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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暁康:『亡天下』之後——讀余英時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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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地蠻天荒了的一個世界——不管你稱它現代化﹑社會主義還是專制,在文化上,它已歷盡變窮,墜入非驢非馬之境,而在這「蠻荒」之後的我們,似乎再不能跨越那道「蠻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無文化的「文化癖」。說斷裂鴻溝壕塹都可以,問題是你如何逃得出這道惟幕?都說讀書大概可以。但我讀了一本書之後才知道已不可能——隔在「蠻荒」這邊的我們,在語言上同那邊的人已經無法溝通,你認識的那幾個中國字也未必幫得上忙。

這本書是『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儘管作者余英時教授進在咫尺,可我讀到這本書卻繞了很大一個彎子。整個1994年裡,我每周帶妻子去紐約城裡作三次針灸,停車在曼哈頓街頭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罰單,在診所里安頓好她,我就回到車裡來守著。在那摩天摟群的峽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漸漸靜下心來讀書。當時的心境與世隔絕,看不進報刊雜誌和閒書,仿佛是為了同那「後現代」的曼哈頓風景作對,我下意識偏偏只願讀中國古詩詞,於是一本俞陛雲的『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便同妻子的各種藥物一起隨身攜帶。其實我能讀出點味道的,只有從小偏愛的東坡稼軒兩位,但讀來讀去就受不了東坡式的空豪放,更覺出稼軒的沉重和絕望,心境也隨之墜入「更舊恨新愁相間」。那麼遙遠的南宋式的興亡感懷,此時令我心動者,或在個人不幸,和某種漸漸襲上心來、先前未曾感覺到的流亡真實。

忽一日,偶然看到「詩文」兩字便拿了這本『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上路。坐在車裡讀起來,驟然被一個「文化遺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懾。說實話,以我膚淺的古詩詞閱讀能力,對此書深義的理解只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懾」者,是陳寅恪在他晚年詩文中設置的一套暗碼系統,無疑是一道用來抗拒「蠻荒」的屏障,恰好對我們也形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一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活在地變天荒之後,因「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若非余英時的破解,將任隨歪曲,無人知曉﹔而這個罕見的學貫中西的讀書人,在中國文化「歷盡變窮」最後二十年裡的文化感知和心靈苦難,也將永遠煙沒。這又正好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現代中國會繁殖著如我輩「反傳統」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來直到毛澤東鑄成鄙視讀書人的一種「新傳統」,教「蠻荒」以後的我們,從來就把中國知識分子視為「無脊梁骨的」的一群。對我們來說,支持這種成見的最有力證據,正好是1949年以後中國大部分大知識分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唅,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仿佛代表著整個人類文明的死去。這場「改衰翁為奼女」中的例外,過去我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但後來我看到的資料顯示,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讚歌的,後來到人口政策上才犯顏直諫;而較早就犯了龍顏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卻終身不再啃氣。這好象都不涉及知識和學養的問題,也並非人們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問題。大陸人常說,如果魯迅活到49年後一定是個大右派,我卻覺得未必。這好象關設到一種文化精神——讀書人(或稱知識分子)對文明的最後底線。讀了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我才知道這底線是什麼。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所預感的棟樑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桴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閹割手術,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並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奼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都未能逃脫重重劫難。

但是,對中國讀書人的這段恥辱史,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迴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為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著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而這個底線,並非只設在中國傳統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讀書人能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便是一種文化的操節。這段歷史裡,有一個不幸羈留大陸,以至「看盡興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學阿世,樹新義以負如來,「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獨依一枝藤,茫茫任蒼昊」。我讀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從他悲愴的詩文里透出的這種節操,並非民間一般的忠義氣節,而是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總而言之,對一種文明的承偌。這種承偌,更悲劇性地表現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別是對隋唐歷史空前絕後的研究,轉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兩部巨著,也是他個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舉國皆沉醉」之際,孤獨地到歷史中重新發掘這種文化精神。

這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載體的中國人當中,不幸只有一種人還視為己任,即余英時在書中多次花費筆墨,「從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到陳先生論王國維之死」,反覆向深陷於保守與激進兩極對立中的現代人解釋的、一個屬於中國的古典群落﹕文化遺民。陳寅恪是不是最後一個?這引起我對中國之「文化遺民」的由來和沿革的興趣,繼而是對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觀和亂世感受的興趣,於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遺民」方以智的有關書籍來讀,再受震懾。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那篇著名的『輓詞序』,也許要算這個文化群落的「絕唱」﹕『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同命而共盡』,是一種殉情境界,唯有視此一文化為最高理想者才能達致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文化」是一個生命體,而不止是信仰、知識、規距。這是一種文化的貴族精神——希臘文化中有一種知識的貴族精神——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中國現代少有的「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沒有世俗名聲的大師級人物,學養上深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對古今中西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並已打通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隔閡,本來,中國學界是有希望在他們的引領下走出文化困境的,然而他們卻被荒唐地當作「遺老」「遺少」而拋棄。這才是中國的無可救藥。

讀余英時教授一二十年前寫的這本書,才知道他一開始在香港,偶然讀到從文革中的大陸流傳過來陳寅恪的舊體詩,就已經窺見這位大師萬分追悔當初沒有「乘桴浮於海」。所幸還有他這位中西古今「實證」和「詮釋」參伍之真功底者,以剝蕉見心的方式箋釋前人,得以穿越最後一位「文化遺民」的神秘暗碼,將那文化精神捧還於人間。這樁學術奇案,神奇地以一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淺盞低唱,展示了中國文化的消沉歇絕,像極了一部希臘悲劇,卻又因其發生在中國淪入蠻荒之境,尤其在近代激進化思潮以細微之沫漸成「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之後,其文化上的意義,才無以倫比。

1995年九月於普林斯頓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作者臉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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