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人開始拜起張愛玲，並稱她為「跑路天后」。（公有領域）
上海封控下出現的種種吃不上飯、看不了病的慘況，也在喚醒無數身處歲月靜好的上海人、中國人。近日，上海人開始拜起張愛玲，並稱她為「跑路天后」，遙想她當年若不「潤」（Run的中文諧音，在上海封控期間成為爆紅字），一定會遇上什麼迫害。此外，在微博上，還有網友貼上張愛玲的照片，並寫上「拜祖師爺」、「祖師爺保佑我」，或是「拜了能保佑我潤嗎」等留言。
張愛玲是民國時期上海文壇四大才女之一，她出身名門，祖父張佩綸是清末名臣李鴻章的女婿，祖母李菊耦乃是李鴻章的長女。此時的上海人膜拜起了張愛玲，無疑是因為她慧眼識中共，也因此表達自身對中共的不滿。
張愛玲是如何慧眼看穿中共的呢？她本名張瑛，父親張志沂是典型的遺少，母親黃素瓊曾前往英國，較為歐化。在這樣家庭中長大的張愛玲，先是在私塾學習，後進入貴族學校。
早在中學時，張愛玲就顯示出了其文學天分，在一些刊物上發表了多篇小說。19歲時，張愛玲前往香港大學文學院讀書。1941年底，日軍占領香港後，張愛玲回到上海，就讀於聖約翰大學，後因為經濟原因輟學，此後通過從事文學創作謀生。
在1943年和1944年的兩年中，張愛玲因發表《沉香屑》、《傾城之戀》、《心經》、《金鎖記》等中短篇小說，而在上海一舉成名。從那些流淌的文字中，你會感覺到她對世態人情的把握是如此的精緻、圓熟、冷靜而又充滿世俗的情趣。或許正是這份睿智，這對世事的洞察，幫助她逃避了人生的劫難。
1949年中共建政前，張愛玲因道聽途說而對中共「解放區」產生某些幻想，為此寫過《十八春》和《小艾》兩篇小說，對中共有正面評價。也基於此，在1949年後，她抱著觀望的態度留在了上海。中共自然忘不了將這位上海灘著名的作家「收歸旗下」。
1950年七八月間，在中共御用文人、上海文化官員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這兩個月的生活，是她和中國大眾距離最近的一段歷程，但也是她感到最尷尬和痛苦的一個時期。她所看到的「貧窮落後」、「過火鬥爭」與當時要求的「寫英雄」、「歌頌土改」相去甚遠，她在寫、不寫、寫什麼之間困惑不已。
她承認自己寫不來「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而且「也不打算嘗試」。她感覺到自己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其敏銳的洞察力使她萌生了去意。加之與胡蘭成的關係，周圍不斷將其視為「文化漢奸」的言論和來自政治方面的威脅，最終促使她決然離開了中國大陸。
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拒絕了夏衍的挽留，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香港大學學業」為由隻身去了香港。她後來多次仔細回憶這段經歷。例如，過了羅湖橋就已出境，但是她的腳夫認為還不夠安全，撒腿飛奔，穿過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才放下行李，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其後她又前往美國，並以七十四歲的高齡善終。
就在張愛玲走後不久，中共在大陸掀起了一個又一個運動。假如張愛玲留在大陸，1957年的「反右運動」肯定逃不過，更遑論後來的文革。而留在大陸的許多文人都慘遭迫害，有的如傅雷、老舍選擇了自我了斷。
假如她留在大陸，以她的傲氣，或許亦如一般，抱著「士可殺不可辱」的信念。然而，張愛玲就是張愛玲，她對時局的洞察力讓她擺脫了噩運。
在張愛玲離開大陸前往香港後，她創作了兩篇小說《赤地之戀》和《秧歌》。目前，儘管張愛玲的其它小說都可以在大陸公開出版，但這兩篇卻始終被中共封殺，原因就在於內容反共。
《赤地之戀》的時代背景是土改、三反運動和韓戰，小說真實描寫了中共對人性的摧殘與控制，在控制整個社會的黨面前，個人沒有容身之地，更不用說自由意志了。而《秧歌》則表現了中共暴力土改的殘酷，農民在飢餓中反抗，以及農民的反抗如何被瓦解，最後淪為政權的奴隸。「秧歌」這一意象是暗喻人民被迫出來的笑臉和假裝的幸福，揭示在政治高壓下農民的靈魂扭曲。
張愛玲在小說中預言道：「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正如她所預見的那樣，中共統治七十多年來，中華大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人民也一直在被蹂躪。而睿智的張愛玲選擇轉身離去，以及其留在大陸的同時代人的悲劇，都在告訴如今的上海人和中國人：遠離中共才能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