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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曝蘇軍大規模姦殺 連同胞都不放過史達林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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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在許多國家,蘇軍軍紀渙散,搶劫,姦淫,給所在國的居民帶來極大的恐慌,而大規模的強姦,則給成千上萬的婦女造成了嚴重的肉體傷害和精神傷害。史達林之所以如此縱容蘇軍大規模的強姦犯罪,與他對女性的態度和意識是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的。本文摘自2015年第10期《炎黃春秋》,作者李建軍,原題為《蘇軍的性暴行與史達林的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和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由於民族性格和軍隊素質的不同,在歐洲和亞洲戰場上的主要參戰國中,軍人的強姦犯罪記錄大有不同。英軍的素質最高,「無論在私人回憶,還是歷史檔案記載,涉及到英軍士兵個體強姦平民的記錄都比較罕見,而英軍集體性的性放縱記錄更是聞所未聞。」(朱維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淚——「二戰」德國老兵尋訪錄》,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第308頁)同樣,進入印緬作戰的中國軍隊,也軍紀嚴明,未見有性犯罪的記錄,不負仁義之師的令名。與英國軍隊和中國軍隊相比,美軍的牛仔們就顯得有些粗野:「史料記載,在美軍在德國境內長驅直入的1945年3月到4月間,美軍軍事法庭在160萬駐德士兵中共審理了487起強姦個案,犯罪人數占軍隊總人數的萬分之三。」納粹軍隊雖然殘暴成性,但是,據「哥廷根歷史研究會」提供的信息:「強姦風潮在德國軍隊中從未發生。少量的個案受到了德國軍事法庭的處罰。」這不單單因為他們有「重視榮譽的傳統」,而是因為他們害怕這會造成「種族異化」,害怕「性病影響戰鬥力」。(同前,第309頁)

在「二戰」中,軍人強姦犯罪極其嚴重和惡劣的,是日本的法西斯軍隊。由於受到高級指揮官的縱容,日軍就像一群窮凶極惡的野獸,歇斯底里地對占領國的平民百姓施暴。他們在中國等亞洲國家所犯下的強姦罪行,人神共憤,罄竹難書。另一個犯有嚴重強姦罪行的是蘇聯軍隊。日軍強姦婦女的暴行,通過遠東大審判的揭露,世人知之甚詳,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對蘇軍的強姦犯罪,人們至今仍然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深入的反思:「由於這些犯罪者屬於反擊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屬於世界公敵的一方,這一駭人聽聞的集體罪行不但沒有受到過懲罰,甚至沒有引起過國際社會的真正關注和譴責。」(同前,第312頁)

二戰期間,在德軍的「閃電戰」攻擊下,蘇聯軍隊一開始措手不及,潰不成軍,後來,隨著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在美國、英國等國家的軍事援助與配合下,蘇軍才轉敗為勝,攻入柏林,占領了德國,並派遣大量部隊進入了法國、捷克、波蘭、奧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中國等歐洲和亞洲國家。

蘇軍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功不可沒。但是,同樣需要正視的是,在許多國家,蘇軍軍紀渙散,搶劫,姦淫,給所在國的居民帶來極大的恐慌,而大規模的強姦,則給成千上萬的婦女造成了嚴重的肉體傷害和精神傷害。據英國學者傑弗里·羅伯茨說:「……相當一部分紅軍士兵的暴行和搶掠也給紅軍勝利進軍柏林蒙上陰影。紅軍強暴行為的數量之多尤其令人震驚。對於這種罪行,人們的估計從幾萬到百萬出頭不等。真實的數字可能介於兩者之間,而絕大多數的強暴行為都是發生在大柏林市,因為這座城市到1945年的時候基本上只剩下婦女了。大規模強暴的受害者不僅是柏林人。在維也納發生的強暴行為可能多達7萬~10萬起。在匈牙利,估計有5萬~20萬起。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在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這些被「解放」的國家,都有婦女遭到紅軍士兵的強暴,只是數量要少很多。」(傑弗里·羅伯茨:《史達林的戰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7月,第362~363頁)可見,蘇軍對婦女的強暴行為,不是一時一地的偶然現象,而是在長時段、多地域發生的普遍現象。

旅德學者朱維毅博士通過訪談、查閱資料等方式,敘述了蘇軍在德國的大規模的強姦犯罪行為,詳細記錄了普通德國居民尤其是婦女所遭受的侵犯、凌辱和傷害。一位脫下軍裝的德國士兵斯奧莫回憶說:蘇軍進入柏林,經常將居民集合到一起,然後收走所有人胳膊上的手錶。蘇軍士兵劫掠手錶之事,甚至見之於那幅著名的將紅旗插上帝國大廈的攝影鏡頭中的一個細節:舉著紅旗的蘇軍士兵阿卜杜勒哈基姆·伊斯梅洛夫竟然兩隻手腕上都戴著手錶。後來,拍攝這幅照片的塔斯社記者哈爾捷伊接到了修改照片的命令,要他把旗手右手上的手錶修改掉(朱維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淚——「二戰」德國老兵尋訪錄》,第306~307頁)。

在羅塞爾市一家醫院裡工作的阿諾特尼登楚博士,從一個醫生的角度見證了蘇軍的強姦狂潮。他在回憶錄中寫道:「1945年1月8日,羅塞爾市在經過微弱的抵抗後被蘇軍占領,隨即開始了占領者在城內的大規模毆打、焚燒、強姦和殺人。第一天就有60個居民被殺,其中多數是拒絕強姦的婦女、試圖保護婦女和兒童的男子,以及不願意向蘇聯人獻出手錶和烈酒的人。我的醫院有一天收下一個肺部被子彈打成重傷的流產孕婦。在一個蘇聯人意欲對她施暴時,她表示自己是孕婦,那個蘇聯人大怒,用腳狠狠踢她的肚子,並對她打了一槍。……強姦很快成為失控的風潮。根據我在醫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歲到50歲之間的婦女中能逃脫被姦淫厄運的只有10%左右。蘇聯人對他們的施暴對象幾乎不加選擇,被強姦者包括80歲的老人、10歲的小孩、臨產孕婦和產婦。晚上,蘇聯人從門、窗或屋頂進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尋女人,有時甚至白天就撲向她們。他們大多帶槍,經常把手槍塞進女人的嘴裡逼她們就範。而且常常是幾個人按住一個女人,然後輪換著實施姦淫,結束時把受害者殺掉滅口。有兩個我認識的婦女就是這樣被殺的。蘇聯人還常常一邊強姦一邊毆打受害人。……我相信,只有很少的蘇聯人沒有參與這些可怕的罪行。在這方面,軍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別。」(同前,第314~315頁)一位叫茲策威茨的受害女性在回憶錄《大逃亡》中寫道:「蘇聯人要把女人們都帶走,其中也有我的母親。學校里也有一個小套間,他們把母親往裡扯,我們四個孩子一步不離地跟在母親身後,結果他們就當著我們的面把母親強姦了。為了確保我們不叫喊,蘇聯人多次朝天開槍嚇唬我們,那槍口噴出的火焰至今好像還在我的眼前閃爍……」(同前,第316頁)蘇軍甚至不放過兒童。德國前總理科爾的夫人哈納羅荷·科爾也曾遭受過蘇軍的強姦,那年她才12歲。蘇軍的強姦甚至到了不顧「階級友愛」的程度。他們竟然極其放肆地強姦了一位配合蘇軍工作的共產黨員市長的母親:「馬茨考夫斯基是德共黨員,蹲過納粹的監獄,曾對蘇軍的到來充滿期盼。蘇軍占領東普魯士後,在柯尼斯堡市指定了一批德共黨員來管理城市,馬茨考夫斯基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變成了市長。上任後他很快就發現自己對這座城市並無管理的實權,他甚至不能約束蘇軍普通士兵的強姦行為。他曾經盡其所能去幫助當地的婦女免遭『蘇聯同志』的蹂躪,但最終卻連自己的家人都無法保護。1945年的聖誕,他的老母親慘死於蘇軍士兵的強姦。」(同前,第318頁)

迄今為止,調查最為深入的,是德國作家兼電影製片人桑德和作家焦爾博士。他們的調查工作耗時5年,採訪了許多受到蘇軍性侵害的女性,甚至設法接觸了一些當年的蘇軍士兵。除此之外,他們還查閱了大量的日記、傳記、文獻以及醫院檔案。在此基礎上,他們給出了一組數字結論:「在蘇軍進軍柏林期間,約190萬婦女遭到了蘇軍士兵的強姦,其中140萬人受害於在德國東部的逃亡途中,50萬人受害於後來的蘇軍占領區。蘇軍占領柏林後,共計190萬柏林婦女遭到了強姦,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強姦,近一萬人被強姦致死。……把以上數字加在一起,被蘇軍強姦的德國婦女合計約200萬人。這個數字被聯邦檔案館和柏林市檔案館的歷史統計資料所證實,美國歷史學家奈馬克教授在《俄國人在德國》一書中也給出了相同的結論。至於在蘇台德地區、奧地利以及東南歐地區的德意志族居住區裡有多少德意志婦女遭受了強姦,至今沒有權威的統計數字。」(同前,第316頁)還有十幾萬女性被蘇軍士兵強姦後殘忍地殺害,單在柏林,就有13萬婦女遇害,其中有一萬人因不堪忍受蘇軍暴行而自殺。

蘇聯隨軍作家格羅斯曼記述了一個年輕母親的故事:「她在一家農舍不停地被人強姦,她的親戚都來懇求士兵們讓她休息一下給孩子哺乳,因為她的孩子一直在哭。這一切都發生在指揮部附近,而那些視而不見的軍官們本應負責維持好紀律。」(安東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54頁)甚至,連德國的共產主義者也未能倖免。那些左翼派別的德共人員,走出來歡迎占領威丁區的蘇軍部隊指揮官,並出示自己隱藏多年的「黨員證」:「他們主動讓自己的妻女來幫助蘇軍洗衣服做飯。不過,據一名法國戰俘稱,這支部隊的軍官們就在『當天晚上』強姦了她們。」(同前,第290頁)

更加令人震驚的是,蘇聯紅軍連自己的同胞也不放過。許多被納粹抓到德國的蘇聯婦女,終於盼來了解放她們的紅軍,可是,紅軍卻像強姦德國婦女一樣粗暴地強姦了她們:「這些婦女感到恐懼、沮喪和極度的不滿,其中一名叫瑪利亞·沙波瓦爾的人說:『我整日整夜地盼望紅軍的到來,我在等待解放,而現在我們計程車兵對我們比德國人還差,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另一個名叫克拉夫傑伊馬·拉先科的婦女說道:『和德國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是艱難的,而現在我一樣感到很痛苦。這不是解放,他們對我們太差了,不停地在我們身上做著可怕的事情。』」(安東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87頁)出生於1926年的19歲的葉娃·施圖爾的父親和兩個兄弟,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參加了紅軍,可是,當她哭著告訴一個高級軍官她的父兄也在紅軍里的時候,卻遭到了他的毒打和強姦。這讓她痛不欲生。(同前,第88頁)

蘇軍在盟友國家也同樣進行嚴重的搶劫、強姦和濫殺女性的犯罪。

1944年秋天,蘇聯紅軍進入南斯拉夫,「解放」了貝爾格勒,隨即就發生了「成批的紅軍戰士危害南斯拉夫公民和軍人的嚴重違法亂紀的行為,這些嚴重的事件為數之多,使南斯拉夫新政府和共產黨不能不視其為政治問題」,而幾乎同時進入南斯拉夫的英國軍隊,則「沒有那種違法亂紀的行為」。為了遏制這種野蠻的行為,狄托「用非常和緩的、很有禮貌的形式」向蘇聯的軍事代表科爾涅也夫說明了事情的真相,然而,科爾涅也夫卻「用粗暴和侮辱的方式表示拒絕」,大喊大叫地說:「我代表蘇聯政府抗議對紅軍的這種造謠和中傷……」(米洛凡·吉拉斯:《同史達林的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66~67頁)事實上,根據南斯拉夫公民的反映,蘇聯紅軍進來沒多久,「共發生了一百二十一起強姦行為,其中有一百一十一起是強姦後還殺了人,此外,還有一千二百零四起搶劫並傷人事件發生。」(同前,第68頁)時為南共領導人的米洛凡·吉拉斯激憤地說:「我當時所處的地位,我不能對強姦我國的婦女(而且我從來把這些行為看成是最卑鄙的罪行之一),侮辱我們的戰士和搶劫我們的財產無動於衷,保持沉默。」他因此被蘇聯代表誣衊為「托派」。1944—1945年冬天,吉拉斯隨一個龐大的代表團,來到了莫斯科。在招待南斯拉夫代表團的宴會上,史達林發飆了。他顢頇而失態地數落了吉拉斯一通:「他淚痕滿面地喊道:『這樣的軍隊卻受到了吉拉斯的辱罵!這完全出乎我的預料之外!我是如此熱情地接待了他!我們的軍隊為了你們不惜流血犧牲!吉拉斯本人是作家,可是他是否了解什麼叫人的痛苦和人的感情?難道他能了解一個經過幾千公里浴血戰鬥的戰士的心嗎?如果這樣的戰士和婦女逛一逛,或者拿走了某一件小東西,這又算得了什麼呢?』……他不斷地舉杯,奉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開玩笑,和第三種人尋開心,嘲笑他們一下;他和我的妻子接吻,因為她是塞爾維亞人。然後,他又為紅軍所受的艱難困苦得不到南斯拉夫人的感激而流了淚。……他很少或根本就沒有提到黨、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但過多地提到斯拉夫人、斯拉夫民族、蘇聯人同南斯拉夫人的聯繫,最後還是回到紅軍的英雄主義、苦難和自我犧牲的精神的話題上來。」(同前,第73頁)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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