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大部分人沒有經歷過生存底線被毫無預兆擊穿的時刻，直到2022年當頭一聲棒喝。我從來沒有想過，像吃喝、出門這種一度如呼吸般平常般的活動，有一天也成為了一種奢望。今年3月底，為了逃避學校據說是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封校措施，我跑到上海朋友家，後知後覺地發現自己縱身跳進了另一個漩渦。
*我很清楚，我們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2022年的上海深刻地改變了：一切的確定性都已經被暴烈地攪動，因此不再穩定，也不再可信。**
「現在能走，就趕緊走吧」
5月15號，在對於飢餓的恐懼，以及對於封控無限延長的焦慮中來回翻滾約50天後，我和舍友終於通過黃牛買到南下的火車票。黃牛很有效率：下單的第二天早晨，我就蓬頭垢面地被黃牛用微信電話吵醒，通知我票已經搶到了。我打開一看，是5月20日出發。這是一個很尷尬的日期：我要在那天參加碩士畢業論文的答辯。
我試探著問黃牛，有沒有可能搶到其他日期的票？電話那邊誠懇地告訴我，現在搶票如登天，如果要放棄這一張票，要準備好再等一段時間。
最終，我所有的疑慮都被對於自由的渴望戰勝了。我在上海暫住的小區是一個約8000人的大型小區，其中有大量易感的老年人，從封控開始到5月8日，每天不斷地有新增陽性病例。對於2022年的上海所有小區而言，核酸陽性的意義早已遠遠超出了個體層面；一個單日新增病例，足以讓所有剩餘居民的解封時間一起重置，回到7天足不出戶+7天小區活動循環的第一天。我再也沒有任何多餘的心力再去承受這種「循環重啟」的打擊，我必須要抓住任何可能的機會，儘快離開上海。此外，我對我的論文質量有充分的把握；不管在哪裡答辯，我都有信心順利通過。學院也非常諒解我的窘境，批准了我這一非同尋常的請求。
接下來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離開，尤其是先走出離開小區的第100米。小區的要求是返鄉接收證明、火車票、不返回小區承諾書，這些我都挺順利地辦理了下來。返鄉接收證明比較特殊：有一些地域拒絕出示任何接收證明，只表示能到達當地就接收，但小區必須要目的地同意接收的證明，才會放行；這簡直是一個無解的死局。非常幸運地，廣東省的返鄉申報系統滿足小區的放行要求。舍友遠沒有這麼幸運：她的家鄉反覆表示，不會為她出具任何批准明文。她被逼得沒有辦法，跟我一起在長沙南中轉，再回廣東。在外漂泊的遊子，被家鄉不留情面地拒絕，卻在異鄉得以落腳與喘息。
離開前幾天，舍友把家裡所有無法帶走的用品都清空了。我倆討論說，這是不是太冒險了？如果連離開小區的第100米都沒能走到，那接下來在這間空屋裡，我們豈不是要餓死？後來，我們決定，如果計劃不幸落空，我們就拿個大碗，每天在居委辦事處死乞白賴討飯，直到他們把我們放出去。
這真的是一口差點把自己噎死的毒奶。火車在20日的8：53發出，我們原本的打算是提前一晚出發。我們住在虹橋商務區附近，離火車站有大約兩三個小時的步行距離。19日下午約2點，我從一位偶然相識的居民處得到消息，小區當天就要升級為封控區。我們嚇了一跳，趕緊跑到居委確認消息，得知小區隨時可能提級，必須現在馬上離開。我問，在19日之前已經報備過的人員也不許離開嗎？居委書記瞄了我一眼說，現在能走，就趕緊走吧。
於是一個小時後，我們踏上了回鄉長征。現在回想起來，這整一個過程實在驚心動魄；這種事關重要的消息顯然是不會從居委處得到的。如果不是我在返鄉幾天前在某個小區群里分享了自己的報備經驗，就不會與這位給我透露消息的朋友相識；如果沒有她善意又及時的提醒，我們就會按照原計劃出行，就會毫無準備地被在門口攔下來。接下來要怎麼辦？只能留給平行宇宙的我們去體驗了。
趕赴火車站
當天下午3點30，上海郊區天氣溫和，且非常仁慈地吹著舒適的風。我穿著密密實實的防護服，戴好N95口罩和防護面罩，背著大約5公斤的書包，拉著兩個一大一小，一共30公斤的行李箱。舍友背了兩個書包，拖著兩個大行李箱。
後來的事實證明，我過分高估了我的負重能力，以及低估了路程的艱難程度。在家裡躺平兩個月後，我充分感受到了長途跋涉對我的考驗：書包因過度受重一直往下垂，讓人直喘不過氣；而兩個服役時間長達八年的箱子，本來就在罷工的邊緣，輪子一直不受控地打滑，拖行變得更加困難。
30分鐘後，我們不得不痛苦地意識到，高德地圖上說的「步行兩小時」還包含了一個前提，就是零負重——否則，我們為什麼連路程的五分之一都還沒走到？更無語的是，路上還有騎著電瓶車的人路過，問我們是不是去虹橋火車站？得到肯定的回覆後，他不懷好意地笑笑，說快到了，就一騎絕塵而去。
在艱難地負重前行大約一個小時後，我們又遇到了兩個騎著小電驢的，作典型農民工打扮的中年男人。他們在得知我們要前往火車站後，主動提出願意載我們一程。身上每個細胞都在歡呼這難得的好運，我的理智卻開始循環播放各類婦女拐賣的新聞：我們只是兩個人生地不熟的年輕姑娘，誰知道面前伸出援手的兩個男人，是什麼人？其中一個大哥看出了我的猶豫，主動給我看他的通行證和他的身份信息。兩種意見在頭腦中互相搏鬥一陣後，我還是沒能戰勝搭便車的誘惑。這段路真的太難走了。
我們非常地幸運，因為他們的確安全地把我們送到了目的地。路上聊天的時候，載我的大哥主動跟我攀談，告訴我他們倆是某個物流公司的快遞員，為了離開上海，刷了很久的搶票軟體，但一直沒搶到票。他期待地問我，是怎麼買上票的，能不能把途徑分享給他們？我這才反應過來，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的返鄉心切的外地人，他們主動搭載已經順利拿到離滬通行證的人，只為增加成功離開的概率。還值得慶幸的是，直到下車，我才後知後覺地發現，我們離火車站究竟有多遠。單憑兩條腿，我甚至不確定我們能不能在凌晨到達。
越接近虹橋火車站，越能夠看見在隧道里、草地上、馬路邊安營紮寨的城市滯留者。條件好一點的，有一個小小的帳篷，隔離出一些隱私空間；條件差一點的，只能鋪一床薄被，就地躺下。電瓶車在他們的身側呼嘯跑過的時候，躺在棉被上休息的男人甚至連眼皮都沒有抬一下：被打擾似乎已經是習以為常的體驗了。
下車後，我們坐在馬路墩上。不遠處柔軟的草坪比硬邦邦的馬路邊誘人多了，但舍友堅定否決了這一魯莽的提議：火車站的天橋底的人群，遠超出我們在過去兩個月所有幸目睹的任何規模。她的原話是，如果這裡有一個陽性，我們全都得變成密接吧？
等待了大約兩三個小時後，虹橋火車站的工作人員開始引導乘客轉移到臨時安置點。整一套流程相當繁複，首先，他們需要檢查入站人員是否持有48小時的核酸檢驗證明（一些核酸結果未出的乘客就只能繼續在馬路邊等待），其次，所有符合前一條入站條件的乘客，需要在現場做一次抗原測試。
迷惑的是，虹橋火車站設置了約三波工作人員，檢查一模一樣的內容：也就是說，提著大包小包，手都很難騰出來的旅客，要反覆向不同的工作人員出示自己的核酸證明和抗原結果，才能夠入站。我忍不住吐槽，這不是不信任前面同事的工作嗎？檢驗的工作人員聽到了我的話，瞟了我一眼，但什麼也沒說。
直到進入安置點，我才發現這是一個地下車庫。我們沒有帶任何睡袋或者可以充當臨時床墊的物品，這意味著我們今晚只能躺在水泥地上睡覺。但睡覺不是我最迫切的問題：我的設備的電量必須撐到明天答辯結束。我環視一周，發現附近有一個充電插座，但早就被各式延長線占據了，許多人圍攏在延長線附近，一邊充電一邊聊天。有一位年輕的小哥看出我的窘迫，招呼我過去，並分了一個插座給我。簡直救了大命了：我當時只差淚流滿面，手舞足蹈地奔過去。
同樣地，吃飯也不是最迫切的問題。事實上，在馬路邊百無聊賴地等待的時候，就已經有小販騎著自行車沿途叫賣食物。我們沒有惠顧：一是出發前，我們已經飽餐一頓，也在書包里備好了麵包和溫水；二是我們都已經做好了辟穀一天的心理準備。這是兩個月以來，在下樓做核酸的集體行為訓練上最主要的成果：保持兩米距離，不摘口罩。
雖說如此，但還沒等到凌晨，我就已經不爭氣地餓了。我小心翼翼地摘下耳朵一側的口罩，往口裡飛快塞了一口鬆餅，然後再戴上。如此反覆幾次，直到把整塊鬆餅吃完。這是我在回到廣州前的最後一次進食。
十二點過後，嘈雜的人聲逐漸平息了下來：很多人入睡了。書包被用來充作枕頭，我戴好眼罩和耳塞，就地躺下，嘗試催眠自己。這種努力反覆地遭遇失敗：水泥地又冷又硬，午夜過後，地面寒意就更重。我只穿了單薄的短袖和防護衣，冷得直發抖，只好坐起來，尋思著為明天的答辯作準備。
上一刻，我還在燈光陰暗的角落裡翻著答辯用的PPT，頭腦遲鈍又疲倦地準備提問環節的應對；下一刻我就被身邊行李拖動的聲音吵醒了。我甚至沒意識到我抱著答辯設備直接在水泥地板上睡著了。一看手機，才到凌晨4點，但入站的隊伍已經排得老長了。
在高鐵廁所答辯
入站和落座都沒有遇到什麼障礙，但我還有一場硬仗要打。上車後，我有點不好意思地向乘務員說明了我的情況。她面露詫異，但很快告訴我可以到列車的連接處答辯，或者，她思索了一下，把我帶到了列車的無障礙廁所，把一塊輔助用板放了下來，示意我可以在上面放置我的設備。期間，一位男性列車工作人員經過，問我們發生了什麼？
乘務員說，她要答辯，碩士答辯！男工作人員「哦」了一聲，轉過頭來打量著我。我從他的眼神里覺察到了對於一個大冤種的同情。
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低估了列車答辯的挑戰。列車一發動，我就發現我要擔心的不僅是網絡是否平穩的問題，我還要擔心我整個人站不站得穩的問題：整輛列車在晃，而且晃動幅度遠比我以為的大。不知道答辯現場有沒有人看到我是如何尷尬地保持身體的平衡：我兩腿撐成大弓步，一隻手抓著扶手，才能讓自己不至於東倒西歪。火車播報通知的聲音，與列車運行時轟隆轟隆的噪音融雜在一起，我要比平常更集中注意力，才能夠抵抗這些干擾，聽清楚老師提問的聲音。答辯期間，還有好幾個沒有眼力見的陌生號碼湧進來切斷答辯，問我是不是抵達了XX市。以及，廁所明顯沒有被好好地清理。我能夠聞到霉味和臭味混合著發酵一段時間後，那種令人難以形容的氣味。
一瞬間，我理解了什麼是感官過載：氣味、聲音、晃動，都像滔天洪水一樣沖刷我的感官系統。
答辯助理提醒我打開攝影頭，我不得不努力把臉湊進鏡頭。穿戴著密不透風、藍白相間的防護裝備，嚴實得連我都認不出視頻里的人是我自己——如果不是只有我一個人作如此裝扮的話。看起來實在非常滑稽可笑。
接下來的30分鐘裡，我始終克制不住一種滑稽的顫慄感，上下遊走於我的脊椎。怎麼會有人在廁所這種藏污納垢之地，實現碩士生涯的最重要，也是最驚險的一躍？我原本的設想是，我可以在一節乘客相對稀少的車廂里參加答辯，但這個想法顯然過於天真：整一輛高鐵如同一個沙丁魚罐頭，盡最大能力地容納這座城市的逃跑者。相比之下，只有廁所，是整輛列車人口密集程度最低、也最安靜的場所。最不可思議的答辯地點，居然成為了我此時此刻最佳的選擇。
我本應該全程在線上參與三個小時的答辯的；但我實在熬不住了，這應該是可以說的吧？從18日開始，我和舍友就為離滬這件事焦慮得睡不著覺，直到20號當天，我總共加起來的睡眠時間，不過8個小時。我的大腦宣告宕機，答辯沒結束多久，我就兩眼一抹黑暈了過去。小睡一陣之後，已經到宣布答辯結果的階段了。在得知通過後，我又累又餓，實在沒有太多力氣表示喜悅，倒頭睡著了，直到列車提示換乘。
在長沙南等待中轉的兩個小時裡，我一直謹慎地盯著所有來往於視線範圍內的人事物，試圖從中嗅察出任何危機的蛛絲馬跡。直到順利地坐上了前往廣東的列車，被社區派車來接到酒店隔離時，我才真正相信，我終於離開了上海。我想起小時候的我，被多次以虛無縹緲的紙上大餅敷衍後，本能地不再願意相信父母任何未見實際的承諾。
抵穗時，天色已經完全暗了。汽車穿梭在廣州的夜晚，我被包裹在悶熱的車廂里，長久地凝視廣州遠處的燈光與高樓。
我很久沒有擁有這麼寬闊的天地，這麼璀璨的夜景，以及川流不息的人群。過去的50天裡，我只有一片窗戶外的一棵樹，一條人行道，還有兩側低矮的樓房，窗外的景象和我的生活都同時陷入了令人絕望的靜默。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接受我的自由已經被剝奪的現實；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們被允許的行動路線，僅僅是從家門到核酸點約200米的距離。
然而，我們已經是幸運兒了。人在經歷的比較中得知自己的運氣：比起那麼多迫切需要離滬的人，在城市街頭顛沛流離的、在禁足令中枯等解封的，我們實在順利到讓我們自慚形穢。我們一路上，得到了那麼多來自普通人的援手：通知我及時撤離的新朋友，搭載我們到火車站的電瓶車大哥，給我留插座的小哥……在整座城市的運轉都因某一股不可抗的、自上而下的力量而崩潰的時候，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間的橫向連接與善意，彼此維護了最後的體面。
我很清楚，我們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2022年的上海深刻地改變了。這兩天，好友約我隔離結束後到其他城市遊玩，我第一反應是，不必了，誰知道疫情會不會蔓延到那裡。而且，我越來越不願意作超出一個星期的「長久規劃」；或許最後變化會完全打亂原有的計劃呢？既然如此為什麼規劃那麼久遠呢？在我的世界裡，一切的確定性都已經被暴烈地攪動，因此不再穩定，也不再可信。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畢業論文研究上海早期報業發展。在封控期間，論文剛好進入與上海相關的討論，因此我不得不來回於兩瓣割裂的上海之像：一邊是商業報紙上開埠後「貨物軿集、商賈輻輳」的晚清上海，另一邊是現實中物流癱瘓、寸步難行的當代上海。我在論文裡這樣寫道，
「一座逐步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心的、光怪陸離的商業城市——上海，在黃浦灘上出現了。它在與異質文化、信仰的碰撞、交融中，生成了對城市的新評估尺度，即跨地域的、向多元文化景觀開放的『貿易場』與『遊樂園』。因此，這座新生的城市掙脫了中國傳統對城市單向度的定義：它的地理範圍不被封閉的城牆所規劃，也不再是以文化同一性為統治基石的，政治權力的工具與象徵。」
送給2022年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