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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坡: 一下子擊潰了中國人最後的心理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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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是一貫善於躲的。孔夫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蘇東坡講「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雖然都沒有付諸實踐,但卻說明逃這個動作一直埋伏在中國人心中。

真正大逃特逃,逃得淒悽惶惶,轟轟烈烈,逃出一個新天地的文化名人是杜甫。讀馮至先生的《杜甫傳》,詩人在生命的最後時間,無家可依,只能拖著病軀生活在船上,「從秋到冬,他的小船隻是在湘江上漂浮著。」最後死在水上,「廣廈千萬間」終究只留下了詩里和夢裡。

中國人「逃」的基因,至今仍在延續。農民從土地上逃出來,逃到城市的工廠、工地去打工。老病之後城市不再需要,又逃回老家去養老。年輕人也不例外,逃離家鄉去上大學,畢業後卻發現大城市落不了戶、買不起房,於是逃離北上廣。回到小地方又發現,適應不了那裡的人情世故、閉塞天地,再逃回大城市。直到從青年逃到中年,再無力氣做夢,終於決定揀一處相對不壞的地方安家。

找份眾人看來穩定的工作,舉全家之力買個房,就算是上岸了。上岸的人,都有一種大難不死的慶幸,一直在岸上的人自然會覺得沒見過世面。但只要想想,中國人的詩聖一輩子都未能「上岸」,也就不難理解這份心情。

上了岸的中國人,也並不能事事如意順心,但每每想起上岸之前的那種飄搖不安,就會覺得養了幾棵植物的那個小屋還算個可靠的避難所,自己也算是過上了稍有尊嚴的生活。

了解了這一切,才能明白,為什麼那幾個野蠻入戶消殺的短視頻,能擊潰那麼多人的心理防線。家是中國人的最後一塊陣地。公園綠地到處是垃圾,可以不去,小區裡有人隨地吐痰,可以繞著走,網上又有不公事件發生,可以不看。你總可以安慰自己,我還有個家,我還有幾件心愛的衣服,還有一些好書好茶。如果再有幾件像樣的字畫,那就算過上了不僅安穩而且雅致令人羨慕的生活了。那些可能也沒那麼寶貴的物件,對一個一直在撤退的人來說,卻等同於他的身家性命。

中國向來是缺乏公共生活的,除了約吃飯唱歌,我們再不知道約朋友一起做什麼。我們將許多的嚮往與執念,退一步藏在了家裡。所以房子不僅是中國人的避難所,也是中國人的市政廳,中國人的教堂。當教堂被糟蹋成豬圈,人的崩潰就難以避免了。

作家高曉聲在小說《李順大造屋》裡寫了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村,他的夢想是自己有房。李順大28歲趕上「土改」的東風,分到六畝地,他立志要造三間屋。這個夢想遭到鄉親們的嘲笑,但李順大有愚公移山的精神。農活中一有空閒,李順大就去賣糖,回收廢品再賣錢。他的兒子長大七歲,不知道糖是什麼味,偶爾偷嘗一次,還被他娘打屁股,被說敗家精,三間屋都要被吃光了。就這樣一直忙到1957年,李順大一家終於買全了夠蓋三間青磚瓦房的全部建築材料。但1958年,公社化了。

李順大的磚頭被拿去造煉鐵爐,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車,最後,剩下的瓦片也上了集體豬舍的屋頂。李順大肉痛得簌簌流淚,但「想到將來的幸福又感到異常的快慰」。說服李順大的理論是:「我們的建設完全是為了大家,大家自必全力支持這個建設。那點少得可憐的私有財產算得了什麼,把它投入偉大的事業才是光榮的行為。不要有什麼顧慮,統統歸公使用,這是大家大事,誰也不欺。」

後來,那個「偉大的事業」失敗了,李順大又開始存錢準備造屋,但後來又是十年「艱難探索」……

舉李順大這個虛構的人物,只是想說明中國人對家和房子的執念有多深。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經濟奇蹟舉世矚目,但經濟奇蹟的微觀動力是什麼?不是個人主義,而是家庭主義。「大家」的事業,轉變為「小家」的事業,也就是事事順通了。中國人普遍不注重個人享受,但為了家庭卻願意無限地忍耐、付出。老婆孩子熱炕頭,幾乎具有宗教般的吸引力。農民工在外吃苦一整年,過年回家團聚,過幾天囫圇日子,也覺得苦沒白吃。

我們現在在抗疫,是抗疫第三年了。我們的政策是動態清零,不是靜態清零。動態與靜態之間的區別就在於,哪怕增加一點風險,也要為必要的經濟社會運轉留下空間。

入戶消殺真有必要?基本的科學常識告訴我們,病毒離開宿主無法長期存活。人拉走了,房子空著,相當於房子也隔離。人要集中隔離,房子只能居家隔離,但房子又不會串門,居家隔離也無不妥。人在集中隔離的時候,也沒有拿著噴霧對人進行反覆消殺,但過一段時間也能從陽轉陰。而病毒不能寄生繁衍的房子,為什麼反而要消殺呢?即便要消殺,有沒有全國統一的規範標準?一直講不能層層加碼,可是具體的個人如何抗衡層層加碼,可有暢通便捷的求助機制?

如果說有什麼最能團結一切中國人的,那就是保衛中國人對家的信仰。如果說有什麼最能刺激中國人的,那就是踐踏中國人對家的信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爹媽生養的,沒人不該懂這個道理。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西坡原創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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