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遊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於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流血土改搞到什麼地步呢?一個4,075人的村子，鬥爭中打死25人，其中只有兩個人是地主，四個人是富農，其中有10個叫做惡霸中農，有9個叫惡霸貧農，全村被鬥爭的戶達到332戶，被鬥爭1,201人，鬥爭中的積極分子862人，其中真積極分子271人。在打死5條人命後，...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作者是莊重。毛審查該文時，只是把標題中勸字改為敦促，又在杜聿明後面加個等字，作者就成了毛澤東了。六四年出版的毛選四卷，他明目張胆地將別人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作者莊重說：我幸虧當時容忍沒有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是我寫的，否則文革中就沒命了。1966年9月1...

三大運動之後，一個建立在恐懼之上的龐大「黨國」體系，從此確立。士紳階級與中產階級悉數被滅，土地由此路徑而漸歸「國有」。從此，中共，成為一個奧威爾所描繪的《1984年》式的「老大哥」黨。中國，成為《1984年》式的「新世界」。正是由此起步，中國開始了「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的血腥征途。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悲劇，至此連綿不絕，接踵而至。而在之後的每一場大悲劇中，似曾相識，人們都不難發現它們與這三大運動的血緣關係，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共同的模式，共同的氛圍，甚至，共同的語言......。

我黨的"土地革命"，從一開頭就具有鮮明的功利目的，那就是以"打土豪"籌軍餉，以"分田地"將貧苦農民套住，讓他們成為"擴紅"（擴大紅軍）的對象，變為自願或不自願的炮灰張戎毛傳曾介紹過，偉大領袖毛主席曾搶了滿滿一箱珍寶，乃是歷年"打土豪"積累所得，後來交給了"蘇維埃銀行行長"毛澤民。此事現在連我黨媒體都承認了。可見與長毛的太平天國一樣，搶劫確實構成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GDP的主要來源。而紅區的兵民的比例也遠遠超過了國民黨統治區。但它同時也給蘇區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上的災難。

在中共建政後的土改之時，在大陸範圍內，只要是和國民政府或國民黨沾有一點邊的人，無論其道德品行如何、無論其是否與共產黨有過過節，都一律予以捕殺了。其殘酷性已超過了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的改朝換代時對前朝的鎮壓。

1967年10月2日至3日，在不足24小時中，廣西桂林地區全州縣三江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率隊將當地93名地富分子推入無底天坑——黃瓜沖。其中一個大地主家族中老少共76人，包括外嫁的女及所生的孩子，小的不足一歲，老的65歲，全部被推入坑中。天坑—&...

1949年底土改在全國展開，董時進以《董時進上毛主席書》為標題致長信公開反對土改運動。公開信寄出後一直沒有下文，董時進預感不妙，恐懼遭到清算，於次年出走香港，後赴美國，後執教於加州州立大學。1984年辭世享年84歲。

董時進：將地主的土地，房屋，生產工具及私人物品統統沒收，分給貧農和無業游民，令這些收取不義之財者獲得暫時的好處，卻令他們失卻了良知，是對中國傳統道德的顛覆。在沒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礎的中國，傳統道德規範是社會整合之基礎。顛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為後來的政治運動奠定基礎。政權鞏固之後，這個政黨就會再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農民被整體奴役，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會餓死人。

康生說：「晉綏是老區，要按過去的標準去找地主富農，你找不到。他們在人民政權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 康還說：「老區的地主富農，把財產轉到工商業上去了，凡是這樣的人都應該是鬥爭的對象，要挖浮財，把他們掃地出門，只給他們一雙筷子一個碗。」 在經驗交流會上，康生大談其挖底財的經驗（實際沒有挖出多少），陳伯達聽了大叫起來：『唉呀，我犯了個大錯誤，忘了挖底財啦，我要補課！』。本來，他在靜樂搞的那個點的土改結束了，卻又匆忙趕回靜樂去挖底財，『左』的勁頭真可以呢！」

魯世洋遇難和埋葬地（中平鄉中寨刑場舊地）講述人：胡祖暖（1940年生）採訪時間：2017年7月9日採訪地點：秀山縣中平鄉中寨三年前，2014年，我遇到了我的一個的表嫂，她已經90餘歲，帶著她的兩個兒子和兩個孫子從上海來搬遷她丈夫的屍骨，她丈夫是我的表兄魯世洋。她對我講了她的經歷。...

【袁凌：消逝的五座勞教營】夾邊溝、興凱湖、清河茶淀、峨邊沙坪、青海湖，這些勞教營曾經顯赫一時，血統延綿至今，卻大多隱藏在檔案卷宗的塵霾中，近年來，隨著當事人回憶和有心人的發掘，中國古拉格群島輪廓逐漸浮現，尤以夾邊溝農場為著名，余者仍影影幢幢，無從清晰勾勒徐樹錚：民國軍閥中的第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