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表》封面
凡事皆有機緣，我淘到《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由此發現並調查死亡右派姚平的過程，即為機緣所致。
1998年，學者李輝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了文藝評論家、原戲劇出版社總編輯杜高的右派檔案。不久，李輝與杜高就這套檔案進行深入交流，整理出《關於杜高檔案的問答》，刊於2001年第4期湖南《書屋》雜誌。2002年2月下旬，我無意間看到這篇文章，被杜高等人的悲慘遭遇所震撼，遂產生搜集右派材料衝動。3月9日，我在潘家園淘到一本1963年7月造冊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內收94名死於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和京郊北苑農場、清河農場的北京勞教右派）。杜高認為，這份材料作為官方檔案，有特殊研究價值。三處農場由北京市警局五處（勞改處）管轄，《調查表》應是從那裡流出的。
2005年春節，我在家看馮亦代的《龍套集》，偶然翻到《哭姚平》一文，難道這個姚平就是《調查表》裡的那個姚平嗎？94人中能記住他，是因為他與我姓名相似。歷經歲月磨蝕的紙張，記錄了如下內容：
《調查表》內頁
姓名：姚平；性別：男；年齡：44；民族：漢；家庭出身：小手工業者；籍貫：浙江吳興縣人；收容前有何疾病/；本人成分：自由業者；家庭住址：北京北皇城根38號；收容前職業：青年出版社美術編輯室設計員17級；是否保留公職：開除公職；收容日期：(19)58年3月12日；原政治面目/；案情性質：右派、壞分子；教養期限/；
家庭人口及經濟狀況：妻陳慧芝，婦女幹部學校保訓班教員；
簡歷：(19)38年在香港參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19)40年在川康綏靖公署作通訊工作。(19)44年任匪軍委電影製片廠少校科員，(19)45年隨新中國劇社到昆明、南京、上海、台灣等地。上海解放前在鼎元錢莊任職。(19)50年調中國青年出版社。
教養理由：該人歷史上曾與軍統特務頭子俞叔平、宣鐵吾、陶一珊等人甚密。(19)44年充當匪中國電影廠宣傳科少校科員時，著文歌頌軍統特務影片「忠黨愛國」、「井（警）魂歌」。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現不好，工作不負責任，三反時受降級處分。肅反時因歷史不清被鬥。大鳴大放時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劃為右派。
教養期間表現：該□經過改造對原罪錯有認識，尚能服從管教，遵守紀律一般，對三面紅旗表示擁護。能靠近政府反映情況，工作勞動一般，能盡到力所（能）及。
原勞動教養場所：清河農場管理處三分場；死亡日期：1961年2月17日1時30分；死亡原因：肺結核、肺原性心臟病；通知家屬情況：(19)61年2月17日通知其妻陳慧芝；財務處理：家屬取走了；墳墓標誌：北磚窯公墓72號；是否辦外手續/；撫恤和補助/；家屬反映/；是否摘帽子/；備考：死在醫院。
作為官方文本，《調查表》把姚平加以「妖魔化」；反觀馮亦代筆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描述。
馮亦代的《哭姚平》，寫於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會期間。11月14日，他參加姚平追悼會，隨即寫下這篇感懷老友的文章，丁聰配姚平肖像。馮亦代寫道，他成年後很少流淚，因為歷盡人世艱辛，對悲歡離合多少有些漠然了。然而，當他聽到姚平的大女兒姚珠珠哽咽地念著《祭父文》時，卻不禁「悲從中來，老淚縱橫」。馮亦代1957年也被劃為右派，不同的是，馮亦代最終揀回一條命，姚平卻含冤而逝。馮亦代聽說姚平的名字是在抗戰末期，那時姚平正在廣西桂林新中國劇社。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冬，鳳子和葉以群在上海籌劃恢復在桂林出版過的雜誌《人世間》，馮亦代參與其事，由此與姚平相識。姚平在《人世間》任編輯秘書，催稿、發稿、校對、發行等雜差，只要有跑腿的事，他開口就是「我去」，這種幹勁讓馮亦代極為感動。
1943年10月，新中國劇社成員在桂林的合影。二排右二為姚平。
杜高也認識姚平，他們曾同在桂林新中國劇社。他告訴我，劇社成立於1941年秋，為中共南方局領導下的進步文藝團體，負責人為田漢、瞿白音、杜宣等。杜高1942年進新中國劇社時僅十二歲，與田漢的女兒田瑪麗（後稱田野）、孟超的女兒孟健同年，劇團小孩子的戲主要由他們三人演。姚平時任劇社前台主任，為人負責、熱情：流氓、傷兵不肯買票，他去處理；票房賣出的票款，他要計算；連門口收票的活兒，他也去干。同時還要負責照顧杜高等幾個孩子的生活。杜高清楚地記得，在田漢編劇、瞿白音導演的話劇《秋聲賦》中，孩子們和朱琳、石聯星、李露玲、費克等著名演員同台演出。由於每天下午、晚上連演兩場，全體人員晚飯就在舞台上吃。每次都是姚平來回跑，給大家買來燒餅、麵條。有的場次觀眾多，他會給大家「打牙祭」，買些肉回來改善生活。雖然他既不是導演、編劇，也不是演員，卻是劇社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姚平追悼會的悼詞這樣評價：「和他工作過的同志，都忘不了他不求名利，不顧安危，總是默默地承擔政治壓力，積極去解決困難和不辭勞苦終日奔波的工作精神。」
1957年，四十一歲的姚平被打成右派時，大女兒姚珠珠只有十三歲。在《祭父文》中，姚珠珠恨自己軟弱，恨自己無知，竟相信那些把父親指為敵人的謊言。她給身陷囹圄的父親寫信時，信的開頭沒有稱呼，「因為你是人民的敵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但父親還是用放大鏡在《人民畫報》刊登的《魚美人》劇照中竭力尋找著女兒。姚珠珠沉痛地寫道：「『不敢愛』本身就是一出人間悲劇，能把純潔的愛變成無知的恨，這種愛與恨的顛倒是很殘忍的。爸爸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被折磨致死。」
2006年9月底，我相繼接到姚平的二女兒姚光光和大女兒姚珠珠的電話，希望能與我在適當時候面談。2006年11月30日，我與光光在北京亞運村附近見面；與珠珠見面，則延至2007年9月21日。珠珠1944年2月出生在桂林，現為中國東方歌舞團國家一級演員、全國政協委員。她曾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與舞蹈家阿依吐拉輪換擔當新疆舞領舞。並製作了反映我國少數民族原生態舞蹈的大型藝術紀錄片《舞之靈》。光光1949年3月出生在上海，「文革」期間與弟弟姚林林一起在內蒙錫林郭勒牧區插隊，如今是北京農業局畜牧獸醫總站高級畜牧師。這幾年，姐妹倆一直在搜集與父親有關的資料。
姚平，原名姚思馨，1916年生，浙江吳興縣人，全家靠父親當裁縫謀生。姚平十八歲進上海美亞絲綢廠學徒，後到香港大中華印染廠當技工。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後，上海文化救亡協會「八一三歌詠隊」到港宣傳抗日，姚平放棄自己的職業，加入這個進步救亡團體。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姚平來到廣西，先後任柳州文化界救亡協會幹事、范長江創辦的戰時新聞社記者、歐陽予倩領導的廣西省立藝術館話劇團團員、新中國劇社的理事，他還在共產黨創辦的《青年生活》雜誌，一個人承擔了全部的出版、印刷、發行工作。
姚平的昔日舊友多已故去，追蹤其早期足跡，渺茫難尋。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藝術家朱琳已年逾八旬，1942年從長沙演劇九隊調至桂林新中國劇社。談起新中國劇社，老人感慨良多：「在演劇九隊，不管怎麼樣國民黨還發點零花錢。而在新中國劇社，所有經濟收入都要靠演出和四處化緣。有時甚至連飯也開不出來，只好通知大家自行解決。」朱琳依稀記得。姚平當時整天和韋布（電影導演韋廉的父親）、張友良在外面四處求人，千方百計籌措全社幾十口人的伙食費和排練演出費。據光光回憶，新中國成立之初，組織上曾懷疑姚平在新中國劇社時期有經濟問題。「新中國劇社的老人聽說後都認為此事很可笑，當時劇社靠四處化緣才勉強度日，怎麼可能呢？倒是我母親有時要把她的固定工資倒貼進去。」
儘管生活艱辛，從1941年秋在桂林成立，到抗戰勝利後遷移上海，直至1948年停止活動，劇社演出了《大地回春》、《欽差大臣》、《秋聲賦》、《大雷雨》、《鄭成功》、《日出》等一系列劇目。在後來的日子裡，新中國劇社雖甚少被人提起，但它對中國話劇藝術的貢獻，是無法磨滅的。
姚平和陳慧芝相識相知於廣西省立藝術館，姚平在戲劇系，陳慧芝在音樂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們結合在一起。1944年2月2日，大女兒姚珠珠在桂林出生，珠珠有一雙活潑閃亮的眼睛，晶瑩如滾動的露珠，鳳子為此給她起名「珠珠」。鳳子原名封季壬，筆名禾子，藝名鳳子，是著名話劇演員兼作家、編輯。鳳子的母親和陳慧芝的母親是親姐妹。上世紀30年代，曹禺創作的《雷雨》、《原野》、《日出》初次亮相話劇舞台，鳳子是四鳳、金子、陳白露的首演者。
1946年，姚平抱著珠珠與妻子陳慧芝、漫畫家廖冰兄在桂林的合影。
1946年抗戰勝利後，姚平一家隨新中國劇社回到上海。抗戰期間，鳳子和丁君匋、周鋼鳴、馬國亮等，在桂林創辦了綜合性文藝月刊《人世間》。1947年4月，《人世間》在上海復刊。1979年第3輯《新文學史料》刊登了鳳子《〈人世間〉的前前後後》一文。據她回憶：《人世間》一直編到1949年上海解放……《人世間》的主編和編委都是義務的，馮亦代擔任印刷、廣告等雜務。丁聰不僅負責版面設計，每期從封面到扉頁的美術設計和文章插圖都是他一人「包辦」。編輯秘書姚平統管編輯一切行政事務。
1948年冬，形勢日益緊張。鳳子和《人世間》多數編委撤離上海，刊物的具體工作交給了姚平。姚平堅持把剩餘的稿件編輯完成，出版了最後一期《人世間》，表達了對國民黨政權的抗爭。在鳳子看來，這「實在是難為他了」。鳳子說：「大家工作如此投入，是我擔任編輯工作以來最最愉快的一段生活，我領會到『同人刊物』的真正含義。」當年，無論是辦報刊還是組社團，多為意氣相投，肝膽相照的朋友。一專多能，人員少反而效率高。
1950年1月1日，姚平的朋友、原共青團中央聯絡部副部長李庚負責籌建的青年出版社（1954年3月改稱中國青年出版社），在北京王府井北口掛牌營業。鑑於社內出版力量不足，通過馮亦代介紹，李庚將私營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人員及機器全部收編，正在該公司的姚平於1950年6月正式調至青年出版社。
關於姚平在青年出版社的情況，我先後採訪了姚平當年的同事王業康和王久安。王業康解放前夕在上海辦《新少年報》，50年代初調青年出版社，後任秘書長。王久安解放前在上海開明書店學徒，1953年隨書店併入青年出版社，後任發行處處長。據王久安回憶，他們夫婦倆當時與姚平同在總編室稿件科，姚平任稿件科科長。稿件科的工作十分瑣碎，姚平留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待人熱情、工作認真負責。根本不像《調查表》所記「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現不好，工作不負責任」。王久安清楚地記得，1954年，社內出版詩人蕭三寫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封面要配一幅毛澤東青年時代的畫像。當時美術編輯室里沒人見過毛澤東青年時代照片，尋找也很困難。沒有照片作參考，誰也不敢隨便動筆。就在大家一籌莫展時，與此事無關的姚平主動找到朋友、油畫家馮法祀，請他通過關係找到照片，畫出了形神兼備的毛澤東青年時代畫像。
在王業康印象里，姚平不像領導，工作中的許多事情，不是交給底下人去辦，總是自己默默承擔，卻又往往因與上級精神不合而費力不討好。王業康分析，這大概與姚平多年來在社會上闖蕩有密切關係。王業康認為，姚平雖然對外善於應酬，但在處理社內人際關係上卻並不精明，政治運動經驗更是缺乏。「不油滑」，王業康對姚平這樣評價。
建國初，姚平的家庭安寧而快樂。可惜好景不長，很快便被政治運動的狂飆風吹雨打去。
姚平家住北京東單二條10號，而非《調查表》所記「北皇城根38號」。當時家裡鋪著地毯，擺有鋼琴，來往朋友多為文化界名士。據姚平的朋友許慰萱回憶，姚平「能講上海話及普通話，但卻帶著湖州鄉音」。妻子陳慧芝原為上海虹口十六中心幼兒園主任，調京後在全國婦聯下屬婦女幹部學校任教員。陳慧芝幼師畢業，鋼琴彈得好，閒暇時家裡常響起悅耳琴聲。1952年，八歲的珠珠考入中央實驗歌劇院舞蹈團學員班，與她同班習舞的有陳愛蓮、李惠敏、趙汝衡等新中國第一批舞蹈演員。珠珠驕傲地對我說，她的年資就從那時算起。
在光光記憶里，父親那時常帶她到附近的青年藝術劇院和兒童劇院看話劇演出，有時還到公園玩。父親沉靜溫和，從沒有把自己受衝擊帶來的情緒傳染給兒女。她說：「唯一我認為不太正常的一次是反右開始，我在《文匯報》頭版看到一篇文章，上面有爸爸的名字。我當時特高興，以為凡是上了報紙就肯定是好事兒，便興奮地拿著那張報給父親看。父親看後卻臉色非常不好，讓我到一邊玩去。多年後回憶起來，當時報紙肯定是把他作為壞人在批判。」
據《調查表》記錄：姚平「三反時受降級處分。肅反時因歷史不清被鬥。大鳴大放時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劃為右派。」概括了他在解放後磨難不斷提升的「三級跳」。
據王業康介紹，「三反五反」時，姚平管轄著社裡材料科的備用紙庫。當時材料科有人因紙張問題被打成有「貪污行為」的「老虎」，姚平自己並不經手紙張，卻被牽連，受到降級處分。此事最後因查無實據，不了了之。1957年反右，王業康因肺病住院逃過一劫。他與姚平、李庚曾同住東單二條一兩進小四合院。據他觀察，姚平家有鋼琴、地毯，姚平本人抽好煙、穿西裝，著裝整齊乾淨，文藝界朋友又多，常下館子聚會，保留了許多當年在上海做自由業者的習慣。與社內解放區來的「土八路」形成極大反差。這在流行穿列寧裝，以樸素為榮，彰顯「革命」的年代，顯得非常「扎眼」。
1955年肅反運動一開始，解放前姚平的「複雜」經歷和社會關係就被人「盯」上了。團中央下派的運動領導小組把姚平列為重點審查對象，停職反省，交代問題。王久安說，當初不叫「肅反」叫「審干」，目的是把反革命分子從幹部隊伍里挖出來。王久安和愛人同在稿件科，肅反幹部曾向他們追問姚平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既是啟發，又是威脅：「你們是共青團員，不是要爭取入黨嗎？如果你們不講，就會影響你們的政治前途。」王久安回答：「我知道我肯定揭發，但沒有東西，我不能胡說八道呀。」儘管王久安歷史清白，出身勞動人民，但夫婦倆還是因為不積極揭發問題，被扣上立場不穩、喪失革命警惕性的帽子。肅反結束後，雖然並未查出有什麼重大問題，姚平卻被一擼到底，調美術編輯室設計科當普通設計員。
王久安回憶，最初大家都以為整風運動黨真的是想聽取意見、糾正錯誤、改善黨群關係，所以情緒高漲，出版社院子裡貼滿大字報。當時《中學生》雜誌的主編是葉聖陶的兒子葉至善。葉在大字報中提出，用三千門大炮，把造成黨群關係隔閡的牆轟倒。姚平隨即貼出大字報回應，標題是「大炮轟在前，願望寫在後」。姚平提出了三點願望：第一，整風運動要和風細雨；第二，整風運動不要前緊後松；第三，整風精神萬歲。王久安對我解釋，肅反時姚平被隔離審查，對當時的兇險場面深有感觸。對運動一開始的上綱上線，到最後的不了了之，非常不滿。所以，他在大字報里寫上了這樣的話：我這個人經過肅反以後，好像沒有什麼問題，可是為什麼你們的工作人員對我這個態度。我只想到我曾經在國民黨的警察局裡受過這樣的待遇。王久安說：「當時姚平心裡肯定非常不滿，他連這個話都說了。仔細想想，不但是對你（姚平）了，對我們呢？我什麼事情都沒有，出身勞動人民，還叫我交代問題，逼得我要得神經病。」
反右開始，姚平在劫難逃。1958年3月12日，姚平被收容，隨後押往黑龍江興凱湖農場。
1959年春，姚平在黑龍江興凱湖農場。
珠珠對我吐露了她當時的心路歷程：「1957年父親出事時我十三歲。一天，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訪問中國，上級安排我們舞蹈學校夾道歡迎，誰知我連歡迎的資格都被取消了。從小爸爸媽媽和新中國劇社的叔叔阿姨都對我很好。九歲時我就加入了少先隊，蘇聯領導人伏羅希洛夫訪華，毛主席陪他到中山音樂堂看演出，組織上還安排我給毛主席獻花。當時整天覺得天是藍的，生活特別美好。所以當聽到連夾道歡迎都不讓我去時，人一下就懵了，感覺像突然從天上掉到地下。好在我很快就意識到，今後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別人誰也指望不上。政治上我是完了，再努力也沒有用，我現在只有一條路，就是業務上好好努力。」在姚平蒙難，陳慧芝下放門頭溝北京礦務局的艱難日子裡，鳳子承擔起珠珠的生活費用，給予她呵護和溫暖。珠珠在北京舞蹈學校畢業時，所有業務課都是5分。
提起給父親寫信的往事，珠珠說，「當時學校黨組織找我談話，通知父親是右派。讓我好好想想，揭發父親對我的不良影響。我聽了以後，怎麼也想不出父親對我有什麼不好的影響。我八歲到舞蹈學校，每天在集體環境生活，每禮拜回家，父親朋友多，常要應酬，所以休息時間他也很忙，從沒有很嚴肅地教導過我什麼。只說過要我好好跳舞，以後當個舞蹈家。給父親寫信實際上是服從組織需要，表示一種革命態度。老師跟我講他是反革命，要我和他劃清界限。當時因為很小嘛，，覺得老師說得對。我不恨父親，但我還真是誠心誠意地希望，父親看了我這封信以後好好地改造，能早日回到人民隊伍里來，我也早日得到公平對待。」珠珠說，父親到勞改農場後，她只給父親寫過這一封信。天真的她不會知道，父親所處的環境有多麼惡劣，殘酷的「改造」最終要了他的命，他永遠也回不到「人民隊伍里」來了。
鳳子在1980年3月寫下《記憶》一文：「我聽著死者的家屬、他的女兒的哭訴！女兒訴說著二十多年來要抹去自己的記憶，忘了有這樣一個父親。寫信，不稱父親，同人談話，更是直呼其名……這一切，為的是從記憶中抹掉家庭中的一個成員，為自己能夠『堅強』地活下去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措施。訴說著訴說著，女兒禁不住哭喊著：『爸爸，這能怨我嗎？那時我才十三歲啊！』女兒希望死去已十多年的父親寬恕自己的無知，她喊著爸爸，她多麼希望她父親能聽到她的聲音！記憶有時竟然如此捉弄人，想忘卻的都忘卻不了。可是死去的人是什麼也不知道了，而活著的下一代卻讓記憶咬噬著自己的心。」
《調查表》記載，姚平死亡所在地為「清河農場管理處三分場」。據考，清河農場最初在北京北郊，靠近清河鎮，故名清河農場。後收留改造的人越來越多，遂遷至天津寧河的茶淀，仍稱清河農場（亦稱茶淀農場）。清河農場以茶淀為總場，相繼建起一、二、三分場和於家嶺分場。後又向西擴展，在西荒地建起581、582、583、584、585等分場。其中，條件最好的是三分場，那裡原是50年代初，北京一些高中畢業生創建的北京青年農場。
關於姚平在勞改農場的情況，我沒能找到一位當年與他在一起的難友。姚平在農場時給家裡寫的信都在「文革」中散失，夫人陳慧芝也於2003年去世，帶走了許多有關姚平的重要信息。碰巧的是，2007年11月，我通過網際網路與一位叫趙文滔的先生取得聯繫。趙先生今年八十歲，年輕時在第二機械工業部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3月17日被送往清河農場三分場勞動教養，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勞教，作為「病號」遣送回家。趙文滔說，當初勞教沒有日期限制，他離開後才有了一年、二年、三年的教養期，已勞教了三到四年的一律不算，從頭再開始。趙先生告訴我，1960年中蘇關係惡化，原本被認為是最安全的興凱湖農場變成了最危險的地方。為防止叛逃，興凱湖農場的勞改犯被內遷到清河農場三分場，其中應該也包括姚平。為給他們騰地方，原三分場大部分人遷至附近的於家嶺分場。於家嶺雖稱「嶺」，實為一片平地，趙文滔也跟著去了那裡。他在勞改農場經歷了最艱苦的三年困難時期，以他的親身經歷，解讀了隱藏在《調查表》背後的部分真相。
針對姚平埋在「北磚窯公墓72號」的記載，趙文滔說，北磚窯在三分場附近，三分場死了人就埋在那裡。「北磚窯」其實根本沒有磚窯，我們也從沒幹過燒磚的活兒。北磚窯那個地方房子比較少，主要收容一些歲數大、體力差的人，被稱為「老殘隊」，實際就是「等死隊」，美學家呂熒就慘死在那裡。作家從維熙，曾回憶過他與臨終前的呂熒在北磚窯見面的悽慘一幕。至於公墓編號，更是子虛烏有。趙文滔回憶，三年困難時期，難友們早上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詢問昨天晚上誰又被拉出去埋了。當時農場死亡率很高，僅趙文滔所在的於家嶺分場，死亡人數就不少於二百人。為掩人耳目，農場派勞教人員半夜三更用牛車悄悄把死人拉出去埋掉。由於埋人的勞教人員自己也餓得東倒西晃，所以常常是隨便挖個30公分—40公分深的長條坑，把人往裡一擱，將挖出來的土往裡一填，只要能蓋住死人就行了。頂多再在上頭擱塊磚頭，寫上名字。風吹雨打，不用多久就看不出任何痕跡了。卷死人的破席，要拿回來再卷別的死人，循環利用。趙文滔指出，所謂姚平死在醫院，純屬無稽之談，因為三分場從來就沒有醫院！
至於《調查表》關於姚平死於「肺結核、肺原性心臟病」的記載，趙文滔直斥為胡說八道。他說，清河農場三年困難時期死的人，沒別的病，全是餓死的。趙文滔回憶，從1959年秋到1961年底，糧食逐漸減少，最後減到每人一天二兩棒子麵。食堂把野菜和在棒子麵里做成粥，每天三頓，每人每頓只有一水舀子能照出人影的「粥」。這樣的伙食，加上寒冬和超強度的體力勞動，歲數越大的人，越難以挺過去。據《調查表》所示，94名死亡右派中，20—29歲14人，30—39歲22人，40-49歲27人，50-59歲31人。死亡人數隨年齡呈遞升趨勢。其中，死於11月—3月的58人，也就是說，近三分之二的人死在寒冷的日子裡。另外，94名死亡右派中，死於1958年的2人，死於1959年的6人，1960年陡升至48人，1961年稍降為37人，到1962年僅死亡1人。死亡人數的變化與國家經濟形勢的變化基本一致，從另一角度證實了趙文滔說法的真實性。令人奇怪的是，《調查表》列出了各種死亡原因，連炸藥炸死、服毒自盡、觸電網自殺也沒有避諱，偏偏沒有一個註明是餓死的！用心可謂良苦。有材料證實，甘肅酒泉附近有個夾邊溝農場，1957年後羈押了三千名右派，三年困難時期，有1500名右派被活活餓死。劫後餘生的右派後被轉移到其他地方，一名右派醫生被特意留下一個月，「任務」是給餓死的右派們編造死亡原因：肺結核、心臟病、高血壓……
趙文滔對往事記憶之精之細，令我驚詫。他說：「這都是我經歷過的，簡直就刻在心裡了。」
光光對我講述了姚平去世後的一些情況：「父親1961年2月去世時，我家已搬到後海婦女幹部學校宿舍所在的大翔鳳胡同23號。一天，姑姑和媽媽回到家裡，兩個人在不停地抹眼淚，說父親不在了。媽媽去農場取回了父親留下的遺物，其中父親畫的一幅畫，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父親在黑龍江興凱湖農場時，把樺木截面刮平後，在上面畫的一幅水粉畫。上面畫著一支小鳥站在樹枝上，旁邊用毛筆題寫『小鳥枝頭也是家』，說明了他當時的心情。父親一直把它帶在身邊，直到去世。我奶奶一直在我姑姑家照料孩子。我的父親對她來講是分量最重的。她共有五個孩子，父親是老二，也是家裡唯一的男孩。父親給送去勞改後，家裡告訴奶奶，說父親出差去了。一直到她1979年去世，父親都平反了，家裡也沒敢告訴她真相。這麼多年來她也不問，可能她心裡也明白，只不過一直在麻痹自己，不願去面對和證實這件事。」
光光還告訴我一個「秘密」：起初她們並不想對外人揭開這塊「傷疤」。直到2006年，她們要把父母合葬在福田公墓，給父母立碑時，才發現不清楚父親的生辰，想從《調查表》裡尋找線索，這才與我聯繫。經一番周折，她們最終從東華門派出所找到了答案：姚平生於1916年1月8日。姚平的老朋友、漫畫家丁聰題寫了墓碑。
我問光光：「如果你母親在世，看見這個《調查表》，不知道她是什麼感覺？」光光沉默了好一會，緩慢而反覆地說：「一定挺傷感的，一定挺傷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