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就像一個戰地記者，拿著攝影機、照相機，看著敵人把這個人打殘，打得渾身是血，但作為我的職業我不能去救他，我要去拍。我放下機器時可能他已經死了。要知道這是兩難的事情。我知道做這個事情非常殘忍，但只有這樣做，我才能把這個故事講真實了。
問：您接觸到的人販子怎麼看待他所做的惡行？
李楊：他們說也是為了生存，也會內疚。他甚至會說他強姦過被拐賣的婦女，還覺得玩了女人又賺了錢。我採訪之前答應過他，就是他所有說的事情放到我這兒，不會再說下去。所以我也陷入一個二律背反的困境，要麼違背自己的諾言去告發，要麼容忍他的罪行繼續隱瞞下去。後來我為此事也諮詢過警察，警察說如果人販子說自己是吹牛，沒有任何的證據，也抓不了他，而且他可以說自己是在編故事。
拍完《盲井》之後好幾個月我都做惡夢，老是夢到井下塌方。拍完《盲山》，我也老是做惡夢，總夢見白雪梅逃不掉，被抓住。很長時間揮之不去。
內心越分裂越無力就越想拍成電影讓大家看到
問：會不會感到很分裂？
李楊：是，是很分裂。所以我覺得做完那些採訪後，突然覺得不管受多大的委屈，也有義務把這些內容告訴人們。社會在發展，這些故事可能慢慢消失，後代並不知道中國過去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80後、90後以為他們生出來就是現在這樣子，都是這麼幸福。
問：對於這些內容只能拍成電影，您有沒有無力感？
李楊：我不是上帝，我就是一個普通人，在我有限的條件和能力下，能做多少做多少。我是有無力感，其實每個人救不救人在這個社會上都會有無力感。時隔八年，這個電影又被大家重新在這種意義上去挖掘，我覺得我沒白做。
多數被拐婦女都是被強暴刑法應該加大對買方懲罰力度
問：《盲山》中有個情節是白雪梅被「丈夫」以及他的父母按住，然後被強暴。這種情況在現實中也存在嗎？
李楊：我採訪的所有被拐賣的婦女開始都是反抗，一個女孩子，不管是不是農村的，上沒上過學，被強暴都是奇恥大辱。而且對方還是一個不認識的甚至年紀大很多的十分醜陋的男人。這完全是暴力。父母按著女孩兒一塊辦事兒，對於他們來說也是正常的。
這些家庭對被拐賣的婦女看管上的放鬆，基本上都是在她懷孕後。如果生個女孩還要管著，如果生了男孩，基本上管的就鬆了。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但我覺得中國的刑法應該修改。買人的一方應該判重罪。
問：您覺得在什麼地方應該改？
李楊：我不是說像韓國的《熔爐法》一樣也出個《盲山法》。中國法律對買方基本不判刑或者判刑很輕的話，這就使買方市場很大，就會有犯罪集團鋌而走險。
如果沒有買方，或者對買方犯罪的懲罰尺度更大的話，就可能沒有買賣人口的市場了。買的人不僅僅犯了買賣人口罪，還有強姦罪，非法拘禁綁架罪，綁架得到的贖金就是這個女人，讓她去生孩子。這些造成了很多性格不那麼剛烈的女人一生的痛，而且這個痛會傳遞下來，因為她生下的孩子依然在這個村里抬不起頭，大家永遠會指指戳戳。這個傷害不僅僅是一代，會是兩代。
犯罪成本低就會鼓勵犯罪只要有人肯思考就是改變
問：那您認為為什麼會有拐賣婦女現象的存在？
李楊：這是國家法律制度的問題。如果一個犯罪不但沒有成本，而且還受到了變相鼓勵的話，那麼每個人都可能去犯罪，這個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問題，這個是人的問題，全世界的人都一樣。
關於《盲山》，我想可能大家沒往那個方面思索，我講的不僅僅是表面的問題，其實往深里思索以後，大家會問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現象的問題？電影不會給一個答案，但是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十年、八年後大家還會不會關注這個問題。
問：您一直希望這個電影能改變什麼？
李楊：講真話，說真實的故事，講真實的感受的電影，是會被人們記住的，那些歌功頌德的虛假的東西不會留下來。
現在的改變已經看出來了，不是說我們的改變是一個結果，而是看過《盲山》的人已經去思考了，這就是覺醒。其實人的思維，知識以及一些意識是需要啟蒙的，這就是改變。之前很多人都不覺得中國有我這樣的導演，覺得只有韓國才有。其實中國還有不少有良知的導演。
我用自己賺的錢，大概400多萬，拍了這樣一部電影，還是希望能做一點事情，把這樣的現象留一些影像資料。我們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以留給後人，但實際上這個電影所起到的作用已經在發酵。
這就是為什麼我明明知道網上的《盲井》、《盲山》都是盜版，害的我損失好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但是我沒有去告去追究的原因。但反過來講，如果我只顧我的錢，我可能是掙著錢，但我拍的電影就不會有這麼多人看到。
我覺得那些錢對我來說沒有意義。人一輩子活的要有意義，要對社會有意義。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的電影，當然我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花錢去看我的電影。這樣我就可以堅持下去了。
問：您拍的《盲井》至今也沒能在國內公映，雖然在國外拿了30多個大獎。而且為此還被有關部門處罰禁拍三年。這對您來說應該是不小的打擊，即便這樣，為什麼還要自掏腰包拍《盲山》呢？
李楊：打擊是正常的，如果在大家都在說假話的一個環境裡，你突然說真話，你不就是那個《皇帝的新裝》裡的小孩嗎？這個人肯定會受到打擊，這個寓言不僅在中國有，在全世界都有，不過有些地方已經改善。當然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也需要一種勇氣和一種智慧去講真話。
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可以受打擊，但是如果不讓我去做這樣的事情，那我拍電影有什麼意義？不拍不行，這就是我的命。電影已融到我的血液里，我用電影的方式來表達一種對社會的看法，對人的看法，而不僅僅是針對中國人，其實是針對全世界都有的人性的問題。
《盲山》不是醜化中國只是說真話
問：《盲山》公映後，有網友說您把中國不好的東西拍出來，還拿到國外公映，讓更多人看到，這對中國是一種醜化，是一種抹黑。
李楊：當然不要說中國人這樣，就算放在德國，也會有人這樣說。說真話是不好聽，但是說真話永遠是對自己和社會負責。
在某些國家的社會已經變得去鼓勵說真話，打擊說假話。所以在這樣的社會的時候，大家就慢慢地不敢說假話，撒謊變成一個重罪。中國社會千百年來都是教人撒謊，父母會從小教你討好老師，討好領導，別得罪人，搞好關係。這是我們文化的問題。《盲山》中的現狀，很多人說我揭露了中國的陰暗面，可是現實的確是這樣子。
我始終認為一個犯罪的泛濫的社會，不是因為這個民族或者這個群體的人的素質低下，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樣的，素質是一樣的。如果打擊罪犯力度大了、犯罪成本高了就沒人敢犯罪了。
我的觀點是人之初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惡。每個人心中都有惡魔，用道德是管不了的。如果鼓勵了這個惡，作惡者不會負責的話，這個惡就會泛濫。中國人的素質和外國人一樣高，要看在時沒情況下。中國人進了人民大會堂誰會隨地吐痰、隨地大小便，有嗎？法律以及執法系統沒有權威的話，就是變相的鼓勵犯罪，大家都可以犯罪。不能說這個故事發生在中國，就說我揭露中國人的陰暗面，太可笑了。
對於說這些話的人，我就回一句話，你看和不看，陰暗面都在那兒。
問：電影中有個輟學的小孩叫李青山，最後是他幫助白雪梅把求助信送了出去。您是想通過他表達一種希望嗎？
李楊：當然，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少年強則中國強，成年人被腐蝕了，麻木了，但我希望中國的少年能有少一點的污染。他的行動也證明了中國是有希望的。
問：所以這個電影並不是完全的冷漠。有人看完之後覺得整部電影透著一股冷漠一股絕望和殘酷。
李楊：沒有，其實一點也不冷漠，這個電影完全是正能量，是人性的主旋律，我謳歌的是人性的善，批判了人性的惡，女主人公一次一次的逃，我謳歌的是她對自由的嚮往，不願屈辱的活著，這是一個人格的精神。
國外版結局更接近本意但不妥協就會夭折
問：《盲山》的結局分為國內外兩個版本。有人說你對《盲山》的發力不如《盲井》高。
李楊：國外版的結局是白雪梅在大山裡的「丈夫」黃德貴知道白父要帶她逃跑，跟白父起了爭執，為了救父親，白雪梅拿起菜刀砍向了黃德貴，然後畫面黑屏。這個結局更接近我的想法。
國內的結局是白雪梅留下孩子，和父親走了。也不能說不可以，但是一種無奈。實際上她的這種選擇以及車上另外一個女孩子後來為了孩子她留下來，她犧牲了自我，下車留在村里，都是一種無奈。
《盲山》《盲井》的區別在於是否進入電影體制內。在某些時刻必須做一些妥協，否則的話就夭折了。我做《盲山》的時候就得上什麼山唱什麼歌。但我覺得《盲山》更成熟一些，好多東西需要仔細去分析。
比如說白雪梅一而再再而三的逃，是什麼支撐著她，她想要的是什麼？大家的思索不一樣。那個村子沒有高牆，不是監獄，為什麼走不了呢？
大家能看懂多少就看多少。我認為一個好的電影不需要去解讀的。實際上每一個鏡頭、每一個場景、每一個人物的設置都有我的用心，包括名字。除了李青山，還有白雪梅「丈夫」的表弟黃德誠，「道德」的「德」，「誠實」的「誠」。
《盲山》能給中國觀眾帶來一定的思考，或者能帶來一種比較，我就非常高興，都是對我的褒獎，比賺了多少錢都高興，當然不是我賺錢不高興。
問：《盲山》在國外公映的時候，是否有人問您，中國現在還存在這種現象嗎，是否有所改變？
李楊：當然有人問，但是2007年時拐賣婦女的情況變得少了，原因不僅僅是因為打擊力度大了，而是通信發達了，可以打手機打電話和外界聯繫了。包括現在拐賣兒童，大家通過微信、微博馬上去找，加大了犯罪的難度。
隨著電視、網絡的發達，很多婦女意識的覺醒也不一樣，現在倒是拐賣兒童的多了，因為兒童找不到自己的家庭，實際上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人大應該對刑法進行修改，現在對買賣兒童罪的買方懲處還不夠大。沒有買家就沒有賣家。應該從根源上解決這個問題。
問：這部電影未來可能重新公映嗎？
李楊：有可能吧。也許把我的新電影做完以後，看看情況再說，因為我有公映許可證。其實我覺得應該從人格覺醒的層面去了解，為什麼這個電影全世界能看得懂，因為它是在講人性的東西，而不僅僅是在揭露醜惡。
盲三部曲的第三部關注流浪兒童正在審查中
問：從《盲井》到《盲山》，可以說這兩個詞都是您自己發明出來的。為什麼用這個「盲」？
李楊：我其實是偶然得到這個「盲」字，偶然也是必然，因為中國關於看不見就兩個字，一個是「瞎」，按我們的理解，它是一個「目」一個「害」，「盲」是一個「亡」，一個「目」，「亡」是「死亡」，但是我們所有跟心理有關的都是「盲」，盲點、盲區。盲點不是說那個地方不在，是你看不見或者是視而不見，所以我的解讀是視而不見為盲，就是說你的視力死了，能看見的東西死了，你假設看不見，不就是死了嗎？而「瞎」是指一個生病的狀態。
問：您的新電影關注的是哪類群體？名字還沒定嗎？
李楊：定了，但是要去審查，現在暫時不說，賣個關子吧，反正肯定我希望跟盲有關係吧。關注的是流浪兒童、乞討兒童，也是紀實類電影。三部曲的最後一部，都是關注底層的。
底層人群的生活更接地氣
問：盲三部曲關注的都是底層人群，為什麼要關注這個群體？
李楊：可能正因為我不是底層人，底層的生活對我有特別大的吸引力，他們的生活豐富多彩，更接地氣。
我不太關註上流社會，他們太虛偽，我可能不感興趣。人到一種地步就開始裝了，我覺得底層人群的生活掙扎更能接近我們社會的面貌。
國家應該消除貧困，消除愚昧，這是使這個國家這個社會變好的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
大家要認識到這個問題，如果早點認識可能就會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如果很早的時候《盲山》可以公映，通過宣傳大家都知道有這樣的騙子行為，大家就會警惕不再上當。就有可能保住性命。
問：盲三部曲結束後你有什麼打算？
李楊：可能會做一些商業片吧。盲三部曲都是我自己砸鍋賣鐵借錢拍的電影，完成了自己的夢想。但我也需要生存，需要再去賺錢。有了錢還能再去投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我好好拍一個三觀正一點的商業片，對中國人也有好處。
我從來不排斥商業片，因為電影本來就是商業的，它的屬性首先是文化商品，文化又賦予它要有社會意義，而不能是亂七八糟。
我一直認為我做的是主旋律電影。我相信大多數人也這麼認為，批判的是人性的惡，弘揚的是人性的善就是主旋律，包括《盲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