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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幾年的經歷——我看見的「文革」後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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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文章和電影表現了「文革」十年,但多半寫的都是「文革」初期的場景,抄家呀、打人呀、遊街呀……很少寫到後幾年我們是怎麼熬過來的。

我來說說後半截。

1973年,已經是「文革」第七年了。我們那個幹校的「學員」,已經陸續被指名調回北京。凡是到這時還留在幹校住「早稻田大學」的,都不免心裡窩囊,嘴上牢騷,不知幾時才回得去。大家人同此心,「文革」初期那種你鬥我、我鬥你的「革命情緒」,早已煙消雲散;「軍管」也已管不住我們這些軍心已散的兵。人們在閒談時、歇工時,不由得從心裡冒出懷疑:究竟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為什麼要把一個出版社解散?是為了編輯不會種地,都來學種地嗎?不能多說,三言兩語,總要說幾句。

1973年春天,我被調回北京。臨走之前,那些還走不了的「學員」送我,自然有的跟我嘆嘆苦經,希望我不要忘掉一同在這裡「流放」了幾年的幹校「同學」。我們在這裡平時也看看報紙,也知道文藝界已經全歸寂滅,再無文藝可談,只希望回去看看家人孩子,度過餘生而已。至於人和人的關係,在幹校這最後兩年,倒還有所緩和。

我可沒想到,剛回機關報到,就又看到了幾年前的那種「戰鬥氣氛」。回去以後第一次黨委會,我蒙恩准出席。抬眼一看,只有文井、李季和我算是原文藝界的,有一個水暖工人和一個大學新出來的工農兵學員,算是群眾代表,此外滿堂都是身穿軍服的軍代表,完全是我們剛到幹校時迎接我們這些「走資派」的那副陣勢。

第二天,一位現任現代文學編輯室主任的軍代表就來訪問我,問我的歷史,是不是軍人出身。我實在不是軍人,但在我初到晉西北那時候,也實在沒有把老百姓、幹部(群眾運動工作者)和軍人區分的那麼清楚。我是晉西北青聯的幹部,又穿軍服,也背過槍,跟三五八旅民運部行軍,也算民運部的人,所以我無法回答他的問題,只好「唔,有的」含糊答應。對方一聽,立即發表高論,說:「還是要軍人出身,這才能路子正啊!」一面說,一面立即把我杯里的開水倒在地板上,又不停地添水,弄得我滿屋水,想是在表示敬意。可是我心裡立刻明白了,他很快就會知道我並非真正的軍人出身,而在他眼裡,仍一如過去林彪所說:「人分三等,軍、干、群。」有如印度的婆羅門、首陀羅階級,其等級差別與生俱來一樣。——其實,他在參軍前是一個縣裡供銷社的售貨員。

很快,我就知道了,從幹校調回的老編輯,沒有一個當上組長,沒有一個恢復原職。擔任組長以上職務的,不是軍代表,就是由軍代表從外單位幹校調來的人。這些軍代表,為首的是一位師政委,當兵出身;兩位擔任部室主任的,是連長或連指導員;其他是排長。其文化水平,有一個是高中,其他都是初中。至於到外單位調人,主要看一項:出身是否工農;再有,在幹校是否是左派。從外單位調來的人也曾告訴我們,剛進文學出版社,就由軍代表告知,這裡是黑窩,要小心、小心。我們的兄弟出版社還有好幾個,也都有穿軍服的政治領導人,但是業務主任由軍代表擔任,而且如此濟濟一堂,那是只有我們出版社才有的。至於放在黨委會裡這兩個「舊文藝界」的人哩,後來才明白,原來是弄回來專供做靶子用的,後文再表。

我碰上的頭一件事,是黨委會討論從幹校往回調人的事。各位軍代表和外來「左派」,根本不認識我們的幹校老編輯,都像「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似的:「要這個吧。」「那個歷史還簡單,要那個吧。」我坐在那裡,心想提兩個從政策上來說最有理由的,也許能通過。兩個都是老編輯,非黨員,歷史都清白,從來沒有划過任何分子,政治上一個是民盟北京市的宣傳委員,一個是從抗戰開始便歸國參加抗戰的老華僑。現在「中央文革」雖然批資反修,擺的樣子卻很講統戰,有好些外籍華人回國,就很受歡迎,我想,難道現在還不該放他們倆早點從「早稻田大學」里回來?就是作為政策上照顧照顧,也是應當的吧。於是我這樣說了。

但是我的提議卻受到在座軍代表和「左派」的一致反對。他們說:「憑什麼照顧?要照顧,得按中央的槓槓,中央一級的。他們是民主黨派和華僑組織的中央委員嗎?」「政治上靠不靠得住,沒有保證。」於是我碰了一鼻子灰,這才知道我在這裡無權提任何意見,也知道了自己還不懂這裡的「槓槓」是只指「中央一級」的。但是,我還沒懂得在這裡發言就有危險。

開始工作了,送來許多根本不能看的稿子,詞句都不通。我說了一句:「這沒法出書。」那位在我屋裡撥過水的軍代表便大發議論,教訓我:「出書有什麼要緊?我們的目的,是育人!把這些學習寫作的工農培養成人,不能只看出書這樣小的目標!」我想,出版社的目的,不是出書,而是花錢費力來「培養」思想文辭都無可取的投稿人,我們是跟那個人有什麼特別關係嗎?他不再講下去,我也不能再問了。

緊接著,又叫人出去「取經」,我到大寨、小靳莊都去取過經。第一批被派到上海,取回來的經是「不要提籃買菜,而要自己種菜」。即不要經常出去組作家的稿件,也不要外邊的投稿,更不要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創作衝動,只要編輯拿著「上級」發下的「菜籽」來捏咕成菜就行。那時上海有一本《虹南作戰史》,是一本小說體的報導文學,據說就是這樣「種」出來的,稱為「一個蘿蔔一個坑」。我們也便照方抓藥,派人出去,到各處指定「坑」來栽蘿蔔。

說老實話,我們對於這些實在說不上是「文藝主張」的主張,當時確實未敢發表任何議論。如果真要議論,哪裡是三天兩天說得清的?我們只是低頭照辦,把自己關於文藝的一切基本知識一概扔進東洋大海而已。可誰也想不到,就在這種完全緘口不語的局面下,竟然還是鬧出了一場「反黑線回潮」。

「反黑線回潮」,顧名思義,就是反對我們這些「文藝黑線」舊人的復辟行為。但當時,並沒有任何人對於八個樣板戲、「三突出」公然提過任何不滿,更無處可發表,要「反黑線回潮」,從哪兒說起?

從與文藝「黑線」、「紅線」都毫無關係的閒話說起。原來,有一批曲藝演員,應江青、于會泳之召,來北京會演。曲協老主席陶鈍去看望他們。這些老演員不忘舊誼,在賓館房間裡給陶鈍唱了幾段。這件小事被江青知道了,竟變成一場大風波,說陶鈍在賓館裡聽演出是搶在「中央領導」的前面審查節目,這就是篡奪領導權,就是「舊文藝黑線回潮」,得在整個文藝界全面開展「反黑線回潮」的運動!

於是到處反起來,我們這個出版社自不能倖免。我社有一個曲藝編輯賈德臣,因為曾送稿給陶鈍看,這回人事處長秉承上意,把他打成了「篡奪領導權」的陰謀者,關在機關里不許回家。我們這幾個文藝界的舊人,自然又成了靶子。李季和嚴文井的罪狀,因為與文藝毫無關係,所以我實在記不太清了。只記得李季是為了他在下火車來社報到前,向外人說明身份時順口說了一句:「我是個作家。」大概還說了那軍代表並不懂文藝,於是這就成了他妄圖壓倒軍代表的「重大罪行」。嚴文井是什麼罪,似亦相似。至於我自己的罪行,倒記得清楚:

第一罪行是陰謀「擠沙子」,想把軍代表擠出去,以便恢復「黑線」統治。事實是曾有一位姓何的軍代表,就是那個高中程度的,對自己有一點自知之明,曾覺得在此工作不甚合適,而且家屬也不能來京,他自己提出過回部隊。當時小組開了歡送會。我在會上發言,表示走得很可惜,要走我們歡送。後來其他各位軍代表提出不讓他走,也就沒有走。這時,前一陣這幾句未成為事實的話,竟突然引起了各位軍代表的群起而攻,開會批鬥,他們說:韋君宜為什麼不竭力挽留何某?這就是要擠走沙子,仇視沙子。上次為什麼要調那兩個非黨幹部(一個華僑,一個民盟)?就是因為他們倆才是她的心尖子。他們還大聲責問:「你和他們倆什麼關係?」(其實我和他們二人連閒談都很少,老編輯誰不知道?)

然後,我們的人事處長(新由外單位調來的轉業軍人)又揭發我的老底,說有一次我曾跑到人事處來要人事檔案看,還說:「人事處的事,你有什麼權力來管?這分明是陰謀,要在檔案里找革命左派的茬子,好去擠沙子嘛!」——這話一說,在座的穿軍裝幹部哄然響應,齊聲說:「就是排擠我們!是典型的黑線回潮嘛!」這就又抓住了我一條「回潮」罪證。可憐我哪裡曉得,我這個所謂「黨委委員」,根本無權去了解自己所管部門的幹部檔案!(我在幹校當指導員時,還把全連隊學員的檔案通讀了一遍哩!)這與文藝一點關係沒有的事,卻也成了「文藝黑線回潮」,這是第二件罪行。

我的第三件「文藝黑線回潮」罪行,是那位潑我一屋水的軍代表,在還未發現我不是軍人以前,跟我說過一句客氣話:「我在這裡當領導,真是困難,不如在部隊工作。」我把這話告訴過別人。這怎麼又是「文藝黑線回潮」?更是莫名其妙。

後來,由為首的軍代表做了決定,給所有軍代表提到連級以上,據說這樣即可把在農村的家屬一律調來北京,想必這就是把「紅線」請進來,就是「反黑線回潮」的行動了。我這才多少摸到了些何謂文藝「黑線」與「紅線」。這類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記不勝記。記得軍代表叫我們「出門去向工農兵學習」。於是有的去部隊,有的去農村,有的去工廠。都說是「由工農兵當家做主人」,要由工農兵為主寫稿子,我們便跟著幫忙。實際上是工農兵寫了頭一遍,一般由編輯重寫二遍,能剩下三五句就算好的了。我跟工廠那一組下去,寫魯迅研究。最妙是工廠黨委書記,非常鄭重地出來介紹他們廠的人員情況,他首先就說:「為了重視這件工作,我們決定我們廠的黨委委員親自參加寫作工作,由她負責領導。」接著,門一開,黨委委員和別的成員莊嚴地進來了。萬萬想不到,打頭進來的,竟是我們的小琴——我們幹校一位老「學員」的女兒,跟爸爸下來幹活的幹校子弟(很多家的孩子都是被軍宣隊趕到幹校去的)。去年她17歲,回城找活干來了,如今成了工廠黨委委員,我們(包括她自己的爸爸)得向她學習。只見她有點扭怩,幾乎要開口稱阿姨叔叔了,可又不敢叫,也不好意思擺出作為「工農兵」以供學習的譜兒,一句話沒說。還是文井機靈,忙打招呼說:「我們是幹校的同學呀。」我坐在那裡,既覺得在此「受教育」的自己十分可憐可笑,又覺得在那裡被迫「教育」人的小琴也夠苦的,這實在是一場由別人導演,我們老少一起出場的滑稽戲。

滑稽戲一多,人們就無法不笑,無法再鄭重地對待它了。後幾年,這些瑣碎故事,實在連綴起來不成章句,碎拆下來不成片段。在「文革」初期,像我這樣的「走資派」,固有自覺冤枉之感,一些小流氓、調皮鬼是想趁此撈便宜,而一般老實群眾還是相信偉大領袖的號召,以為這次革命將掃蕩污濁,使中國變成一個新天地的。然而一年一年,結果卻是如此,以前那些真心革命的造反派,最後就把現在「造反」得勢的造反派編成笑話來說了。例如,那一陣上海乾部最時興,大家就在辦公室里開玩笑,比如推選哪個上海女同志,說她有希望當部長,或者背地給軍代表起外號,叫「少爺兵」、「白臉兵」、「張沙子」、「李沙子」。特別我們單位有那麼多沙子,比其他各出版社都多。我雖非扛槍打仗的真正軍人,但畢竟也是戴過胸章臂章的八路軍。我們社還有近十位真正的轉業軍人,本來,誰會不懷念自己曾在過的軍隊呢?可是,我們一下子都成了墊茅坑的泥土。這使我們和他們的感情被拉遠了,怪不了我們。

我們社有一位全社數一數二的老實編輯,老王。「文革」開始,他一言不發,卻全力擁護,以為一切最初做得幼稚的都出於革命動機,可以理解,中國從此要翻身了。到「文革」中期,我已好久沒有跟他談過話了,這時得到解放,趁探親假去他家中拜訪了一趟。他跟我談了幾句之後,忽然小心謹慎地對我說:「我想,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我嘴裡沒回答,心裡卻忍不住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已經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穿的鬧劇,書呆子,你還在等它解決什麼問題!我不想跟他說什麼了。以後到周總理逝世,天安門「四五運動」轟動了全國,天安門的詩到處抄,抄詩成了罪,最後忽然有本鉛印的《天安門詩抄》秘密流傳起來。當時,冒著被逮捕、槍斃的危險,秘密編印這本書的文藝界朋友是誰?我可真沒想到,就是這位最初熱烈信仰「文革」一切最高指示的老實人老王!

還有另一個老實人,向來領導說什麼就信什麼,人家說誰是壞人,她就認為誰是壞人,領導都願意使用她。在幹校,我被「解放」當了指導員之後,就也把她調來當了文書,交了一堆「專案」材料叫她整理。所謂「專案」,基本上都是胡言亂語、捏造誣陷之類的。我們查清楚了,要重新整理檔案。她接受了任務,每日埋頭伏案,什麼話也沒說。幾天後,我下班時,她突然嚴肅地對我說了一句:「從今開始,我才知道人並不都說真話。人有真話,也有假話。」

人們對「文革」的態度,早期和晚期不一樣,這一點現在大家都承認了。早期跟著鬥的人多,晚期跟著鬥的人少。而這些晚期繼續跟著鬥的人,其目的究竟在哪裡?是仍然真心實意地想打倒「走資派」嗎?尤其我們文藝界!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文化人、演員,罪狀是主張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外國死人;被趕走的醫生,罪狀是主張給城市老爺治病;挨打的校長、教師,罪狀是主張以學生為敵來進行考試……這些人主張「走資」,所以非打倒不可。這都是當時起來「造反」的群眾所真心相信的真理。而我們——這些文化人、醫生、校長、教師,則的確就是多年來各司其職,不知自己有何錯誤,並末對自己所作所為有過懷疑。現在上級「中央文革」和群眾忽然都說我們多年以來全錯了,全是「走資源」,一律撤職、趕走,那就不能按原來那種走法走下去了。我們聽上級的,聽「中央文革」的,按著「中央文革」的指示,叫怎麼辦就怎麼辦吧!自己的主張都取消吧!承認錯誤吧!所以,到了「文革」後期,實在已經並沒有什麼公開的兩派主張之爭了,但是卻仍然不斷地打「黑線回潮」,說:「走資派還在走」。打的是些什麼主張呢?如上所述,我看是什麼也沒有。如果說有,那第一大概是看出我們內心的不滿,必欲盡數消滅之而後快;第二沒有別的,就是自己要當權,而實無主張。如是而已。

所以對後期這些「造反派」的真實動機,我是不能不懷疑的。

但是,說他們完全沒有任何主張,也不完全正確。在「四人幫」被抓起來之前不久,我偶然碰到了一本稿子,仿佛是為了一句不妥的句子,編輯拿來問我。而稿子已由組長(軍代表)和主任(有終審決定權的那個軍代表)都看過了,已經排成鉛字,只等著出書了。我把這部稿子的清樣放在桌子上,偶然翻閱了幾頁,發現內容太不像話,說的是一個小學放了暑假,孩子們如何堅決抵制老師,如何去搞階級鬥爭,抓了一個搞破壞的地主。那些孩子完全不像孩子,滿嘴階級鬥爭,開口就訓人,實在叫人討厭。我就說:「我不大讚成出這本書。」

一會兒,那位軍代表組長進來了,他解釋道:「我要出這本書,因為它可以教育兒童,在假期里也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看著他,暫時隱忍,沒有反駁,因為這種人的腦子不是幾句話講得通的。

又過一會兒,軍代表主任(就是那位正路子出身的)進來了,瞪著眼睛對我說:「我是有終審權的,你不能推翻我終審過的稿子!」我也沒說什麼,只覺得稀罕。我們過去終審稿件,怕有疏漏,總常常找人參謀,哪有這樣開口閉口「終審權」的。

我用無言的抗議把他們打發走,然後我到校對科把該書原稿拿來細看,看看到底是什麼奧妙。

一看之下,我簡直跳起來。這本書里有很多「四人幫」時代最紅最紅的「革命語言」,已經在發排時被刪掉了,原有這種話:「我們要一槍兩眼,把鄧小平打個透心涼。」這是什麼話?如何能出書?於是我表示堅決反對,對方兩位軍代表卻仍堅持要出。在爭議中間,正是「四人幫」覆滅的時候,我的膽子也大起來了。我就出了一張大字報,把這樣幾段話抄出來以供眾覽,鬧得全社轟動。但是對方並不讓步。他們說:「大字報上抄的這些話,是發排以前已經刪掉了的,所以發排的書稿並沒有問題。」這時候「四五運動」早已經過去,鄧小平同志的「三落三起」已經成了群眾關心的大事,但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還登在報上,所以這兩位軍代表就仍繼續同我吵,不服輸,一張一張別字連篇的大字報,貼在走廊上。我氣極了,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你們都看不見,你們是什麼人?代表什麼「文藝思潮」?氣得我說:「刪掉了,也還是這個人寫的,你們不是要『育人』嗎?育這種人,專門要替他出書,育的什麼東西?」連鄰舍的另一出版社的同志都被驚動了,登樓看大字報,到處傳說我們這段文藝新聞。

兩位軍代表這才沒的說了。當然,此案早已過去了。但我想,如果現在重提此事,他們可能會完全否認,說這件事從未存在過,憑那氣勢洶洶的派頭又會宣布自己是左派。但是,這份白紙黑字的清樣和原稿檔案,至今還在!

到最後,費盡心機,總算把這一批「沙子」和「左派」陸續送了出去,歡送時還都給他們寫了挺好的鑑定,以上事件都沒有說,因為如果鑑定寫差了,人家部隊不會要他們。這是我在「文革」結束時做的最後一件自欺欺人的事。我在「文革」十年中扮演丑角,總算洗臉下台了。

這些軍代表目前狀況我都不知道,只知大概回到部隊以後,沒有擔任文藝領導工作(如果擔任了,我總會聽得到的)。有一次,我對一個在部隊做文藝工作的朋友講起這些苦惱,發舊牢騷:「如果你們〈解放軍文藝〉要這樣的人當編輯部主任,那就給我們也行。可為什麼你們沒要?」他笑著安慰道:「我們的命運未見得比你們強多少。至於這些人,不就是些初中學生嗎?只是不懂什麼,與文藝路線無關,你別生他們氣。」

但是,這批「不懂什麼的初中學生」,的確頤指氣使地決定了文藝界好幾年的命運。說這算文藝史料,未免荒唐;可若說它不是文藝史料,又掩蓋了歷史。後世青年只知那十年的文藝僅似一片白紙,沒有文藝,好像是跳過去的。這並不是事實。為了還其真面目,所以我把它寫下來。

(選自韋君宜著《思痛錄》)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思痛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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