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個月里,任傑睡覺的車後座。講述者供圖
在今年春天之前,中年老闆任傑原本打算開啟新的人生——新的廠房已租,新的平台也搭建好了。他從安徽農村紮根上海,創業7年,這個新計劃占據了過去整整兩年。
三月底,當他懷著信心往更高的台階邁步時,階梯驟然斷裂——投資人撤走,他開始背負虧損、員工人心渙散,以及更多不可預知的損失。
據相關研究中心數據,2022年一季度,全國小微經營者經營水平為自2020年三季度觀測以來的最低點,遭遇營業收入、現金流維持時長以及利潤率等「三降」問題,處於步履維艱的境地。
上海這座常住人口接近2500萬的超級城市裡,有超過150萬的小微企業主。過去的幾十天,在復工復產「白名單」之外,不少老闆像任傑一樣,與艱難的資金周轉、難以取捨的員工裁撤、帳目上每天都在消失的數字,以及日益消磨掉的信心自處。
正如任傑不敢對家人提起目前生意的種種,在諸多艱難的故事裡,絕大多數人拒絕講述,那其中包裹著某種逃避和恥感。他們也在反覆自救中保存期望。
壞消息
5月18日下午兩點,帶著價值58萬元的半導體設備,任傑的麵包車開上高速,出了上海,往2000多公里外的成都駛去。
距離3月28日上海封控,已經過去45天。出發前,經過層層審批,車裡的兩位同事顯得有些興奮,但對任傑來說,心情最波動的時候已經過去。
三月底之前,33歲的任傑還是個雄心勃勃的小微企業老闆,習慣穿休閒立體的西裝,頭髮往後整齊地梳著,看上去精明又體面。他從合肥農村來到上海,經過7年創業起伏,在浦東新區租有一片1200平的廠房,生產非標定製的自動化設備,是28名員工的老闆。他還在上海買了房,成為村里數一數二的驕傲。
工廠停工快一個月,4月末,終於迎來一個來之不易的訂單——成都一家半導體設備研究院定了批設備。為了趕工,任傑穿上無袖背心,光著手臂,跟工人一起在車間裡擰螺絲。
5月12日上海下了雨,有些陰冷,壞消息一早傳來——隔壁廠一位女員工的女兒抗原檢測兩道槓。下午,她被作為密接帶去隔離。任傑隱隱感覺不妙,他們所在的工業園區4000平方,包括他公司在內共三家工廠。他們和隔壁工廠的辦公室一牆之隔,女員工那天上班的時候,從任傑的辦公室門口經過,在樓道里上上下下。
如果自己和工人們陽了,任傑要直面的是7天甚至更久的停工。這讓他感到頭疼,在腦子裡算了一筆帳:每個月的員工工資、社保和公積金將近35萬,沒有疫情時,月產出效益200萬左右,利潤將近30萬;停工後,逐漸進入虧損。
園區門口很快搭起了帳篷,門被竹竿封住。任傑覺得自己像在籠子裡的雞,對未來毫無把控。過去一個多月,他和員工一直小心防範,現在一切努力似乎化為泡影。
三月底聽說要封控時,任傑開著車就往廠里奔,車裡備著被子和抱枕。他的念頭很簡單,守在廠里,稍微動一次工,也能減少一些損失——很多訂單都面臨無法如期交付,常有客戶打來電話,要把十幾萬的訂單退掉。
一開始的消息是封5天。廠里當時有4個人,立刻買了兩台冰箱和七八百塊的物資。任傑把辦公室給了員工,自己睡在車裡,把後排車座放倒,腳塞進後備箱。直到隔壁廠員工可能陽了的消息傳來這天,像一顆石子投進湖裡,影響一圈套著一圈。
眼下最急的,是那批成都客戶定製的半導體設備,已經趕工做好了,就等著運走。這是過去40多天裡唯一做的貨。四月下旬,有企業復工白名單出來,但像任傑這樣的小微企業想要復工,可能在第三、四批了。他接了這筆價值58萬的訂單,把廠子的門關起來,儘量安靜,偷偷趕了一周。
他想著,5月5日之後可能迎來解封,按這樣的時間推算,四月末完工,人員5月10日左右送過去,隔離7天剛好趕上接貨時間。但現在,不能出園區,這個計劃完了。
為了能如期交貨,大家推演了很多辦法,都不太可行。最終,任傑決定把它放在園區門口,在貨物旁邊裝上了攝影頭,蓋上了雨布,打算之後再想辦法運走。
還有更棘手的問題。一個合作4年的光伏行業大客戶,訂單占整個公司收入的70%,現在很有可能流失。任傑只能實話實說,希望對方可以延期收貨。在客戶商討的半小時中,推演了最壞的結果。慶幸的是,對方沒有取消訂單。他們也被封在家裡,表示理解,還讓任傑注意安全。
成為「上海人」
去成都的前一天,任傑在朋友圈寫:「曾經認為的驕傲,如今讓我無奈的(地)笑了,嗯,今晚你們吃什麼?」配圖裡,他舉著一塊只剩一口的麵包,背景是空無一人的廠區。
在村里多數同齡人進入到中專大專的時候,他頭腦活絡,自覺運氣好,特招到大連一所普通本科,學機電一體化。2009年,他帶著雄心來到全國工業最發達的城市上海。
這裡影響著任傑關於財富和階層的認識。他應聘到當時的半導體頭部企業,一線技術員基本工資是960元,他能拿到3300元,覺得錢多得花不完。「我喜歡這燈紅酒綠。」在上海的街道上,他感受到未曾見過的繁華。下班回家時,他常幻想擁有自己的車,「八萬的,十幾萬的,幾十萬的,總有一輛屬於我。」
同事多是專業領域的博士,不少來自中科院、國外等高端平台,他感覺自己進入到了一個高端圈層。第一次被領導帶去出差時,任傑聽見大家在飯桌上談論經濟形勢、時下的項目。2015年,他帶著積累了5年的人脈,決定辭職創業。「就是自命不凡。」他拿出幾十萬積蓄,招了4個人,在浦東新區一個離家往返100公里的地方租了廠區,500平方米的廠房一年只用7萬元。
在任傑看來,廠里的自動化設備談不上高端,可替代性高。那幾年為了站穩腳跟,他每天早上五六點出門,夜裡十一二點回家,全國各地到處跑業務。
2016年,他被人騙走一百萬。用他的話說,「那是從零到零的時候,還沒投入太多成本,也沒那麼多後顧之憂。」現在,員工從4個人變成了28個,規模在不斷擴大,甚至2020年武漢疫情時,他也能找到訂單,生產口罩機,自稱單月進帳幾百萬。
直到過去幾十天,「不想再過這樣的生活」——每當一個人待在車裡,這個念頭就在任傑腦子裡反覆出現。他想過回到安徽老家,或者去任何一座北上廣深以外的城市,「都能比現在過得舒適」。
但另一個聲音會出現:那28個家庭怎麼辦?我的家怎麼辦?在上海的房子怎麼辦?孩子上學怎麼辦?
任傑的房子在上海野生動物園和迪士尼附近,280萬,離市區很遠,但起碼證明他在上海有家了。以任傑在上海十幾年的生活經驗來看,獲得尊重的方式很一維:有房子。但幾年前,他還是先把買房的錢擲進了創業的盤子裡,直到去年才擁有「家」。他感覺,外地人的標籤被逐漸隱去。
但現在,帳上只剩五月的工資。任傑已經動了念頭,「實在不行,房子什麼的七七八八都賣掉」。與虛無縹緲的尊重相比,更直接的影響是,孩子無法繼續在上海讀書,要舉家遷移。
「這是底線。」不到最後的時刻,沒有任何一個創業者會賣掉房子,任傑說。最初,他和愛人在上海租房子的時候,連一台空調的處置權都顯得被動。誰會願意放棄掉這努力得來的尊嚴和安全感。
監控視頻顯示,任傑和工人在車間做工。講述者供圖
類似的處境也在上海周邊城市蔓延。近來,有位江西的會展業老闆計劃要到上海開分公司,找好了合作夥伴,原本預計在3-6月的旺季里大幹一場。這是主要依託一線城市的行業,上海業務占據他公司總業務的百分之六七十,而現在他帳面只夠再撐兩個月。
他身邊不斷傳來消息:一個同行在過去的三個月里,把去年的利潤全吐出來了;周圍有兩家小公司倒了;當地很多車企處於半停工狀態,因為一輛車大概需要30-40塊晶片,供應渠道都來自上海。五月的一個雨夜,他拾起老本行,給中學生做家教,一節課500元。
四月中旬,任傑開始想辦法自救。他先是發了一條微博,希望被人看到,結果沒有。他又想,在這個地方待了5年,有一些人脈,想通過這些渠道捐贈抗疫醫療物資,來獲取通行證,從而運輸貨物,但也未果。
隔壁廠出現陽性病例那一天,任傑聽到的聲音是:在這期間,你們不應該在這裡。
「無底洞」
對於在上海的很多小微企業老闆來說,疫情帶來的變動中,最先鬆動的是人心。
4月7日下午,一位已經談好的投資人給任傑發微信表明:很不好意思,項目基本不往下走了。
為了走向行業的高端,在過去的兩年,任傑開始籌備跨越到一個新平台。他跑各地拜訪了七八位投資人,甚至冒然給中微半導體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發了封郵件,在那之前,他只遠遠見過這位他眼中的「頂級高管」。在這些努力下,最終才談到現在的台灣投資人。
今年春天之前,一切都已就緒——廠房、辦公場地租了,設計師也請好了。二月,投資人到達了上海,經過14加7天的隔離,才待了一周,又開始新一輪隔離。終於,在4月7日,任傑收到這位投資人的微信,大意是上海疫情不知道何時才能結束,損失像個無底洞,合作不再繼續。
在這之後半個多月,任傑還在掙扎。對方只要發一句消息,他就抓緊機會聊,希望給到積極的信號。就這樣,到4月26日合作還是被徹底終止。
那段時間鬆動了一些,任傑呼籲兄弟們來廠里生產自救。他在群里發出消息,有人立刻響應,說在家快憋瘋了;有跟了他4年的老員工說,即便翻牆也來;還有女員工反覆說想來,但被他勸住了,說廠里條件艱苦,男女混住不方便。但也有人直接說「怕死」,給多少錢都來不了。一個員工拿著公司開的返鄉證明回了老家。電話里,他告訴任傑,老婆生孩子了需要陪,實際上,他連婚都還沒結。最終28個員工,只來了12個人。
「人之常情,我可以理解,但覺得受到了傷害。」任傑說。
封控期間,任傑和員工做飯的廚具。講述者供圖
同在上海的楊燦在這兩個月辭掉了10個員工,僅有的三間辦公室,退掉了一間。她從2014年開始和同學一起創業,做貿易供應鏈,原本13個人的公司,現在只剩下她和同學、財務。
壓力是可以被量化的:按上海市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要支付11名員工月工資28500元,繳納社保費25800元,房租每月13000元,物業費每月1200元……一個月的固定支出將近7萬元。
今年春節以後,楊燦就意識到情況不太好。她注意到,物流公司越來越無法保證運作,就算運到了當地也無法卸,只能再運回來。在這期間,一家長期合作的物流公司直接關閉了。
最初,楊燦得到的消息是4月5日解封,所以她沒有把所有文件都帶回家,導致4月無法正常開具發票,資金流轉困難。
公司業務下滑,楊燦和同學商量可能要減員。四月初,兩人考慮只減少1-2名業務人員。但決定在四月中旬被改變,因為遲遲沒有解封,他們從6人裁到了10人。最終,公司只剩下3人。
「這是一個非常難的過程。」楊燦和同學討論了很多次,公司員工年齡基本上在25-40歲之間,裁掉的多數是家庭負擔相對小的員工,包括跟她關係很好的助理。
4月10-15日,楊燦挨個打電話通知。一個行政女孩情緒失控了。她27歲,四川人,一個人在上海,生存完全靠自己,剛和上海男朋友分手。楊燦理解她,個人又補償了一部分,可以保證她3-4個月不出現經濟問題。另一個業務崗的同事也發了脾氣,他接近40歲,有家有孩子,大專學歷,再就業也難。也有人請求不要辭退,可以拿最低工資,也不要交社保,但楊燦咬咬牙拒絕了。即便如此,她說後來公司還是賠付了大約18萬的違約補償金。
過去楊燦也談過辭退,但這是最累的一次。「我知道員工什麼都沒做錯,但是他們的工作沒了。」
四月末,公司帳面的全部資金是41482.09元。但令楊燦感到驚訝,同學後來又打了些錢進公司帳戶——那是他借來的。
不是錢的事
車在高速上行駛了一天半之後,任傑和兩個同事抵達了成都,隔離結束後,他們要到客戶那裡去完成設備裝配。在成都的情況,仍然讓任傑感到崩潰。他即將開始的是7天酒店集中隔離和7天居家隔離。酒店要每人每天自費430—500元,一周下來,三個人的費用超過9000塊,需要他和公司來承擔。
對任傑來說,與失去財富相比,更重要的是「人生道路不再清晰了」。他現在感到迷茫,原本擁有了一些東西,並且從2015年開始,他就把時間和經歷都放在這上面。
「一飛沖天。」如果三月那個台灣投資人的項目順利的話,任傑這樣形容自己即將迎來的新人生階段。他看上去離自己定義的「成功」很近了。談到損失,任傑反覆說:不是錢的事,這個損失是看不見的。
「創業沒有回頭路。」他有些後悔,如果沒有創業的話,在老東家繼續做下去,可能會拿到超過200萬甚至更多的股票,買房的願望也能更早地達成。原本,在2015年之前,在上海房價還有1萬多/平的時候,他在買房和創業中選擇了後者。
網上有人評論:你們這些小老闆就像資本家,賺錢的時候怎麼不見你們哭。在任傑的反應里,自己是老闆,但只是一個實體經濟的小老闆,利潤不大,帶著工人們一單一單地干。
現實讓任傑這樣的小微企業老闆感到委屈,「誰來管我們呢?只能自己抽自己嘴巴。我也是人啊。」夜裡常是他感到迷茫的時候,除了塞上耳機聽一些經濟學暢銷書,別無他法。
在國家目前出台的紓困扶持政策中,承租上海市國有企業房屋的小微企業可以免除今年3個月租金。任傑租的工業園是民營的,一整年的廠房租金需要50萬。這意味著,沒開工的四月,他損失了房租41000元。任傑房東的公司也在這個園區中,五月要交新一年房租了,對方並沒有來催租,「催也沒用,誰都想把損失降到最低。」
根據上海市市監局數據,2021年年末的小微企業將近150萬戶。而今年4月22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通報了3月底「抗疫助企21條」的落地情況,其中「國有企業房租減免共涉及超過8萬戶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任傑和他的房東在這8萬餘小微企業主之外。
現在,任傑和楊燦都有所改變。重新面對用人等方面的決策時,楊燦變得更為謹慎。她不再敢任用正式員工,坦言可能會招聘一兩個實習生來幫忙,但「我對於增加成本的事,目前都抱持最大的謹慎態度。」
原本,任傑有很多新的打算:今年換一個更大的廠房;投資人走了就自己投資,瞞著家裡人把房子抵押出去……如今,他暫時中止了這些,「更認清了自己。」
(為保護隱私,文中楊燦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