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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止的記憶——《長樂路》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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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共電台長期駐上海記者施米茨(Rob Schmitz)出版了一部新書《長樂路》,長樂路離我家僅一步之遙,因此頗感興趣。1845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法國人在上海建立租界,大致位於今天的徐匯區和黃浦區,直至1943年汪精衛政權收回主權。曾生活在法租界的居民對此段歷史的感情是頗為複雜,因為在那裡不僅能看到歐式古典主義、巴洛克和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群,街道兩側還整齊林立著巴黎和倫敦市政特色的法國梧桐樹,即使頂著南方盛夏令人焦灼的烈日,行人依然感到陣陣的涼快和爽意;太平天國作亂時,法租界還為南方精英提供躲避長毛殺戮的避風港,無疑法租界居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質在全國之首,為此民國政府曾把原法租界稱作全國的模範區。幾年前上海市政府每家每戶遞送一份公民文化素養守則,確實令人啼笑皆非,就連我讀中學時同學間常把「紳士風度」掛在嘴邊。顛倒是非,把法租界徹底妖魔化的是始於1949年的「解放者」進城後,他們實是無義之輩,1921年7月在建業路開會立志「解放」大業時,民國政府欲抓而不得,沒有法祖界巡捕房的保護傘,否則哪來中國共產黨。

讓我再回到《長樂路》。與復興路,康平路和淮海路一樣,上海人都知道長樂路,它約建於1902年,汪精衛,張愛玲和錢鍾書都與長樂路有緣。施米茨與美籍華人的太太和兩個幼兒就居住在長樂路的一條弄堂里,工作之餘結識了不少鄰居,他們大多是較底層的以各種方式謀生的沿路居民。通過對他們的採訪,給讀者帶來了大陸不分晝夜歌功頌德,鶯歌燕舞的主串流媒體所刻意迴避的那些眾生相,讓人痛思,震驚,卻更讓人無奈或「meibanfa」。

記者施米茨曾經常在上海電台上作節目,一位聽眾來電告訴他,在一家古董舊貨店喜出望外買到數百封有名有姓,往返萬里的陳年鴻雁家書,最早的是在上世紀50年代(我在美國也曾淘到此類舊物(包括照片,信件以及二戰時發放的食物配給券)。施米茨當即趕去,見那些信件整整齊齊地疊放在一個鞋盒內。有的信封已遺失,歷經半個多世紀的信紙已發黃,劣質的紙似乎一碰即碎,讀起來必須加倍的小心。

施米茨發現有些信里的字裡行間還留下淚和血的痕跡,是「解放後」政府對當地居民帶來劫難的無言和無奈的哭訴。我對太太說,雖然我在上海都目睹過類似的慘烈苦難,但難以抵擋如此的心靈衝擊,常言說,人心畢竟是肉做。更令人難以置信人間尚有刻意製造如此悲劇的「人面獸」。

在朋友的幫助下施米茨仔細反覆通讀了所有信件。其中大多數是有關一個年輕的資本家王銘(拼音Wang Ming)與妻子和其親戚之間往返的信件。上海沒有「被解放」之前,已集中全國80%的外資以及60%的外貿總額,工業總產值也高達全國的一半。王銘曾在上海郊區經營一家小廠,從事回收廢舊矽鐵並重新熔鑄,再作為變壓器的核心材料轉賣。因善於經營,他在長樂路上購置了一幢奶白色的三層樓小洋房,娶妻養兒育女。但誰能料想到,一個接一個的鋪天蓋地,導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政治運動將降臨到日子過得很溫馨的這一小康之家。

上海的資本家僱傭了全國產業工人的半數以上,他們非但沒有得到尊重,反而是「解放者」必須消滅的階級敵人。自1956年起「解放者」以公私合營的名義變相搶劫了資本家一生為之積累的財富,王銘的廠被「合營」,並派往經營類似業務的小廠當經銷員,廠名是「茗芸」(拼音Mingyun),工資被定為人民幣170元,數目看來不小,但僅是原收入的一個零頭。當時他已有6個幼小的孩子。禍不單行,當他第七個孩子還沒滿月,被「解放當局」抓捕入獄。原來「茗芸」廠的公方經理是「解放者」,純粹業務門外漢,因缺乏貨源,工廠瀕臨破產。在廠長的鼓動下,王銘只得從私人(1956年後私人企業被「解放者」稱為非法)獲得廉價矽鐵原料。

王茗除了被戴上右派帽子還在判決書上指控「非法購買國家計劃原料」。據統計復旦大學10個教師中就有一個右派,無數的資本家也被掛上莫須有的罪名。在思南路上的看守所里,王銘還遇見了不少過去的同行和朋友,大家都憂心忡忡自己的歸宿。實際上他們的命運已有安排,如同他們的蘇俄大哥,在西伯利亞建立的「古拉格群島」,1958年「解放者」把王銘等成千上萬個「階級敵人」送往青海,美其名曰:勞動改造。這讓我想起猶太人的deportation(遣送)和自己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入口處的牌樓上寫著「Arbeit macht frei」(勞動使人自由)。在送往青海的大遣送隊伍里,還有我那位老實巴交的丈人。

丈人曾從紹興鄉下到上海學徒,後來在上海南市區開設一家馮源昌翻砂廠,1956年被公私合營,「解放者」以每季度三元人民幣的定息作為補償。1957年突然被捕,被控貪污罪,我太太當時年幼,竟不敢往判決書看上一眼。父親的遣送,她和兩個弟弟的生計全靠母親微薄的薪水。

從王銘的家書上知道,他被遣送的勞改農場是聞名色變的青海德令哈農場。1957年年底被捕,次年白露千里迢迢歷經數周才抵達德令哈農場,從此再也沒有過上四季中的任何一個宜人的節氣,除了風暴就是極度的寒冷,那裡絕非是人類居住之處。據說這是「解放者」在1949年後建立的第一個懲處人民敵人的強制勞動營(不知當年汪偽政府或入侵日軍是否有類似的集中營)。與奧斯威辛不同,德令哈勞改營連圍牆都沒有,倒不是因為那幫「解放者」的寬容,而是坐落在18000英尺的高原上,北邊是寸草不長,連年冰封的祁連山脈,南邊則是絕無人煙的柴達木盆地沙漠,任何人想離開,下場只能是由禿鷲為其天葬。上海人有句俗語,想出如此毒主意的人一定是斷子絕孫,錯了,他們不僅有二代,三代,而且繼續飛黃騰達,掌控一切。

當然德令哈農場還是有荷槍實彈的衛兵,在勞動的田野上,四角各有數面紅旗,誰要是偷懶,一旦逾越紅旗標記的範圍,立即被搶殺。雖然是強體力勞動,改造者每天僅配有250克的食物,然而到了三年大饑荒(至今,「解放者」還在撒謊三年自然災害,但據氣象資料記載,1959年-1961年的氣候是有記載以來中國最風調雨順的三年。)寥寥250克的乾糧已成歷史。囚徒們只能冒著生命危險把大米或青稞的顆粒撿回去食用,人類的進化已失去消化生米的能力,他們只得淘洗自己的糞便繼續食用。

施米茨為了進一步深入了解勞改農場,曾採訪過美國勞改基金會的吳宏達以及家居南京,現年79歲的退休教授魏某,他倆均有二十多年青海勞改的經歷。三年饑荒期間,全國有3千5百萬人活活餓死,約占總人口的5%以上,當然勞改農場的階級敵人付出的代價則更大,平均每三個就要死一個。我丈人說,幸虧他有一手非凡的手藝,才保住了性命。有人為了活命不惜脫下手錶來換取一個饅頭,他經常看到一車車的屍體在荒野里挖坑掩埋。我太太記得有一次到隔壁鄰居家串門,只見全家老小細輕地嗚咽,原來居委會傳訊,其家父已餓死在勞改農場,屍骨無存,他們還被警告不得聲張。魏教授說,他的農場離開德令哈約150公里,為補充因大量餓斃而造成的人力不足,「解放者」1961年又從城裡往那裡遣送成千上萬個「囚犯」。魏教授被判3年的勞動教養,卻在那裡與世隔絕地改造了幾十年,進去時是小伙子,回城時已是白髮老人。

家屬的苦難更是淒涼。有關王銘的信件半數以上是他妻子與親屬寫給他的。當王銘被捕時,老七才剛滿月,妻子為了生存不得不去工廠打工,早上四點半起床,去菜場買菜,準備午餐和晚餐然後7點半上班。不過除了生活艱難,還屢遭親友和鄰居的白眼和歧視。然而每次去信丈夫,總在最後叮囑認真學習(政治),努力改造自己爭取早日得到寬恕回家團聚,否則抱怨的信件將被和諧掉,永遠也到達不到親人的手上。「解放者」逼迫其受害者在被搶劫後,還要一股勁地讚美強盜!

三年饑荒後,儘管變賣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還是無米下鍋,王太太對一分一厘都必須精打細算,後來連發信的郵票也買不起,家書由王銘的妹妹代寫,最割心的是曾寄往農村親屬撫養的大女兒,因三年饑荒不得不送入孤兒院。現存信件到上世紀60年代末為止,王銘是否會活著回到上海與妻兒團聚,他們現在哪裡,信又是如何流落到古董店,書中沒有提及,我想施米茨自己也不知道。1949年來,如此悲劇幾乎發生在家家戶戶,太司空見慣了,如今的年輕人都熱衷於韓劇或無聊庸俗透頂的物質娛樂生活中,誰還願意去追尋這段歷史呢?

美國副總統最近訪問德國,帶著全家參觀了達豪集中營,向受難者獻了花圈。彭斯對記者說,他於1977年就來到達豪集中營,此次是專門帶剛成年的女兒,希望她永遠記住70年前發生的人類這場悲劇。

當然我們的「解放者」也有此類的紀念活動,今年更是別出心裁,將要大張旗鼓,隆重地紀念台灣二二八事件。在中國的「被解放者」只能選擇性擁有自己的記憶,近70年來「解放者」的罪孽可謂罄竹難書,誰要是提及,他們就用「向前看」的迷魂香讓其喪失靈魂。我想彭斯帶女兒不忘納粹反人類罪並非是糾纏過去,而是真正的「向前看」。

國外有網友說,中國有太多的歷史事件需要在全國範圍內隆重紀念,如歷次的政治運動,文革以及六四等,然而「解放者」卻偏要誤導民眾紀念發生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他們太無恥了。幼稚的網友們啊,你們忘了無恥才是這些「解放者」的生命線。我相信有一天青海德令哈農場將恢復到原樣,像奧斯威辛或達豪集中營那樣,成為永久的紀念館;在天安門廣場會建立一個巨大的紀念碑以懷念被政治迫害致死,被餓死的千千萬萬個亡靈,此時此刻起,中國人才會找回民族的良知靈魂,才會真正做到向前看。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華夏文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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