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黨領袖阿爾巴內塞（Anthony Albanese）成功當選澳大利亞第31任總理
2022年5月21日星期六，澳大利亞大選結果公布，工黨獲得勝利，結束了自由聯盟黨近十年來對澳的統治。工黨領袖阿爾巴內塞（Anthony Albanese）成功當選澳大利亞第31任總理，黃英賢（Penny Wong）成為新政府的外交部長。今年不僅僅是澳的大選年，也是澳中建交40周年。那麼，澳大利亞政壇的變天會來帶澳中關係的改變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自由聯盟黨治下澳大利亞的對中政策。
過去五年，自由聯盟黨政府緊緊跟隨美國印太戰略部署，採取對華強硬姿態，澳中關係急轉直下。澳大利亞從國防、外交、貿易，到文宣，與中國展開了一系列的對抗舉措。在軍事上，莫里森政府把中國當作首要假想敵，渲染「中國威脅論」和「台海戰爭」、甚至動員公眾備戰，以此將持續增加國防開支的議程合法化。2021年9月15日澳大利亞和英國、美國聯合宣布成立澳英美三邊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簡稱AUKUS），協助澳大利亞建造核動力潛艇。2022年4月，AUKUS宣稱安全協議擴大合作領域，包括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飛彈、電子戰能力和信息共享。外交上，澳大利亞積極推動它和美國、日本、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升級版（QUAD2.0），使QUAD成為「自由開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理念的基石，中心議題之一是四國合作應對中國崛起對印太區域秩序所帶來的「威脅」。外貿上，2020年4月，時任外交部長Marise Payne發起對新冠病毒源頭進行國際獨立調查的訴求，中國對此以「貿易戰」反擊，暫停進口多項澳商品，澳政界敦促商界尋求外貿渠道多樣化，「中國威脅論」也由此全面向社會層面蔓延。澳公眾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比例顯著增加。對中的負面態度也影響到了在澳華人。2021年，澳大利亞獨立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 Lowy Institute）的一份調查顯示，2020年平均5名華裔就有1人遭威脅或攻擊，原因包括新冠疫情及澳中不斷加劇的緊張關係。
在美中對抗、澳中關係滑坡的大環境下，工黨上台會扭轉澳中關係嗎？
筆者認為在戰術層面上會有所改變，外交而非國防會重新成為指導國家間關係的主要工具。工黨政府會向北京釋放不同的信號，外交辭令上會趨向溫和，摒棄類似於前國防部長達頓（Peter Dutton）「戰鼓正在敲響」的挑釁言辭。在今年中國東方航空MU5735航班墜機事故時隔近兩月後，黃英賢向遇難人員給予了慰問。在外交行動上，工黨政府會傾向與中國外交官接觸而非一味指責北京向坎培拉關上了大門，比如工黨領袖在過去幾年和中國外交官保持聯繫。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在戰略層面工黨政府將拋棄「聯美抗中」轉而「與中親善」。它不會改變二戰以來以澳美同盟（ANZUS）為基石的防務政策，它也將繼續強化和區域國家的安全夥伴關係（如AUKUS和QUAD），追隨美國與中國在印太地區「競爭」。這些防務和外交政策，是得到兩黨一致支持的。
本周一（5月23日）在剛剛履新的總理阿爾巴內塞的帶領下，新政府率隊飛往東京，參加與美國、印度和日本領導人舉行的四方會談領導人峰會。阿爾巴內塞先生說，四方領導人會議是「澳大利亞的絕對優先事項」。
確保澳大利亞「後院」南太平洋安枕無憂則是另外一項外交優先事項。自今年三月底，中國索羅門群島安全協議草案泄露後，澳大利亞朝野一片譁然。工黨指責這是莫里森政府在南太地區的外交和戰略上「失敗」，中國在南太影響力的進一步增加，甚至產生了中國在索羅門群島建立軍事基地的風險，讓「澳大利亞變得更加不安全」。
因此，外交部長黃英賢最近表示，「中國在距離澳海岸線不到2000公里的地方建立基地的前景是「有害的」（detrimental），工黨將和美國一起確保該區域的安全。」
本文作者管潔德為澳籍華人國際關係學者，在澳大利亞首都坎培拉生活十餘年。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獲得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現執教於澳大利亞迪肯大學-澳大利亞戰爭學院。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