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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宋代人,為什麼喜歡在詩作中大肆談錢?

這個宋代人,為什麼喜歡在詩作中大肆談錢?

宋代人才輩出,當歐陽修、曾鞏、蘇軾、蘇轍、王安石等人群星閃耀的時候,王禹偁的名字和他詩文的光芒,仍然是後輩眼中仰望的那一顆明亮的大星。他的《小畜集》像寫日記一樣,許多詩題下均注有寫作的年份和季節。還有,嗟窮嘆老,尤其在貶謫期間,許多詩句頻繁地寫到「俸」「錢」,這在恥於談錢的中國古代文人中是非常罕見的。

中國古代計程車大夫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魏晉以來,一向避免談「阿堵物」。「阿堵」為六朝、唐代的口語,就是「這個」的意思。西晉末年的王夷甫從不說「錢」字,妻子乘他熟睡的時候,故意將銅錢堆繞在他的床前,妨礙他走路,想,「你這一下子總要說『錢』了」。而夷甫晨起,呼婢「舉卻阿堵物」(搬走這些東西),仍然不說「錢」字。而宋初著名文學家、「八年三黜」的一代諍臣王禹偁不但不避諱,甚至讓「俸錢」成為自己的詩歌意象,屢屢談「俸錢」,談經濟,談窮困,完成從牢騷到自我調侃,襟懷抒寫的升華。

好以「薪」「俸」「錢」字眼入詩的王禹偁

宋代以前,也有一些詩人會在詩中談「錢」,但都沒有超過王禹偁的,因此,宋初的王禹偁成了談「俸錢」的詩人代表。

王禹偁喜歡以「薪」「俸」「錢」等字眼入詩。《小畜集》中,寫到「薪」「俸」「錢」的詩多達四十首;「俸」「錢」等字樣在《小畜集》中出現高達六十四次,相較於其他意象的使用頻率要高得多。譬如:「年來失職別金鑾,身世漂淪鬢髮殘。貧藉俸錢猶典郡,老為郎吏是何官」(《自笑》);「今為諫官非冗長,拾遺三館俸入優」「俸錢一月數家賦,朝衣一襲幾人裘」(《對雪示嘉佑》);「樓中何所有,官醞湛蚍蜉」(《月波樓詠懷》);「謫宦自消遣,不敢夸獨醒。往往取官醞,時時對花傾」(《揚州寒食贈屯田張員外成均吳博士同年殿省柳丞》)等。二曰「俸茶」,如「靜對春天雪,時烹月俸茶」(《次韻和仲咸對雪散吟三十韻》)。

對比王禹偁同時代的文人,徐鉉《騎省集》存詩文四百六十一篇,寇準《寇忠愍公詩集》存詩三百零四首,均未見提及「薪俸」之句。和徐鉉一樣,與王禹偁同為白體詩人代表的李昉,現存的八十二首詩中也不見有「薪俸」之語。其他宋初文人如潘閬、柳開等現存詩文中,亦未有與「薪俸」等類似的詞句。

為什麼王禹偁不避談「薪」「俸」「錢」,並以之入詩呢?這就涉及王禹偁的貧富和經濟收入問題,有以下幾點值得談一談。

一是,宋代官吏和文職人員的薪水,要比唐代高,有人說,宋代官員薪俸優厚,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是數一數二的。但是,帳面上的錢多不等於經濟水平高,還必須查一查宋代的「物價指數」,比唐代低了還是高了,高多少?這是很關鍵的。「通貨膨脹」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存在。

二是,宋代官員經常加工資,譬如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對官員薪俸做過一次較大幅度的調整,使官員的俸祿有了明顯提高;宋仁宗嘉祐年間(1056—1063)頒布了《祿令》,薪俸又一次上調;元豐改制後(1082),又使薪俸有所提高。

但是,這幾次加薪水,都與王禹偁無關,最早的一次是大中祥符五年,此時王禹偁死了十一年,可謂人已死去,機會方來。此後的一次次加薪,正反襯王禹偁當年沒有享受到宋代皇帝的「陽光政策」。因此,《小畜集》中,除了有五例反映了他薪俸較優厚時的怡然心境外,其他詩句均為感慨俸祿微薄、生活窘迫之作,且多作於貶謫時期,窮而且困。

這個宋代人,為什麼喜歡在詩作中大肆談錢?

北宋·趙佶《聽琴圖》(局部)

三是,宋代官員收入主要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根據《宋史·職官志》記載,官員的俸祿包括正俸(錢)、祿粟(糧食)、職錢、職田等諸多種類,大多以實錢支付。另外,還有茶、酒、薪、炭、鹽,甚至餵馬草料、僕役、布料、伙食費等各種補貼;宋初知縣的月俸為十五貫,簿尉的月俸只三貫五百七十文,而大部分是以茶、鹽、酒的形式支付。有人認為,這是宋代官員薪水高、福利多的證據。其實,用「實物」抵充薪水的做法,正說明宋代的經濟不很寬裕,俸祿水平不高。尤其是王禹偁所處的宋初,全國的經濟情況不好,北方又打仗,國家經濟不好。歐陽修在集子裡寫道,他當地方官員的時候,過年配給稀缺物資,比如紅棗,大戶多少,小戶多少,都有定數。

如此看來,王禹偁被貶黜時期與擔任知制誥時期的俸祿,都處在宋初「低薪水」的政策之下。每次謫官,都會剋扣薪水,所以王禹偁說「謫官無俸不勝貧」,蘇軾後來被貶謫到黃州,也是類似情況。在這裡,王禹偁是用漢樂府的口吻說話的。

四是,唐宋以來,官員們除了「體制內」俸祿,還有一項數量可觀的潤筆費。墓誌潤筆風行於唐代,到了宋代,甚至成了「國之常規」。名氣越大的詩人、官員,潤筆費越高。

王禹偁在宋初文名很大,根據《宋史》記載:「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逾月遍天下矣。』」文瑩的《玉壺清話》也記載,太宗曾對王禹偁說:「卿聰明,文章在唐不下韓柳之列。」

《宋史·王禹偁傳》載:「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為潤筆,禹偁卻之。」雖然五十匹馬的價值絕不是一個小數目,但被人品高尚、窮也有骨氣的王禹偁推辭了。《小畜集》中,存有大量碑文墓誌,均為王禹偁為他人撰寫。王禹偁在左遷商州期間,便先後創作了《濟州龍泉寺修三門記》《前普州刺史康公預撰神道碑》《諫議大夫臧公墓志銘》《故商州團練使翟公墓志銘》《四誥廟碑》《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等,有的是為公家寫的,有的是為私家寫的,這些撰寫墓誌碑文帶來的收入應該是可觀的,但不知道王禹偁拿了沒拿。

至於曾慥《高齋漫錄》記載:「歐公(陽修)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儀諫議送金酒盤盞十副,注子二把,作潤筆資。歐公辭不受,戲云:『正欠捧者耳。』仲儀即遣人如京師,用千緡買二侍女,並獻。公納器物而卻侍女,答云:『前言戲之耳。』蓋仲儀初不知薛夫人嚴而不容故也。」但那時歐陽修的官俸與王禹偁已有不同。

這個宋代人,為什麼喜歡在詩作中大肆談錢?

宋·趙佶《文會圖》

好以「俸錢」入詩自我調侃的原因

(一)原生之痛:家境貧寒,世代務農,生性耿介

王禹偁出身貧寒,《宋史》本傳中說他「世為農家」,邵博《邵氏聞見後錄》有「(元之)年七八,已能文,畢文簡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為生」;《小畜集》中提及家境,王禹偁常用「乞丐」一詞來形容。「當時(禹偁)未名,以乞丐自給,無立錐之地以息幼累」(《送鞠仲謀序》),「前時家弟自荊南乞丐以來,數日而去」(《與李宗諤書》)。王禹偁自己言說出身和家庭的貧困,並且已不避說這種窮困。

(二)宋初實行和中晚唐差不多的官俸政策

在「安史之亂」的唐代,許多官員不願意到地方去,喜歡待在京城。於是,當時就實行京城「低工資制」,提高地方官員的薪水,降低京官的薪水。弄得京城的官員叫苦連天,在這種情況下的顏真卿,窮得甚至還向李少保「乞米」。

科舉及第、踏入仕途應該是王禹偁改變命運的良機。但是,王禹偁無家族勢力可依靠,家人需要靠其一人之薪俸度日,「公卿別後全無信,兄弟書來只說貧」(《歲暮感懷》)。

不要說王禹偁時期,就是處於加了幾次薪的王安石時期,情況也沒有什麼改變。王安石就曾經要求外放,去做地方官,說家裡有一大群人要靠他撫養。蘇軾當翰林學士,也只是住在「城鄉接合部」,說京城開封的房價太貴;這與唐代「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一樣,甚至更甚。

(三)長期貶謫,窮困無法改變

《宋史·王禹偁傳》說:「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其為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為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

淳化二年(991),「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宋史·王禹偁傳》),這是王禹偁首次遭貶。

開寶皇后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皇后,曾阻撓太宗繼位,企圖立其子德芳為帝。

太宗因忌恨而不按皇后喪儀為她治喪,群臣心照不宣,只有王禹偁直言議論。而這私下的一番言論隨饞毀之風傳入太宗耳中,導致禹偁二次被貶。真宗咸平元年(998),「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禹偁預修太祖實錄,或言禹偁以私意輕重期間,甲寅,落職知黃州」(「真宗咸平元年」條)。前兩次被貶,與王禹偁與宋太宗的矛盾衝突有關;第三次被貶,與王禹偁與宰相的衝突有關。

三次被黜的慘痛經歷,首次遭貶是為維護法律公正,二次左遷是為維護孝禮純潔,三次被黜則是為維護史筆真實。王禹偁忠而被謗、信而見疑,辛酸與冤屈,只能訴諸詩文,「無田得歸去,有俸是嗟來。直道雖已矣,壯心猶在哉」(《謫居》)。

喜以「俸錢」入詩的本質:是自我調侃和襟懷抒寫

王禹偁經常寫「薪」「俸」「錢」,並不是哭窮裝窮,而是繼承漢樂府以來「言飢」「言寒」的傳統,這與他的整部《小畜集》的風格是一致的。王禹偁借薪俸發貶謫的牢騷,為他的詩作平添一份自嘲自適的韻味。看似對薪俸微薄的抱怨,實際上是對苦悶的另類宣洩與排解。即在自嘲自解中,尋求一種自我寬慰和心靈的自由。

但王禹偁畢竟是宋代的官員,不是漢代社會底層的人,長期以來養成的文人價值觀,使他們在言「薪」「俸」「錢」的時候,會有一種超脫、一種調侃、一種反諷和一種幽默的書寫。

宋代士大夫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遭受不公平的貶謫、被逐出政權核心圈時,沒有呼天搶地的悲嘆;沒有「仰天大笑出門去」的放浪形骸。他們會在逆境中,以牢騷反思,自我寬解。王禹偁就是宋初的典型和代表,並被宋代貶謫的文人繼承發揚。

好以「錢」調侃,自我幽默的風氣在宋代形成傳統

「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書王元之畫像側》),歐陽修對王禹偁的才學品行推崇備至,並深受其影響,二人也因滁州結下了一段緣分。慶曆四年(1044)八月,新舊黨爭趨於激烈,新政官員以「結黨營私」之罪相繼被黜,歐陽修直言上疏辯白,卻被誣告與外甥女有染,後雖查明情況不實,仍無辜被貶,遣放滁州。

「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王元之畫像讚並序》),蘇軾與王禹偁因黃州結緣,同是黃州淪落人,蘇軾繼承了王禹偁的自嘲自解。「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初到黃州》),蘇軾在詩中將自己寫成一個百無一用的「逐客」形象,並客觀地審視自己的「逐客」身份,「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他筆下的自我形象,帶著遭貶一生的辛酸,以自我嘲弄的口吻在史冊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蘇軾一生,為官四十載,但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貶所度過的。所謂的「平生功業」不過是反語。但在這自嘲式的「逐客」形象背後,是逆境中追求樂觀曠達、努力活出自我的灑脫,是坦然承受苦難、回歸平和淡泊的蘇東坡

餘言

唐代的科舉制度並不公正,非考試的因素很大,開始考生的名字都是寫在考卷上的,要中進士,往往看考生的家庭背景和人脈關係;而且考試難度極大,錄取率僅為百分之一二,平均每年只有二十五人及第。考中進士實在不易,有的人連考七八次,考了二三十年時間也考不取。宋代是文人的天堂,宋代的科舉考試比較公平、公正,平均每年錄取進士的人數,也比唐代多五倍以上。

為了安排這些進士,就必須多設置工作崗位。工作崗位多了,一是宋代有人浮於事的現象和辦事效率比較低就很正常;二是待遇一開始也比較低。但是,宋代的中國,有「進士」證書的人空前的多,知識分子人數空前的多,這使知識分子精神空前高漲。

還有,知識分子多了,黨爭就激烈,宋代士大夫左遷貶謫的情況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頻繁;而宋代文人面對人生的苦難,往往能以機智、幽默和自我調侃來解脫自己;對抗多舛的命運;他們一邊遭貶謫,一邊歌吟,以特有的「理性」沖淡傳統貶謫文學中悲哀的主題。從王禹偁,到「醉翁」歐陽修,「逐客」蘇東坡,以及蘇東坡的學生——黃庭堅皆如此。黃庭堅最容易讓人記住的一首詩是《戲呈孔毅父》:「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文章功用不經世,何異絲窠綴露珠。校書著作頻詔除,猶能上車問何如。忽憶僧床同野飯,夢隨秋雁到東湖。」

能不能直面金錢,敢不敢談錢,是一個人精神、人格力量是否強大的表現;以王禹偁為代表的一些宋代知識分子清醒、冷靜、樂觀、理性的人格魅力,為宋詩這杯清茶注入了一分平淡又真摯的香醇。以「薪」「俸」「錢」入詩的精神和傳統,王禹偁是宋代的開創者,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責任編輯: 李華  來源:文史知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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