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確定「嫌疑對象」並沒有太多的事實依據，對大多數嫌疑分子的懷疑，主要依據的是他們本人所填寫的各種表格，而這些表格中所反映的問題，也大多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複雜一類，以及曾集體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復興社。
當時，這批已被內定為「嫌疑分子」的人員大多是在陝北公學、中央黨校學習的學員，他們之中，除了少數人是在國統區自行報考進入延安的（陝北公學曾在國統區刊登過招生廣告），絕大多數人都是經各地中共黨組織或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推薦介紹來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黨齡較長的老幹部。可是他們依據事實填寫的各種表格竟成為將他們定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據，他們將由此被長期秘密審查，一「掛」就是幾年，非黨員的不得入黨，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幹部的前線。
林納，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政治處副處長，1940年秋在審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務委員會免去職務，將其調往由張琴秋擔任處長的教務處，做什麼工作、擔任什麼職務一概不予宣布。林納被免職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連，因而受到黨的懷疑，被認為是「嫌疑分子」。林納與其夫都是留蘇幹部，抗戰爆發後，夫婦倆奉命返國，但在臨行前，其夫被蘇聯格伯烏（1917年12月建立的全俄肅反委員會，按俄文第一個字母拼寫叫「契卡」，1922年2月改名為國家政治保衛局，按俄文第一個字母拼寫叫「格伯烏」，1953年以後又稱為「克格勃」———編者注）逮捕，林納一個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處副處長。女大的審干由政治處處長孟慶樹（王明之妻）和政治處幹部科科長葉群負責，但立案審查林納，是中央社會部的決定。
為了讓林納「坦白交待」問題，葉群經常找林納談話，對其施加種種心理壓力，有時「拍桌子，瞪眼睛」，有時又顯出「很憐憫林納的樣子」。每一次談話後，林納總要「大哭一場」（其實在這時，葉群自己也因歷史上的問題受到審查）。以後，中組部也參與對林納的調查，經過反覆研究，報經「中央領導同志同意」，才做出了「林納無問題」的結論。
在社會部調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蕭軍也榜上有名。蕭軍來延安後，長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藍家坪招待所，成為一個閒散人員。蕭軍性格粗獷，初來延安時對紀律嚴明、等級井然的新秩序頗難適應。由於沒有工作在身，蕭軍經常到橋兒溝魯藝找朋友聊天，言談中對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騷之語。某次，中央文委負責人艾思奇奉命與蕭軍談話，由於話不投機，蕭軍竟「從懷中掏出了匕首」。蕭軍的言行立即引起上級的警惕，「一些領導幹部」要求社會部儘快拿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以確定蕭軍究竟「是友是敵」，而另一些人則要求社會部從快對蕭軍做出處理。
包括蕭軍在內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會部等待鑑別，這項工作量大繁重，而主持調查的社會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員陳龍（解放後任公安部副部長）系東北抗聯出身，曾在蘇聯學習，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對排查「嫌疑分子」的簡單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見。陳龍徵得治安科科長汪金祥（解放後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同意，兩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變「反革命嫌疑分子」確定方法的意見。此時正值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陳龍等的建議，將此作為他重視開展調查研究的一項政績。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會部發出《中央社會部關於清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經「堆積著相當數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沒有切實審查」，是因為「各地偵查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則是「由於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觀誇大，推測附會，捕風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謂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審定原有的嫌疑分子時，必須做到「詳細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與主觀附會、傳說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嚴格分開；把黨內錯誤、思想意識不好或組織關係與歷史不清等問題與反革命問題分別清楚」。
1941年春夏，中央社會部已全面開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儘快對蕭軍做出結論，是清理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陳龍此時已升任社會部治安科科長，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幹部慕丰韻裝扮成從其他根據地來延安的幹部，住進藍家坪招待所鄰近蕭軍的窯洞裡，就近觀察蕭軍。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慕丰韻發現蕭軍喜愛京劇，正好慕會拉京胡，就以操京胡伴蕭軍清唱與蕭交上了朋友。
蕭軍毫無城府，「不出幾天就對慕丰韻無話不談」，慕丰韻將所了解到的蕭軍的思想動態向陳龍和社會部領導匯報後，最終才解除了對蕭軍政治上的懷疑。1941年7月，毛澤東會見了蕭軍，與他進行了頗為友好的交談，蕭軍當然不知道，在此之前社會部已對他進行了這麼細緻的偵察活動和甄別工作。
蕭軍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別關照，由中央社會部直接經手對蕭軍的甄別工作也進行得比較順利，但對於那些已有工作單位的其他「嫌疑分子」，這項工作的開展就並非一帆風順了。
延安各機關、學校對於中央社會部提出重新審查嫌疑分子的決定，反應並不一致，有的予以配合，有的則以各種藉口加以推諉，甚至認為，保留嫌疑分子沒什麼不好，「清不清沒什麼必要」。
在陳龍、汪金祥的努力下，決定以中央社會部的名義再發一個文件。1941年8月2日，社會部發出《中央社會部關於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號，文件分析了各單位清理工作開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組織中個別未查清或未解決的個別問題與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來；二、把通常的、複雜的社會關係與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來；三、把各種不良現象或傾向與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來；四、把一般不滿言論和牢騷與有意製造破壞混淆起來；五、甚至還有把出於正義感的某些批評與惡意的政治污衊混淆起來」。「總之……是把現象當本質，把可能當作事實，把推測附會當作具體事實，不分內外，不分性質，自造了一批所謂的嫌疑分子……」
從中央社會部1941年4月和8月兩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幾點看法：一、中央社會部確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質皆高的幹部，他們因廣泛接觸各方面情況，視野較為開闊，有的幹部對過「左」的審干方法持有異議。例如，陳龍曾力主排除對蕭軍的懷疑。在黨內形勢比較正常的氣候下，這些幹部會從自己的業務工作的角度出發，向上級機關提出不同意見。二、中央社會部負責人康生在一般情況下無法興風作浪。在較為正常的大氣候下，康生也會接受下屬的建議，提出慎重處理不同性質矛盾一類的意見，儘管他抱有私心，一心想突出自己，並把下屬的成績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兩份中央社會部文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說，「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與主觀附會、傳說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嚴格分開」，既然是主觀附會、傳說自造，就不能再視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語措辭方面的模糊，在實際貫徹中不可避免將向過「左」的方面傾斜，從而影響糾偏的進行。
四、1940年審干尚屬比較溫和
與以後的歷次審干運動相比，1940年的審干是屬於比較溫和、比較穩妥的，其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審干方法上沒有滲入強制的因素。社會部雖然全面滲入審干，但社會部並不直接主持審干，社會部在這一時期甚至還起著某種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會部的主導下，1941年春夏開始進行對嫌疑分子的甄別工作，解脫了一批幹部。
1940年的審干基本依據「審查幹部的材料，主要是依據本人的報告」的原則，沒有動用「逼供信」、「車輪戰」等手段；在組織部門與被審查幹部的關係上，也沒有事先假定被審查對象是「特務」的框框；在與被審查對象談話時，審干人員的態度也較和氣，一般並不採用「法官問案式」的談話方式。這個時候還強調，對新同志的談話要注意「客氣些」，讓他們自由地隨便地去談，「務使被召來談的人不感枯燥而樂於暢談」。1940年審干未釀成嚴重事件的更重要原因是這一時期黨內政治生活還較為正常，主持審乾的中組部部長陳雲以及負責延安文宣工作的中央書記張聞天等人在審查幹部問題上持有比較慎重和實事求是的態度。
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陳雲、張聞天持有相當開明的觀點，陳雲提出中共不僅要「廣招天下士」，還要「誠納四海人」，主張信任和提拔青年知識分子。陳雲並參與起草或代中央起草了幾份關於吸收知識分子入黨的決定。張聞天也強調中共應尊重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特點。陳雲認為，審干是必要的，但務必慎重。他們的看法與毛澤東的意見並不一致，而在1940年毛澤東畢竟還不能在延安完全決定一切。在他們的影響下，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1940年審乾沒有採用搞政治運動的方式，也沒有事先劃定框框，規定一定要排出多少百分比的「叛徒」、「特務」。儘管1940年的審干已經包含某些過「左」的因素，但是在對幹部歷史問題的估計上，多少還是考慮到「幹部是生長在中國錯綜複雜社會」這層因素，因此在對幹部做出政治結論和鑑定時，一般還比較客觀。
以丁玲為例，丁玲1933年至1936年被國民黨軟禁在南京的一段歷史，在她赴延安後，成為套在她頭上的一道緊箍咒，「自首分子」的帽子若隱若現，長期在她的頭上浮動。1938年上半年，康生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公開在黨校大會上宣布，丁玲「不是我們的同志」，黨校不接受丁玲前來學習，致使丁玲長期蒙受嚴重的政治壓力。1940年審干中對丁玲這段歷史正式做出結論，明確宣布，丁玲應被視為忠誠的共產黨員。再以王實味為例，王實味在赴延安前曾與托派有聯繫，在1940年審干中，王實味主動向中組部談起這個問題，事後王實味仍在馬列學院工作，他的中共黨員的黨籍也得以繼續保留。以後隨著黨內政治生態環境的惡化，1940年審干對王實味、丁玲的結論分別在1942年和1957年全被推翻，不再作數了。
1940年延安的審干在1941年上半年基本結束。然而時隔一年半，從1943年初起，一場比1940年審干規模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新一輪審干又平地掀起，由於這一次審乾的規模和範圍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審干，使其有了「審干運動」的名稱。
既然1940年審干已經結束，1940年後也沒有大量新人進入延安，為何還要興師動眾進行又一輪審干呢？其根本原因是進入1942年後，黨內的大氣候已發生深刻的變化，兼之中共在長期的對國民黨的鬥爭中已經形成某種習慣性的思維，這就是國民黨特務無孔不入，任何審干都不可能徹底，總會有漏網之魚潛伏下來，即使搞了審干，也不足以完全解決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斷進行審干，對自己的內部進行經常的、無情的洗刷，而共產黨就是在與外部和內部敵人的不斷鬥爭中壯大起來的。
上述習慣思維早已成為黨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黨內政治生活比較正常，它會受到一定的限制，被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但是，一旦黨內環境發生巨變，極「左」的敵情估計馬上就會占據上風，將原先比較穩妥的審干政策沖得一乾二淨。1942年整風之初，延安知識分子批評時政一時蔚為風潮，引致毛澤東的極度警惕，其結果是重新祭起審干、肅反的法寶。社會部在1941年4月、8月制定的文件，被康生自己廢棄一邊，重演一遍文件中所列舉的各種極「左」的錯誤，而且比1940年變本加厲。曾經在1941年春夏被解除嫌疑的人又被翻了燒餅，問題更是連升幾級，從「特嫌」上升為「特務分子」，其中多數人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究其原因，系黨內惡化的大氣候所致，大氣候之形成，其主導者為毛澤東，儘管康生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炎黃春秋》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