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給幾個被封於上海的老讀友發了一個問候，主要想問問他們生活是不是像自媒體平台流傳的那樣很難堪。但讓我吃驚的是，三個讀友的回答都是驚人的一致，"我很好，我沒問題。"
有一個讀友給我講了這樣一番話，讓我忍不住把咖啡笑到了鍵盤上。"像我們這種人，新聞放一個屁，我就知道它們會拉什麼稀。再糟糕我都能預判，我在三月下旬還沒等發靜默令就囤夠了一個多月的給養。封，慢慢封，看最後誰會發瘋。"
真不愧是我的老讀友，多年讀我的文章沒有白讀。於是，我就想起了張愛玲。
1951年底，文藝界開始搞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愛穿旗袍的資產階級作家張愛玲遇到了麻煩。一直對她禮遇有加的上海宣傳部長夏衍，某天專門找到張愛玲談話，"今後還是變一變裝束吧，你穿中山裝和列寧裝也許會更好看"。張愛玲一言不發離開了。
1952年春，弟弟張子靜最後一次見面姐姐張愛玲，弟弟就問姐姐"將來如何打算"。張愛玲沉默良久，最後訕訕地說："連旗袍都不准穿了，暴風雨就要來了。"
1952年7月，張愛玲幾經周折辦好出境護照後，擔心夜長夢多，她只告訴了朝夕相處的姑姑張茂淵。臨別前，為避免連累姑姑，她與姑姑相約"以後不打電話不通信"。姑姑將家族照相簿交給了她保存。32歲的張愛玲一身旗袍過境羅湖口岸，將旗袍落落大方地穿到了75歲。
暴風雨來了，疫情來了，其實都是一個鳥樣。可怕的不是暴風雨也不是疫情，可怕的是借題發揮亂作一團。預判，就是能保全自己苟活於亂世的最佳抗體。
但不幸的是，預判，不是誰都能預判的。上海這次哭爹叫娘經受"蔥姜蒜是硬通貨"的人是一些什麼人，毫無疑問，都是喜歡看晚七點新聞的人。正如叔本華所言："喜歡什麼，就會相信什麼"。當然也就會相信"物質供應充足"。
胡適能預判，但他的兒子胡思杜就不能預判。胡適默不作聲，江冬秀聲淚俱下對兒子說："再不走就來不及了"。但胡思杜面無表情地塌拉著頭說："我又沒做什麼對不起新社會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樣"。父親胡適聽得心如刀絞，這明明是在暗諷自己啊。胡適搖了搖頭，雙手扶在胡思杜的肩上，做了作為慈父的最後囑託："記得經常給我寫信"。但胡適在美國只收到一次胡思杜的信，直到1962年病逝於台北，胡適對兒子胡思杜一無所知。胡思杜於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殺，年僅36歲。
1948年12月，蔣介石對北平文化名流胡適、陳寅恪、馮友蘭、吳晗等人發起了搶救運動，負責人是蔣經國、傅斯年和時任教育部長陳雪屏三人小組。胡適的得意門生吳晗，受命對恩師胡適也發起了搶救運動。雙方都在搶名人。陳雪屏召集當時北平搶救名單上所有的知識名流開座談會，力勸他們趕快上南苑機場的飛機走。但當時在座的名人們鴉雀無聲不置可否。胡適打破沉默講了那幾句天下耳熟能詳的名言："美人來了，……；俄毛來了，……；它們來了，……"。於是，胡適搭上空蕩蕩專門搶救名人的飛機走了。而受命搶救胡適的吳晗和那一群像胡思杜一樣"不會把我怎樣"的文化名流，後來的情況大家都知道了。吳晗死時，頭髮都被拔光了。
預判，不是聰明就能預判，不是成名成家了就能預判，預判的前置資質只有一個，那就是覺醒。
這次全域靜默的魔都跟它的名字一樣很魔幻，不但沒有名人寫日記，而且許多名流精英哭爹叫娘甚至臨死都不知道咋死的。其中，有著名作家、有小提琴家、有網絡證券從業18年的副總、有退休檢察官、有一直聽D話的著名編劇的父母、有著名經濟學家的老母、有見到俄丁就排卵的白領麗人，有效忠大半生卻在辦公室了結的基層小吏。他們智商一流，他們情商一流，但遺憾的是，他們的覺悟不入流。
與之相反的是，從武漢到西安，從吉林到上海，乃至全國各地，我們幾乎從未聽說過哪個覺醒的人染過病毒，也從未聽說過某個覺醒的人呼喊過斷糧危機，也從未聽說過哪個覺醒的人靜默期求醫無門的尷尬，更沒聽說過哪個覺醒的人痛不欲生自殺過。覺醒，關鍵時刻能夠保命。這不是一句逛語，而是亂世體面求生的真理。
亞里士多德早在2500多年前就已經通透識深："人生的最終價值，在於覺醒和思考。"覺醒後的思考，可不是一般的思考，而是一種深度思考，覺醒程度直接決定思考深度。深度思考的大腦就像E-3望樓預警機，雖不能殺敵於無形，但能禦敵於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