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一夫讀書時期的復旦大學
在寫李大申故事的時候，我會想到另一位老人，沈一夫先生，因為他們雖是兩代人，卻在同一所叫做北郊中學的學校里生活過。
認識這位老人的經過，很是特別。
將近六年前，一個美國朋友說，要介紹我們認識一個中國家庭。就在一個修道院的閒屋裡，由一個美國人作介紹，我們和沈先生、沈夫人、他們的大女兒，兩個中國家庭會面了，此後成為很好朋友。只是我們兩家住得實在太遠，我們去沈先生家探望，他們總也沒有能來。
沈先生是個很爽朗、很有個性的人，慈父，卻也透出難擋的威嚴。伯母是典型的南方柔弱女子，家庭平衡得有趣，一個母親帶著三個女兒，以柔克剛。我們只見過大女兒，她一手出眾的好字，裹雲挾風，一氣呵成，頗有父親的氣勢，人卻如母親般溫和。後來知道，沈先生當過南京市政府秘書，有些不平常的經歷。聊天時，他給我講了自己的故事。
一，從流亡學生到南京市長秘書
沈先生原名叫沈裕福，沈一夫是他後改的名字。他是南京人。
抗日戰爭爆發後，年輕的沈先生剛考上復旦大學，南京就面臨失守。這時，國民政府號召青年學生隨政府撤退，給出的撤退條件相當好：他和母親、弟弟，都能夠免費坐船。一家因此就隨著國民政府撤往重慶。
「當時的青年也有去延安的，」沈先生說，「我的表弟盧華（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他和我的關係很親近，就在那時和我分手，去了延安。我上有老母，下有一個比我小十二歲的弟弟，所以，就決定留在重慶讀書。」
復旦大學已經遷到重慶北碚江對面的黃桷樹鎮，沈先生住在學校，家也在一起。那時不僅上學不要學費，他還參加半工半讀，每月有24元工資，不富裕，卻也生活無憂。
在新聞系讀了兩年之後，他轉經濟系又讀了兩年。當時復旦新聞系主任是個老教授，叫謝六逸，貴州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是中國作家協會的第一個會員。後來，復旦校方決定改聘程滄波為新聞系主任。程滄波是國民黨中央委員，也是中宣部長，還是中央日報社社長。沈先生說，復旦解釋改聘的原因，是考慮學生就業。「希望利用程滄波的社會關係，給畢業生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謝六逸是學者，沒有這方面的社會關係。」
程滄波的官方背景，顯然引起左傾學生的不滿，當時，方璞德（即楊永直，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劍塵，方秀蓮，嚴婉宜（曹孚的妻子），宛茵（葉君健的妻子）等，都是這個系的同學。他們有的是地下黨員，有的與共產黨接近，就發起了反對聘用程滄波的行動，鼓動同學轉系。希望在程滄波捕手的時候，新聞系沒有學生，變為一座空城。
復旦學生中，有一些來自四川當地計程車紳家庭，比較富裕。年輕的沈先生是工讀生，也就是個窮學生。他說，共產黨員一向傾向接近窮學生，就經常找他。沈先生也和他們一起出過壁報。這次，他們也動員他轉系。最後，轉系的學生相當多，沈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沈先生轉系還有自己的考慮。當時復旦的新聞系學生，二年級以上必須轉到菜園垻去上課。菜園垻是重慶近郊，學校教授方便；北碚離重慶市區很遠，請教授就比較困難。沈先生的家已經安在北碚，不想搬，也就順水推舟地轉到經濟系去了。
就這樣，沈先生在復旦讀了四年書。畢業後，他考取了中國銀行，一起考上的不僅有會計系、銀行系的學生，還有外文系的胡昌度（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沈先生在那裡做了兩年就離了。雖然銀行待遇優厚，可是，沈先生說，當時「自己還年輕，很有朝氣，覺得一直在銀行沒前途，沒意思。」離開後，沈先生進入交通部當科員，月薪140元，交通大學畢業生就可以拿到160元，因為交大難考，畢業生素質相對就高，待遇也不同。沈先生同時還兼了求精中學教員。工作一段時間以後，他在交通部擔任了政務次長沈怡的辦公室秘書。
沈先生在重慶工作期間，他們輪流在國民黨的短期訓練班受過訓，他參加的是為期一個月的黨政訓練班第27期。從理論上來說，他當過蔣介石的學生，聽過蔣介石訓話，也接受過他的點名。沈先生解釋說，所謂點名，也就是「點到自己名字的時候，答『有』，要求目光直視。蔣介石也就點點頭，過來輕輕給你衣領掖正一下，表示關心。」
抗戰勝利後，政務次長沈怡原來要到大連去接收。結果，由於發生了張莘夫事件（國民黨官員張莘夫接收東北時，被蘇軍所殺），沈怡就到了南京，成為南京市長。沈一夫先生也就隨同前往，成為南京市市長秘書。
二，離開南京去上海
兩年後的1947年，沈怡離開南京，接任的南京市長滕傑，是個軍人。沈一夫先生隨之離開市府。同是離開市政府，一個是高級官員，一個仍為平民，道路就此分開。賦閒一段時間之後，沈怡去谷，擔任聯合國防汛局局長。沈一夫先生在南京一個公共汽車公司工作，負責財務。
眼看政權要易幟，沈先生有些困惑。他說，「在那個時候，我對共產黨還是有一些概念的。當時不論在上層還是平民中，家庭成員經常分為國共兩派不同觀點。在我家裡就都是共產黨，除了表弟盧華去了延安，那個小我12歲的弟弟，在金陵大學也加入了地下共產黨。」沈先生還記得，幾年後他讀過一本叫《青春之歌》的書，裡面有兩個人物，余永澤和盧嘉川。他用書中人物對我比喻說，「我當時希望弟弟做『余永澤』，好好讀書，不要參與政治活動，荒廢學業。他卻要做『盧嘉川』，整天反飢餓，反迫害，上街，刷標語。他原來叫沈惠生，後來改名沈依群，就是依靠群眾的意思。」
另外，沈先生的堂房侄子侄女們，如沈達人（戲劇學專家），沈達義，沈菊仙等，都是共產員。小時候，他們組織了一個駝峰社，在家裡辦一個叫做「雨花」的壁報。每人都在上面寫文章。沈一夫也寫過「雨後之花芬芳燦爛」這樣的文章。多年後，這些侄子侄女們都為小時候家裡的壁報遊戲受到審查，被懷疑是以沈一夫為首的「反革命組織」，這是後話了。
沈先生說，這樣國共觀點並存的情況也發生在上層家庭。例如，沈怡是國民政府的南京市長，沈怡的大姐夫黃郛（號膺白），與蔣介石是把兄弟，而他的妹夫錢昌照（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協副主席）就是共產黨。錢昌照給過沈先生一張照片，還一起吃過兩頓飯。沈先生回憶說，沈怡家裡，就是這樣「各走兩端」。他覺得，當時對人的政治觀點，並不控制得那麼嚴格，說自己傾向共產黨觀點，也沒什麼，不贊成的，也就說他們是「胡鬧」。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沈先生並不覺得自己與共產黨就那麼「水火不相容」。在他的經歷中，感覺「國民黨上層官僚氣息比較重，而共產黨比較接近群眾，很會聯絡人。」
在當南京市長秘書時，因工作關係，沈先生結識了許多國民黨的上層人物，「也只是結識，並沒有什麼交情。」他也覺得，國民黨上層人物對共產黨的看法，對他也有一些影響。沈先生回想起來，自己處在「兩端」的影響之間。他想了想，告訴我說，他判斷自己的觀念還是更偏向於國民黨一些。但是，在上層圈子的外圍繞了一圈之後，沈先生發現，自己實質上不是一個政治中人，他只是一個希望「實幹」，做些實事的人。
解放軍漸漸臨近的時候，沈一夫去了上海。
原來南京市政府的秘書長薛次莘，是沈一夫的老同事，這時從上海來信，希望他去那裡工作。上海還有他的一些老同事，如上海公用局長趙曾珏，上海公務局長趙祖康，原來都是沈一夫在交通部工作的同事。趙曾珏是留美的電機工程師，過去由他主編，沈先生主筆，還出過一本《戰後交通復元計劃》的書。薛次莘答應給沈先生一個職位，他隨即去了上海。
離開南京，也使他感覺輕鬆些。大軍壓境，雖然沈先生自己知道，市長秘書只是個小官，他也沒有劣跡，可是，在南京，他畢竟工作在政治上層，多少小有名氣。他琢磨下來，萬一自己面臨出於政治考量的報復，他認為自己那些共產黨員的親戚們，不可能出來保護他。他想，同享福容易，共患難很難。而他在共產黨員的侄子那裡，已經聽到不少有關階級鬥爭的理論。這些理論讓沈先生多多少少有些害怕。
到上海一段時間以後，1949年，政權改換。沈先生很快和表弟盧華聯繫上了。盧華給他寫信說表哥「雖然在解放前顯赫一時，卻為他人奴役之工具」，沈先生說，盧華「寫得很沉痛」，他至今留下深刻印象。盧華還希望沈先生去華東軍政大學學習，當時盧華自己在那裡就任宣教科長。
沈先生沒有去學習，而是留在上海他原來工作的地方。不久，他們被改編為華東建築工程公司上海分理處。當時，他們這個單位的「舊人員」被「留用」，原來對新政權有些擔心的沈先生，驚喜地發現，當時「自己感覺很好」。
沈一夫本來是個有能力的人，現在負責工程組織管理，獨當一面，手下有近千工人。他是副任。主任是解放軍的副團級幹部，不管業務，具體工作都是沈先生在做。他們在各個工地蓋房子，同濟大學的行政大樓、教學大樓，都是沈先生領著蓋的。我對沈先生說，我在七十年代進同濟大學念書的時候，這個學校還是五十年代的面貌，他蓋的那些樓房還在，相比後來的高層新校舍，紅磚砌築的老教學樓，反而給人很沉穩質樸、很學院氣的感覺。沈先生聽了很是高興。那個時候，他第一次覺得自己有了「實幹」的用武之地，沈先生說，自己「當時熱情高漲，搞多快好省，推廣『蘇長有砌磚法』建設部部長也下來慰問，很受鼓舞。」
沈先生變得非常忙碌，卻樂在其中。他本質上又是個文人，工作之餘，不管寫什麼，忍不住要寫兩筆。他說，「那時的建築工人生活很無聊，經常發生工人在工地附近的農村，四出尋女人的事情我就在建築公司的小報上寫過文章，批評不正之風。」當時的軍代表王國良十分器重他，他們之間關係不錯。
沈先生也參與了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些政治運動。五反開始，沈一夫當過積極分子，鬥過「把頭」。他記得，當時在華東建築工程公司搞五反運動，公司本部鬥了蘇州人的總工程師和一個崔姓女工師。對這些運動，他想得不多，他的精力幾乎全部投入在建築管理之中。將近有四年時間，沈先生對工作和生活感覺很不錯，他回憶說，「我當時覺得，自己在解放前一直是個幕僚，而現在手裡有職有權很得意。」
三，北郊中學
1953年，沈先生的工作單位，被國家整體調動去洛陽。沈先生不願意去，就離開工程局，請調去了上海市北郊中學教書。
聽到這裡，我有些驚訝。我告訴沈先生，北郊中學就在我家附近的大連西路，我小時候是看著它蓋起來的。沈先生搖著手說，當時的北郊中學並不在大連西路，六十年代才搬過去的。「我教書的時候，北郊中學是在郊區，它的前身是晏摩氏女中，是個教會學校，解放後才改的名字。」沈先生說，「那裡校舍很好，大得不得了，有兩個足球場。」
原來，晏摩氏女中歷史悠久，原名晏慕氏女學，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和滬江大學是同一個教會系統。1897年4月，晏慕氏女學，由美國南浸禮會的柏樂緹和吉慧麗，創辦於上海。校址設於寶山路。學校招收教徒和貧苦人家的子女入學。據1918年在校的張蓓蘅回憶，當時美國教會學校大多是美國人教課，而晏摩氏女中是個例外，「英文課請的英國教師，讀的是英國名著。記得有一次孫中山先生在男青年會演講，晏摩氏校隊唱詩班和其他教會女中輪流擔任英文歌節目。」至20世紀20年代，晏摩氏女中逐步建成初中、高中，學制各為3年。1930年前後，向中國政府教育部門立案。1942年「汪偽政府」改為市立中學。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仍為市立中學。
1949年後，創辦晏摩氏女中的美國南浸信會，停止在華工作。晏摩氏女中由新政府接管。
沈先生對政治並沒有什麼興趣。在他很投入地為同濟大學蓋新校舍的時候，他並沒有關心上海的學校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在他進入北郊中學的前一年，1952年，《文匯報》正在批判外國文學名著對年輕人的「毒害」。根據謝泳的研究，「1952年6月4日，《文匯報》在第七版『文化廣場』開了一個專欄，名為：『肅清傳播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的文藝作品的影響』。它的編者按說：『資產階級文藝作品為散布享樂腐化思想的來源之一，因此在進行分析和批判時，必須比較全面的和深刻的接觸到思想根源。』在這個欄目下首先發表了兩個讀者的短文：一篇是胡冰《我的享樂腐化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另一篇是蔣達章《剝開名著的皮！》。」
謝泳文章說，「《文匯報》編者給蔣達章的文章還加了編者按：蔣達章同志看《飄》這本壞說，是去年在X學校圖書館借到的；在偉大的三反、五反運動中，很多學校圖書館都已經把反動書刊進行了一次清除，如果有個別學校圖書館還沒有進行清查的，應當以嚴肅的向人民負責的態度進行一次清理工作。關於清理學校圖書館的情況，希望讀者寫信告訴我們，作為我們工作的參考。」
「這兩個讀者的文章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他們的資產階級享樂腐化思想都是受到了文藝作品的影響。胡冰和蔣達章的文章同時提到給他們的思想帶來巨大毒害的是瑪格麗特·米切爾的小說《飄》。」這場討論引起上海大中學生廣泛的回應，「6月12日，發表同濟大學學生楊壽慈《資產階級反動文藝作品腐蝕了我的人生觀》」其中，6月28日，也有了「晏摩氏女中學生張仟琴」的文章「《清除骯髒的思想向幸福的生活前進》。」
沈先生到那裡是1953年，晏摩氏女中剛剛被改名為北郊中學，他進入語文教研組，組長陳幼璞，副組長顧正光，沈先生成為一名語文教員。在那裡，沈先生遇到兩件事情。
1955年，反胡風運動，教育機關成為重點。沈先生在讀大學的時候，聽胡風講過一堂課。也許是他太不當回事，隨口說起，聽者有心，沈先生就成了北郊中學反胡風運動的重點。沈先生說，「聽課的學生有很多，我根本不認識他。可就要無限上綱，想打我個胡風骨幹分子。說是你去聽了課，難道就沒有背後的接觸嗎？真是無話可說。」結果，「又是批判又是幫助。」對沈先生來說，最可怕的，是教育系統在海軍大禮堂開大會，王若望「從上面下來」，在大會上不點名地批判沈先生，說「北郊中學就有一個胡風分子。」沈先生發現，一個點名，在當時就可能因此被斷送。
今天提起來，八十多歲的沈先生仍然難以平靜。我對沈先生說，我看過王若望八十年代的小說《飢餓三部曲》，他在文革中也坐了牢。沈先生堅持說，那是整人整昏了頭，「自己內部鬥爭」。沈先生說，王若望跑到他在美國住的亞特蘭大市來作報告。「我想遞張條子上去罵他一頓。」結果，演講會的主持人勸阻了他。主持人是沈先生的老同學趙增義。最後，他總算沒有被定作「胡風分子」，算是逃過一劫。
沈先生在北郊中學遇到的另一件事情，是學校調查他的歷史問題。所謂「歷史問題」的「利害」，他到後來才知道。這時候，他對我提到一個人，北郊中學的女校長，朱瑞珠。
四，北郊中學校長
聽到朱瑞珠的名字，我有些說不出的感覺，那是我既「熟悉」又不相識的一個人。就象北郊中學，那曾經是我天天在臥室窗口可以看到的一個學校，我卻不是它的學生。
在我小學畢業的1965年，上海的中學分為市重點中學、區重點中學、含高中部的完全中學，以及只有初中部的初級中學。我們升中學，是先填寫個人志願表格，再通過全市統一的入學考試，分別錄取。從理論上來說，錄取標準是由升學考試的成績，結合個人志願，決定去向。
說是「理論上」如此，是因為背後還有一個不對學生宣布的政策，那就是學生的家庭出身是一個重要參照。當時並不公布考試成績，所以，一個成績很好的學生，不能按志願進入理想的學校，也無從申辯。更有的孩子因出身落選，不能升學，13歲就知道了血緣決定命運的道理。
對當時大多數學生來說，還是「升學考試分數加志願」的公式。北郊中學是虹口區重點中學，是個相當好的學校。在我的鄰居中就有不少北郊學生。其中有大我兩歲的秦巧俐，她常常給我講朱校長的故事。印象中，那是個很受學生愛戴的女校長。
真的體會朱瑞珠的魅力，是在我臨近填寫升學志願書的時候。
當時，大學升學率是考核中學的一項硬指標，中學的生源質量自然就很重要。區重點夾在市重點和普通中學之間，自然要竭力爭取成績偏上的考生。我們填寫志願之前，正值「六一」兒童節，朱瑞珠精心準備了一整套節目，然後向附近所有小學發出邀請，對象是畢業班成績前十名的孩子。那天，接到邀請的孩子，歡呼著衝出教室，已經有點肆無忌憚。我還清楚記得，以管教嚴出名的班主任，此刻眼睛裡飄過一絲失落。就在這點複雜眼神里，我忽然明白，我們和小學六年的聯繫，已經終結。
「六一」那天，北郊端出盛大慶典，我們和中學生一起過節。回想起來，那是精心策劃的青少年政治教育的經典樣板。中國少年兒童先鋒隊龐大的儀仗隊出隊旗，鼓號齊鳴。一開場就是朱瑞珠校長講話，熱情洋溢，她無疑是個鼓動家，以歡迎我們開始，以期待我們加入北郊革命大家庭結束。然後，有陣容整齊的旗語表演，整齊地打出「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口號、還有航空模型表演、歌舞戲劇，外加晚上的兩場露天電影。只記得兩個電影都涉「階級敵人破壞」，小孩子們糊裡糊塗地把它當作偵探片，看得緊張刺激。
白天高潮迭起的慶典中，朱瑞珠還精心安排了少年兒童先鋒隊向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政治組織轉換的隆重儀式，這是小學裡看不到的風景。在剛滿14歲的超齡少先隊員的退隊儀式之後，馬上是一些剛退隊的先進學生加入共青團的宣誓。我印象深刻，是發現列隊上台的十幾個幸運兒，排頭的恰是我的小朋友巧俐；另一列是上來給新團員戴團徽的，前面是黨團組織的重要人物，領頭的正是朱瑞珠校長。等兩列隊伍一一對上，恰是朱校長給巧俐戴團徽。那天，白襯衫藍裙子的巧俐，興奮得滿臉通紅。
填寫升學志願對一些孩子來說，是有點拿不定主意的事情。最後關頭的那一點推動和誘惑，會很有效果。雖然我自己是個主意蠻大的孩子，並沒有因此改變原來的志願。可我也真的看到，身邊有些同學就是被朱校長的盛情打動，棄原來更高的目標，奔北郊而去。
文革中，巧俐常告訴我一些北郊中學發生的事情。當時，中學校長受到「衝擊」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所以，聽到朱瑞珠校長跳樓跌斷一條腿，我並不那麼吃驚。就象巧俐那時告訴我，北郊學生把一隻貓從教學樓五樓扔下來，我也一點沒有覺得意外。
在多年以後，有朋友在做這方面的歷史研究，我馬上想到朱瑞珠的遭遇，把她作為一個受迫害中學校長的例子，講給朋友聽。
五，校長和沈先生
沒想到，在沈先生這裡，我聽到了另一面的朱瑞珠校長的故事。提起校長朱瑞珠，說切膚之痛，說悲憤，怕還遠不足以表達我看到的沈先生的感受。
北郊調查沈先生的「歷史問題」，是這樣開始的。北郊中學的語文教研組長陳幼璞告訴沈先生，朱瑞珠校長很器重你，要重用你。因為要對你負責，才要把你的問題調查清楚。據沈先生說，參與調查的，還有朱瑞珠的一個沈姓女助手，還有共青團書記李瑩，黨支部的陳曉鶯。他們組織了到外地調查，花了很長時間，也花了學校不少錢。
調查結束以後，共青團書記李瑩代表學校找沈先生談話。她說，沈老師，為了你的歷史問題，我們跑得天南地北，問題現在弄清楚了。我們花了很大精力，這完全是朱校長、書記親手抓的。歷史問題對一個幹部非常重要。現在，定你為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當時李瑩給了沈先生一個歷史鑑定，寫明他是一個「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
沈先生告訴我，他當時嘴上敷衍著，心裡並不認為，對一個中學教師，有什麼大動干戈「調查歷史」的必要。他甚至覺得這樣的結論太可笑，很不以為然。後來，「有經驗」的老師為他捏把汗，私下對他說，「你真是『拎不清』啊，學校為了調查你的問題，花了那麼多的錢。現在定下來是『好人』，你應該當場感激，表示出肝腦塗地、感恩戴德的樣子才對。」。沈先生對我說，「我這個人有點馬大哈，覺得他們多此一舉。我本來就沒有什麼，只是一個沒有劣跡的芝麻綠豆的小官，謀生而已。要我感恩戴德。我覺得我也沒什麼恩可感。」沈先生覺得，自己不以為然的態度，使得領導不太高興。他也沒放在心上。所謂的「歷史問題」調查，好象就這樣順利過去了。
北郊中學當時在交通不便的上海郊區，對住在市中心的沈先生來說，很不方便。當時沈先生去學校，下了公共汽車，還要在載人自行車後面坐上二十分鐘左右。他一個星期只能回家一次。沈夫人剛剛生了孩子，身體不好，需要照顧。沈先生的家住在當時的陝西南路271弄，在沈先生的家門口，恰好新開辦了上海市第55中學。沈先生說，「它那裡搖鈴了，我在家裡聽到再進去上課，都來得及，就那麼近。」
這就是沈先生後來說的他的「私利」，他想調動工作，上班近一些。沈先生估計朱瑞珠不肯放他走，就決定在徵求北郊中學同意之前，自己先去聯繫。
那是1957年，當時是在反右運動當中，55中學剛剛成立，正缺有經驗的教師，校長張毓恆聽了沈先生的情況介紹，很高興，說你有這樣好的學歷和教學經驗，就趕快過來吧。沈先生還是老概念，他認為，謀生的關鍵是「找工作」，只要新工作落實了，離任總不成問題。於是，沈先生得到張校長的接納，他就通知北郊中學，他要辭職了。
沈先生說，「這樣一個舉動，就為北郊中學的朱瑞珠所不滿。認為我們為你花了那麼多財力精力，把你的歷史搞清楚，你倒要走了。」這時，李瑩來找沈先生，要把那份歷史鑑定拿去看看，後來就沒有歸還。沈先生問她，她說存檔了。沈先生即將離開，也沒有在意，他說自己「不曉得這個嚴重性。」就這樣，沈先生個人保存的北郊中學對他歷史問題的正式鑑定書，就稀里糊塗地被收走了。沈先生說，「我走的時候，朱瑞珠非常不開心，說你沒有經過組織的調派自己就去，這是不好的，很不好的。」雖然組織關係還沒有從北郊轉到55中學，沈先生已經開始在新的學校上課了，似乎木已成舟。
沈先生說，「我就這樣去了55中。已經去了，我想，他們也就算了。」
誰知，不久以後，北郊中學先轉了一大堆材料到55中，說沈先生有「歷史問題」。55中有一段時間就不敢再安排他上課。接著，如青天霹靂，沈先生接到通知，北郊中學向虹口區人民法院起訴沈先生為「歷史反革命」，起訴的依據，就是沈先生在解放前的工作經歷。
沈先生告訴我，在虹口區人民法院，他對法官說，我的歷史問題有過結論。法官說，鑑定呢，沈先生說被學校收去了，法官說，你空口說白話嘛。沈先生想起剛剛過去的「反右」，他對法官說，「我在反右中沒有說過一句和黨和政府不符合的話。」，法官說，「態度也就可以說明問題。」法官的話因此對他衝擊很大，他反反覆覆對我說，「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就憑一個『態度』就可以了！法官竟然說，態度也可以算罪行。」對沈先生來說，如四周突然一片汪洋，他就象是一個溺水的人。在人人落井下石的時候，哪怕一點點同情，沈先生都記得刻骨銘心。當時沈家的奶媽說，沈先生是好人，我要去對法官說。直到現在，沈先生提起來還由衷感激。
沈先生說，「法庭上沒有說幾句話，說你應該感謝黨給你最輕的處理。」判決下來，他被「開除公職，管制一年。雖然只是管制一年，卻算是刑事範疇，是判的刑事罪，所以必然要開除公職。」那是1958年，幾乎社會上的一切工作機會，都已經是公職了。所以，沈先生知道，「開除公職了，一切就完了。」
今天，在寫著這個故事，我仿佛還能聽到沈先生的聲音，「我有什麼事情？！又沒犯罪，沒劣跡，我一點壞事也沒有作過！」
可是，還有「一年管制」怎麼「管」的問題。
六，離開學校的沈先生
沈先生抱著最後希望，回到55中對張毓恆校長申辯。校長面對法院判決，也無可奈何。沈先生告訴我，「校長講，我們手裡的材料全部是他們轉來的，我們自己沒有搞一點點材料，我們就象是執行命令、政策。」絕望的沈先生走投無路，只能爭取最好的結果。他找到55中的人事幹事徐惠卿，請求「管制一年」能否就由學校執行。沈先生其實還搞不清楚，到底什麼是「管制」，他想，不教書就是了，誰知，後果比他想像的要嚴重得多，「判下來以後，徐惠卿讓我交出工作證和公費醫療證，說要送我去青海改造。我說能不能在學校管制。她說留在學校不合適，學校有學生，放一個管制分子不好。去青海能夠加速你的改造。」
當時正值反右運動之後，對「右派」作出處理的時候，55中剛成立，學校人不多，只有二十來個教職員工，卻也有一些教師被處理。沈先生回憶說，「55中有一個20多歲的右派，他認罪好，就留校管制。」成為右派的還有女教師陳娟，歷史教師李允泰。「後來我知道，55中的語文組長，送到安徽教養，在教養期間死了。有些是我回來以後才聽說的。」
55中同時和沈先生一道去勞教的，還有二十多歲的青年美術教師王柄坤。他年輕氣盛，不認錯，被定作極右分子。王柄坤是由公安部門到他家去抓的。沈先生被指定去虹口區的橫浜橋看守所。校長張毓恆對沈先生有些同情，他還雇了輛三輪車，把沈先生送到了看守所。坐在三輪車上，沈先生還不知道看守所是什麼意思。
「橫浜橋看守所完全就是囚犯待遇。一早起來集體跑步。」沈先生回憶說，「在橫浜橋是一個大通鋪，上下鋪，乾淨倒是乾淨，沒有臭蟲。」能吃飽。可是他心情很糟，吃不下。「那裡三教九流、流民乞丐都有，」他旁邊是個復旦大學的講師，「研究明史的，不大講話。」
在那裡關了一個月不到，見過兩次家屬，沈先生就被送往青海。他回憶說，「坐悶罐車，中間放兩個桶，小便大便都在裡面。就睡在地下，我就弄點紙頭。悶罐車原來是運鹽的，亂七八糟。到了一個站，軍人拿著搶，讓你們去倒馬桶。我們就是靠著鐵皮，打打瞌睡。坐火車時見不到天日，昏頭昏腦地，前途如何也不曉得，也沒有家裡通信，火車到了張掖，就轉去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到祁連縣。這是一個勞教農場。農場幾百人，分成一塊一塊，叫一組一組。房子是原來就有的土房，住進去就是了。
那是一筆糊塗帳，沒有人給你細算。沈先生被判的是「管制一年」，送進勞教農場，就變成了「勞教」，而「勞教」按理說是「行政處分」。沈先生根據自己的體會說，「勞教和勞改其實是一回事。勞改是有刑期的，判個十年八年，勞教沒有刑期規定，但是它有八個字『主觀努力、客觀需要』，沒有時間限制的。『主觀』是你在農場的表現，『客觀』是外面需要你。現在開除公職了，外面不需要你，就沒有時間。」「可能勞動強度不同一點，我也不知道。我們在青海祁連看到過勞改的背木頭，一個個排著，很苦。我們比較自由。」可是，「那麼大的地方，方圓多少里，放給你跑，你也跑不掉。」
來勞教的還有中學生。沈先生身體不好，幹著輕活。有一次積糞，他吃驚地聽到有人喊他「沈老師」，原來是55中的一個女學生。「她說，沈老師，你怎麼到這裡來了？一問，原來那時盧灣區有個體育俱樂部，這個女學生經常去那裡溜冰。學校說她是女流氓，是太保。就把她送到青海勞動教養。」她對沈先生說，沈老師你積糞啊，那我們這個女廁所的糞就全給你好了，我守在門口，你來舀。沈先生說「就有那麼巧。」沈先生在那裡看病時，認識了一個青海的女醫生。她告訴沈先生，管制一年到期的時候，你要申請撤銷。一年到期時，沈先生就申請了，可是，管制撤銷以後，並不放人。
沈先生所在的農場，「以無業游民為主，知識分子少。」有一天，隊長來問，你們這裡面有沒有醫生，懂得扎針的。沈先生看過一本講針灸的書，就回說，我是。隊長不信，說你是做教員的。沈先生就解釋說，中醫有一種儒醫，看書就可以了。隊長就讓他試試。沈先生說，「勞改勞教農場普遍缺乏醫藥，我就做針灸醫生了。那裡病人都是餓的，來就是休息。到隊部請假來看病，可以偷點懶，不出工，借這個機會休息休息。沒有什麼藥，就是扎針，扎針不花本錢。哪裡說痛就扎一針。我和他們都是彼此彼此。我說你來了就要吃點痛苦，他們就說沒關係，你紮好了。」沈先生也乘這個機會有了個休整的機會。
很快就是大饑荒時期。沈先生記憶最深的，就是飢餓，「吃飯規定一人一瓢稀的。糧食定量很少，就是稀飯也吃不飽。我在看守所認識的那個復旦講師，在那裡餓得就吃『胃舒平』」他記得一個年輕的放射科醫生，「上去採石棉礦，餓得休剋死了。」沈先生說，「在那裡餓死的和脹死的比例差不多。餓了以後，一些年輕人就去偷青稞，偷來就炒一炒，一下吃多就會脹死。」
後來，飢餓越來越嚴重，管理也就越來越松，「不勞動在那裡賭錢，也沒有人管。賭什麼呢，沒有錢，多數是賭糖精片，那裡亂七八糟。」活下去成為唯一的目標。有一次，囚徒們偷農家的羊偷來殺了吃，叫沈先生放風，分給他一個羊尾巴，「都是毛，」沈先生感嘆著，「那個時候實在肚皮餓啊。」……「人到了那個時候啊！」
偷吃冒著挨打的風險，「犯錯誤的，隊長不打叫組長打。」因為隊長是幹部，組長是囚犯，「打得差不多了，隊長就來說，別打了，你怎麼打人啊。其實是他自己叫打的。就是這種方式。因為規定不准侮辱，不准打罵。其實犯了錯誤都要打，偷東西都要打，都是為了吃。還有叫勞動你不勞動也打，叫組長打。」
只要表現出一點點同情的人，沈先生都心懷感激。他對我說，「有一個老頭子隊長，人蠻好，」因為他對囚徒們表達了一點同情。「他說，糧食是隊裡的，肚皮是你們自己的。你們偷吃，吃壞了肚皮，你們自己負責任。我勸你們不要這樣。」有個叫顧銘君的，也是中學教員，跟沈先生關係很好。最後熬不住，逃跑了。那個老頭子隊長說，「逃回去不容易，四面都是水，野狗野狼，要把你吃掉。逃會把命送掉，我勸你們不要跑，吃不飽做不動就歇歇。」沈先生說，「這個老頭子人好，年紀大了，很有人情。」逃跑的朋友顧銘君生死不明，晚年的沈先生念念不忘，他從美國回去探親，還懷著最後希望，通過警局試圖找到他，卻始終沒有結果。
沈先生說，「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有一批藏民。那時不是有一批喇嘛逃跑嗎？沒有走掉的，就來教養了。我跟他們還有一次交易。他們饃饃發下來不吃，吃一些留一些。我用糖精片和他們換饃饃。我不曉得他們為什麼不把饃饃吃光。他們死亡率特別高，大概是餓死的。他們念經，一天到晚念。藏民有俠義精神，很講義氣。……我們之間不講話，語言不同。他們一個膀子露在外面，髒得不得了。我們也不乾淨，他們就更髒了。他們一輩子就睡那個皮衣。他們一個組都是藏民。」
後來沈先生也住進農場醫院，「中間放個馬桶。我們睡在地上。大房病重的就頭朝外。醫生交接的時候就叫名字，聽到回應就說，啊，你還沒死啊。」睡在沈先生邊上的一個病人就死了。「究竟死亡比例多少我也不知道。都沒有什麼大病，很少有感冒發燒的，都是餓死的。」
1961年，農場終於斷糧，只得宣布解散。萬幸的是，沈先生還活著。1958年到1961年，沈先生離開學校之後，在青海如是三年。
三年之後，沈先生被「教養」成了完全另外一個人。他還不到五十歲，卻只求「活著」，以前最起碼的願望，如今都成了想都不敢想的奢求。沈夫人很少插話，這時，對我提起她的弟弟浦厚生。
浦厚生從1949年前開始，就一直在銀行工作，1957年，他是上海市虹口區銀行辦事處副主任。有一天，他在銀行的地上撿起一張廢紙，順手打開一看，是油印的一個名單。那是所謂「肅反運動」中的整人名單。浦厚生脫口而出說了一句：哦，黑名單嘛。沈夫人說，她弟弟惹禍，「就這麼一句話」。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這句話被人揭發。單位里叫他交代反動思想，他始終不認罪，只說，我沒有什麼別的意思。最後，他因此成為「右派」，再加上1949年前在「舊銀行」工作，算是「歷史問題」，被判了四年徒刑，送青海勞改。
1961年，浦厚生勞改的農場也在差不多的時候宣布解散。和他一起勞改的復旦大學講師徐則文，就在那個時候被放回上海。浦厚生卻沒能活下來。沈夫人回憶說，弟弟浦厚生是個傳統的銀行業人士，嚴謹認真、做事一板一眼。沈先生說，「浦厚生這個人真實，做銀行的。在那個環境裡，要偷吃扒拿的才能活下來。象我給偷羊的人放風這樣的事情，他不會做的。違反規定的事情他都不會做的。」最後，「浦厚生落個死不見屍。」浦厚生的夫人金力平當時也是右派，不敢對農場提出要求。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平反」以後，才敢寫信給勞改農場，要求尋找丈夫的屍骨，最後也沒能找到。
農場解散，卻不准沈先生回家。由沈先生的弟弟擔保，讓他在江浦的農場做農工，工資一個月10元人民幣。兩年後，江浦農場嫌他不會幹活，沈先生說，「他們說城裡人有什麼用，回去回去。我就回來了。」回來，10元工資自然沒有了，江浦的農場只給沈先生寄糧票，其他如油票布票等等一概沒有。上海不准沈先生的戶口進來，街道派出所的民警施根堂威脅他說，「你行李不要打開，隨時準備走。」此後的二十多年裡，一家人生活得戰戰兢兢。沈先生說「風吹草動都有我們的事情。有事拿我開刀，借題發揮。」文革中，街道「批鬥」沈先生，他15歲的大女兒沈揚也被押在現場「陪鬥」。犀弱的沈夫人受到丈夫牽連，被「下放」到翻砂車間工作。
我問起沈先生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沈先生反而變得平靜，對他來說，他已經「懂」得，既然他被納入這個邏輯，此後發生的事情，就只是這種邏輯下的逆來順受，文革只是邏輯推演下的「題中應有之意」。人們已經習慣在這樣的邏輯中生活，在文革後回想往事，人們認為，按照沈先生的情況，他「出事」只是早晚的事情。沈先生說，「後來人家還對我說，你虧得去坐牢，不然文革要給紅衛兵弄死掉。」
他沒有理由反駁，沈先生看到，55中那個家住復興路的右派女教師陳娟，在文革中「被逼著吃大便，她不吃，就橇開嘴塞進去。她後來自殺，但是沒有死。現在還活著，」沈先生說，「55中還有一個歷史教員叫李允泰，蘇州人，是住在學校的。被紅衛兵日夜拷打。我們住的陝西南路271弄，就在學校旁邊。半夜裡，就能聽到李允泰被打得一聲聲慘叫。周圍的老百姓都反感，都說，學校怎麼也不管管，這個老頭子要給他們打死了。你們要他死，就讓他死，怎麼能這麼打。」
沈先生不得不承認，當文革開始的時候，他由於前面種種，此刻站在校門外沒有工作，竟然是一種幸運。
七，晚年的沈先生
我一直聽到關於這段歷史的解釋，人們說，那是因為左傾思潮的泛濫，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幾近是一種文學描述。我想，那是制度性的權力在扼殺一個具備常識的社會。
沈先生在講述他的故事的時候，最令他震驚的，是他聽到自己入罪理由、被迫接受這種邏輯的那一刻。不僅是他的生活軌跡被扭轉，更是他以前賴以生存的全部常識、建立在常識上的法治觀念，包括「罪與非罪」、「正義與非正義」的定義，被整個顛覆，顛覆得驚心動魄。從此，他活在這個社會，不再有任何安全感。
在一個法治社會，興許一個人也會出現要報復另一個人的念頭，可是，他不可能做到朱瑞珠對沈先生做過的事情，不可能假借革命話語，把他強行歸入刑事罪。只有在非常態的革命邏輯統治社會的時候，才能如此做到。最後，同樣的邏輯，又逼著朱瑞珠校長跳樓。有人天真地以為，那是被顛倒的狀態被報復性地顛倒回來，不是的，文革中校長們普遍的罪名，不是他們曾經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傷害了沈先生這樣的教師們，而是他們被指責以往「清理」不力，庇護了「階級敵人」，抑或，他們自己就是「敵人」。那是革命邏輯在向更極端的方向推動。
講述沈先生的故事，是在講述一些細細碎碎的細節，在我眼中，歷史就是由細節組成。我曾經留意到，沈先生和我的前輩好友、復旦大學物理教師李梧齡先生，在幾乎相同時間，在同一個橫浜橋看守所被拘押，然後被送往不同的勞改農場。我曾經分別向他們求證過一些細節。他們相同的細節回憶，呈現出的歷史聯繫，給我一種很異樣的感覺，就如一個共同的北郊中學，一個共同的校長，在暗暗聯繫著我的朋友李大申和沈一夫先生。這種細節的脈絡在隱隱伸展，在描繪著一個學校、一個社會的景象，也連接起許許多多活生生的、曾經生活在陰影中的人，也牽著他們懷著深深隱痛的家庭。而他們，當和我們一樣，也只有那短短的、幾十年的人生。
遠在美國的晚年沈先生，幾乎是不自覺地，他的目光在永久地在注視著一些人。
他把溫和的目光投向那些同命運的人，例如55中的右派老師們，雖然他們之間在幾十年裡，相互並不往來。在講述遙遠故事的時候，沈先生會順便提到這些人的近況。同時，我發現，他也以一種奇特目光，在注視那些改變了他命運的人。沈先生離開北郊中學已經將近半個世紀，他卻清楚地知道校長朱瑞珠幾乎每一階段的情況。最後，朱瑞珠去世的消息，卻是我告訴他的。
這種注視令我心驚。
我的好友李梧齡先生曾在回憶錄中提到，夜半惡夢伴隨他的一生，沈先生在給我的一封信中也不約而同地寫道：「我每憶往事，至今還往往從夢中驚醒。夢著我還在獄中，並自問，『我怎麼又到這裡面來哩。我要回家……。』」這封信寫在2003年的美國。
那是在一個正常生活中的老人，對自己反常的一生，黑夜中不由自主的咀嚼。那是白天竭力去消除的記憶，在黑夜中，又如鬼魅一般，默默地又回到身邊。周而復始。
我仍然感到慶幸，至少，沈先生有了一個至少白天是幸福而安穩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