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號稱以工農聯盟為社會基礎，但早就對不起農民了。1934年1月23日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毛澤東報告：「紅色區域在建立的頭一二年，農業生產往往是下降的。」[①]1930年，湖南平江鬧紅，70萬人口銳減至40萬。[②]1934年5月底，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總計各地尚未蒔好的荒田，不下12萬擔。」[③]研家指出：
農民只要致富，就會變成被打擊的對象，因此土地革命並沒有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在東西蘇區的最後歲月，居然發生過多起蘇區農民集體逃亡到白區的事件。[④]
陳雲語錄
1949年12月2日，中共財經負責人陳雲向中央政府報告：
從十月中旬開始的幣值下跌和物價上漲，對全國人民，尤其是對幾百萬軍隊和依靠工資生活的勞動人民所造成的損失，是很大的。這次幣值下跌、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財政赤字龐大，因而鈔票發行過多。[⑤]
1952年4月19日中央政府委員會第15次會議，陳雲報告財經問題：
在鄉村中有攤派、超征的現象。本來國家規定是250億斤公糧，結果七收八收，多收了27億斤。……這對老百姓很不好。[⑥]
1952年6月11日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陳云：
漢口去年收的所得稅近兩千億元的樣子。所得稅等於所得額的25%，亦即所得稅的三倍就是他們的所得額。……現在我們一年的稅收，大約合23億光洋。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包括東北在內，也不過收八億到九億元光洋……他們比我們收的少。[⑦]
比國民黨多收稅近150%，陳雲的數據呵！
統購統銷
1951年糧食購銷危機。中共中央〈關於1952年糧食問題的幾項決定〉（1951-12-5）——
城市人口逐漸增加和廣大工業原料種植區糧食需要量增加的緣故，1952年糧食的供應調劑仍然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僅從國家貿易部門逐年出售糧食增長的情況來看，就可以了解糧食的情況是很緊的。1950年出售數為93億斤，1951年出售數增為169億斤，預計1952年至少須增至215億斤。糧食需要量的增長是極其迅速的。……上述糧食情況收支相抵，尚差28.4億斤。[⑧]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85年大陸版）——
1953年9月份完成（收購）計劃的80%，10月份只完成38%。市場糧價也因此大幅度波動。當時湖南、河南、河北等主要產糧區的糧價，一般高於牌價的30～50%。[⑨]
面對供銷失衡的糧情，在計劃經濟指導思想下，1952年9月成立糧食部（全球唯一）。1953～54糧食年度預算需握糧700多億斤，除農業稅收繳275億斤，須收購431億斤，而上一糧食年度僅收購243億斤，僅靠市場收購（與私商爭購）無論如何辦不到。於是，想到關閉糧食市場，堵絕農民其他賣糧渠道，「保證完成收購」。[⑩]
「統購統銷」的實質：剝奪農民的糧食處置權以獲得絕對控糧權，以極低價強制征糧（統購），以保障城鎮供糧（統銷）。中共很清楚「穀賤傷農」，之所以出台「統購統銷」，實因合作化導致糧產量增速下降，不能向人口不斷增擴的城市提供更多糧食，只好關閉糧食市場，強行「徵集餘糧」，急救眼前。1953年10月關閉農貿市場，糧油棉「統購統銷」。[11]
統購統銷——鄉村統購，城市統銷，取締糧商，逼迫農民只能將糧食低價賣給政府（0.09元/斤）。[12]農村不滿聲浪盈衢塞巷，很快收購少於銷售，無法維持城鎮供糧。1955年8月，被迫出台「糧票」，全國城鎮定量供糧。[13]
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
1953年統購統銷時，黨和農民的關係很緊張。[14]
1957年春，化工部勘察公司保衛科員閻義采（中共黨員）「鳴放」：
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政策是黨向農民的戰略進攻，向農民搶劫土地、糧食、牲畜。農村中反對共產黨的人日益增加。[15]
浙江寧波幹部「鳴放」：
糧食統購統銷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糧食統購統銷是農民鬧事的根源。[16]
安徽一家農機廠技術員汪朝元「鳴放」：
農村有四死：賣糧逼死，買糧等死，買不到糧餓死，賣糧再買糧虧死。[17]
1957-5-7新華社《內部參考》（第2197期），〈安徽有些農業社因統購糧食過多加重了春荒〉，桐城縣天成社多征61萬斤，缺糧戶占87%；泗縣協辦社缺糧人口51.1%，光明社則普遍缺糧。（頁14～15）
章乃器懷疚終身
統購統銷「奪農補工」，1956年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1949年農業產值遠大於工業）。通過工農業「剪刀差」[18]，本已很窮的農村至1978年向城市輸送了幾千億資金。[19]毛澤東不承認統購統銷對農業的「扼頸」，認為是前進道路上的問題，至多是必要代價的「一根手指頭」。[20]
統購統銷「對不起農民」39年，章乃器為參與制訂這一嚴重傷農的歪點子懷疚終身。[21]中共很清楚農民的「貢獻」，但已開出紅色支票，得用經濟績效證明革命的價值，只能「暫時犧牲」農民。1962年7月中央黨校，鄧子恢〈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抖出統購統銷之所以必遭農民抵制的底牌——
黨中央的方針是以糧為綱，但價格上糧食不是綱，糧食的價格最低，種糧食的農民收入最少，一斤糧食平均不到一毛錢。按照去年的標準計算，農民賣100斤糧食給國家，他實際上得到的價格是7%，93%是盡義務，實際上糧食統購是最大的共產風，剝奪農民最厲害的在這裡。怎麼辦呢？不統不行，統了農民吃虧，他就不種糧食，不種糧食，一切就都垮台，最後同歸於盡。農業垮了，工業也垮了，現在的情況看得很清楚。[22]
結語
1980年，中共悄悄轉彎子，「包產到戶」（個體單幹）合法化，糧食市場重新開放，糧情漸緩，1982年撤銷糧食部，1983年鋪開包產到戶，1984年廢社立鄉，1985年裁廢統購統銷。這次不再敲鑼打鼓，也用不著造勢鼓譟，全國農民苦「統」久矣，不用吆喝，一片擁護。1993年9月1日，取消計劃經濟最後標誌——糧票。
注釋：
[①]毛澤東：〈我們的經濟政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6年，頁117。
[②]王西彥：《湘東老蘇區雜記》，新文藝出版社（上海）1953年，頁2。
[③]余伯流：《中央蘇區經濟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51。
[④]張鳴：〈多面相的民國農村〉，《同舟共進》（廣州）2011年第6期，頁17。
[⑤]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4。
[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5年，頁381、383。
[⑦]《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67。
[⑧]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第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333～334。
[⑨]柳隨年、吳群敢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49～1983）》，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6。
[⑩]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憶》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頁256～258。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477～488、561～567。
[12]〈中國1949年後糧食價格的演變〉，http://www.cndsw.cn/a/ysms/yeshi/201102/1667.html
[13]<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制度、控制購銷、改進糧食工作的指示>（1955-8-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第20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25～30。
[14]王若水：《智慧的痛苦》，三聯書店（香港）1989年，頁323。
[15]〈閻義採為美蔣喝采〉，《人民日報》（北京）1957-7-27，版2。
[16]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右派言論彙編》（1958-5），頁146。轉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炎黃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頁18。
[17]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毒草彙編》第二集，頁29。轉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炎黃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頁18。
[18]剪刀差：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之差額，因圖示呈剪刀而得名。
[19]姚洋：〈中性政府與中國的經濟奇蹟〉，《二十一世紀》（香港）2008年6月號，頁22。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27。
[21]陳云：〈實行糧食統購統銷〉，《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頁200。
[22]《鄧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426～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