婦女，花兩三萬就能買一個人傳宗接代，而且不會被懲罰，又有全村人的包容和縱容。那麼為什麼要花十幾萬的彩禮？我當時看了這個報導後，覺得很可笑。人的自由不僅是肉體，關鍵是精神上的自由。
女主定為大學生只因受過教育的人有反抗精神
問：通過您在四川的調查，還有我們日常看到的報導，在現實生活中，被拐賣的大多是農村女孩，大學生並不占多數。但在《盲山》中，女主角卻是一個大學生。您的用意何在？
李楊：因為大學生受過教育，會有不斷反抗的精神，她要的是人格的自由，這個比什麼都重要。這也是她不斷逃跑的動力。
現實中很多女人被打幾次就從了，反正已經強姦了，反正處女膜也破了，反正也是懷孕了，反正生孩子了，那就「湊合」過日子吧。還有不少家庭把拐來的女人當作生育機器，女人如果自己也把自己當生育機器，當然也沒人去管了。中國幾千年文化中沒有法律概念，一旦談法就把親情搬出來，這跟親情有什麼關係？親娘老子犯法也應該要定罪判刑，那是兩回事。
《盲山》說的不僅是三觀的問題，而是對生命對人格尊重的問題。社會是由一個個的個體的人組成，很多事情不能方方面面永遠說是政府有問題，政府是誰組成的？政府做這些事情是誰允許這麼做的？政府的不作為又是誰允許這樣不作為的？
《盲山》大部分演員是當地村民他們覺得買賣女人很正常
問：這部電影除了根據真實案例改編，還有一個特點是除了女主角扮演者是職業演員外，大部分演員都是當地群眾出演。《盲山》中採用了大部分當地村民作為演員，您是怎麼說服他們配合的呢？
李楊：他們村里就有被拐來的婦女，大家都見過，沒覺得這是配合表演，也不認為這是什麼醜事。電影裡陪著白雪梅聊天的婦女中，現實中就是被拐來的，還抱著自己的孩子出演，她的婆婆也是群眾演員，當然我知道婆婆是看著她，怕外人給她洗腦。
我拍完以後遇到一個官員，他說我們家旁邊鄰居也是這樣，她在那兒過的還挺好，還說他同學是從農村考出來的，就買了一個媳婦兒，看著過的還挺好，你應該拍他們的幸福生活。這個官員還勸我改結局，改成大團圓的結局，王子和公主從此幸福的生活下去。我說這個不僅僅是指責這個官員，而是在說我們中國人沒有法制觀念。
絕大部分中國人的法制觀念是什麼？自己遇到事兒的時候就開始講法了，不出事永遠不會去捍衛法律的尊嚴。
問：您選的外景拍攝地在陝西？而您自己本人就是西安人，選擇家鄉拍戲，不怕老鄉們說你揭醜嗎？
李楊：我覺得語言溝通比較方便。他們覺得買女人是很正常的事情。群眾演員基本當地為主。我這樣做當然是為了更好的表達電影的主題，演員哪能演出農民的那個氣質呢。男主角本身就是一個農村出來的裝修工人。我需要的就是這種真實的東西，不是說演員圍個頭巾就變成農民了。
問：您覺得這部電影是對現實的還原還是放大？
李楊：縮小了。比這個慘烈的故事多得多。有的被拐賣的婦女常年不給衣服穿，鎖在一個窯洞裡，就當一個性慾機器。有的激烈的反抗，買家又把她再次賣給別人。因為降不住，幾次被轉賣，還有的一家幾個兄弟共用一個女人的。
為積累素材接觸數十個被拐婦女拍完後仍連續做惡夢
問：從您調查到拍攝接觸了多少個被拐賣婦女？面對她們以及她們的經歷，您內心是種什麼感受？
李楊：大概接觸了二三十個吧。我特別糾結，尤其採訪她們時我很糾結。
我覺得自己內心比較強大，但後來也做了很長時間的心理治療，因為每次我都要不斷地說服她們，誘發她們，重新讓她們回憶，把傷口撕開，不僅僅是讓她們講事情，還要講細節，因為我不了解細節就不知道怎麼寫這個故事。每次採訪完一個，我都有很深的負罪感。她們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講出來後，我還要安撫，疏導。她們有時藏得太深也想抒發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