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的一樁往事
無聲的眼淚，有聲的控訴。這筆債務應由誰來償還？被害者都是學生娃娃。60年前的1957年春夏之交，四川地區發生了兩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件是四川農學院從成都遷雅安引發師生不滿，在共產黨「整風運動」中提意見寫大字報和派代表上成都告狀，旋即被當權者定性為「重大反革命鬧事案」。為此，有85人劃為極右分子（其中學生56人，教授3人、講師4人、助教11人、教輔4人、省、地管幹部2人、幹部5人）；劃為「右派分子」的有128人（其中學生127人，教師1人）；被定為反動組織首要、主犯的有28人，參加反動組織的成員合計257人。這498人均在1980年7月全部得到「改正」和「平反」，但不少人均已蒙冤作古。
另一件就是發生在1957年6月成都「二師」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這一事件也驚動北京高層，省市報刊沸沸揚揚鬧了好幾天，最後也是近百名學生娃娃成了犧牲品，抓出「右派」、「反革命」一大堆。雖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風吹」，但其中好些人作了冤鬼，我的文友徐航先生就是其中一人。這兩個事件中所卷進去的人前者十八九歲，後者十六七歲，我的朋友吳紅當時只有15歲！
1982年，成都市鹽道街中學班主任何志芳（女）老師，請我去為學生作了一場文學報告會，問及此事竟無一人知道。後來偶與老朋友吳紅（他曾是《成都日報》副刊部編輯，後因故離職）談到此事，他說他當年就是二師學生，清楚得很。於是我「順藤摸瓜」，找出很多鮮為人知的材料。
事件的由來
成都二師是專為全省各縣市培養小學教師的師範學校。20世紀初，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為挽救瀕於滅亡的大清國，下詔廢科舉辦新學，用八國聯軍之役清廷對各國的賠款返還的銀子，在全國十幾個省會興辦師範學堂，其中成都二師辦學業績位居榜首。自清廷、民國乃至1949之後一段時間，一直實行向全省公開招收優秀學生，不僅吃飯不要錢，還發給生活費。作家巴金、艾蕪、沙汀等一代文化名人都是從這所學堂走出去的，著名教育家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先生，曾擔任過這所學校的校長，朱德以及王佑木、楊閶公、李碩勛等老一輩共產黨人都先後在此校上過學或教過書，該校可謂是名滿蜀中，享譽全國。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那時候校園還有「五四」精神的遺風，結社結團，辦刊辦報，當局還不禁止。「天下興亡，匹天有責」，是許多青年學生的報國理想。他們喜歡讀報了解天下，也常常討論一些國家大事和社會問題。每天報紙一到，貼報欄前都圍滿了學生。
1957年4月的一天，閱報欄貼出新到的上海《文匯報》，上面報導了安徽省某鄉幹部剋扣小學教師工資，還毆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師。對於這些明天就要去當教師的學子們，這消息無異是在他們心中投下了一個炸彈。整個上午閱報欄圍滿了學生，讀報的、議論的，沸沸揚揚，人頭攢動，有人在報上批字，有人響應，一時群情激憤像開了鍋的水。很快，出現一張要求政府嚴懲毆打教師兇手的大字報。
這天上午，學生們不歸教室，教導主任和各年級班主任前來勸說，說這些事與四川無關，大家回去上課。這個「與四川無關」的說法，立即引起廣大學生們的反駁，他們舉出所見所聞的一些四川的例子，比《文匯報》上說的還要嚴重。學生們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許學生聲援常金白，並希望把聲援信刊登在報刊上，遭到校方的拒絕。於是一些學生聯絡全川師範生，準備調查此類事件，要求政府採取行動制止鄉村基層幹部的違法行為。
無獨有偶，恰在此時，省里來通知：從今年起，國家只向師範生提供9個月的伙食費，包括寒暑假在內的3個月，伙食自行解決。這個決定改變了二師建校以來的傳統作法，被一些學生和常金白事件攪在一起，一時群情沸騰，反抗之聲不斷，有人提出上街遊行，文思敏捷的徐航當即寫了《告全市人民書》。
一個周末的下午，學生們晚餐後陸陸續續走向學校大門，發現大門被許多不明身份的「市民」堵住了（時任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長，後來劃為右派的葉石先生承認：「我們通過公安機關，在居民積極分子中作了布置。」）其中有幾個高大強壯的人大聲呵斥學生：「不許你們學生外出！不許鬧事！」一些自稱是工人、農民的代表要和學生辯論，很快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在爭論中，一些辯不過學生的工人、農民代表，竟然罵學生「忘恩負義，白吃人民飯，白拿人民錢」，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壞苗苗」，不配做人民教師。其中罵得最凶的一人，是附近東桂街小學的黨員教師李慎吾。他說，他代表人民教師，不許學生誣衊新社會和誹謗幹部。他大聲說：「只有解放前教師才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雙方各不相讓，參加辯論的人越聚越多。
忽然，有個學生發現不少「市民代表」衣服下藏有短棍，便大聲驚叫：「他們要打學生，快跑！」幾個膽大的學生上前去奪，帶棍的人揚手就打，場面開始混亂。這時不知誰按響了學校的緊急電鈴，有人打開廣播高喊：「二師同學，暴徒衝進學校打學生了，快去增援啊！」於是，大群學生奔向大門方向，「市民代表」見勢退卻，挨了打受了委屈的學生緊追不捨，還拾起遺棄在地上的木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才發現派出所空無一人，而「市民代表」也突然無影無蹤。被激怒的學生們已有六七百人，他們手挽手，一路雀躍歡呼，沿著幾條小街狂呼口號返回學校。這本來就是不成熟的娃娃行為，當局卻不這樣看，認為這是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權的「反革命暴亂」，不得了！很快上報中共省市委和中共中央……
尋找打擊的「突被口」
學生們並不知道惹下了驚天大禍，每天仍用心讀書學習。幾天後的一個夜晚，當入睡的鈴影音往常一樣響起時，隨著各室長「到齊」的聲音，燈也熄滅了，二師重歸於寧靜，好像什麼事情也未發生過。
大約夜半時分，起床解手的一個學生，發現有幾輛小汽車魚貫而入地開進學校，車上下來的人很快被接進了校方辦公室的平房院落。這一夜辦公院落的燈火一直亮著，天明了小汽車也魚貫而出。
第二天早上學生們早操完畢，廣播裡播出了：「五七級的同學們吃早飯後，都到食堂教導處，聽取本屆畢業生提前考試和參加教學實習的通知。」二師五七級七個班來自四川省各地（市）縣，有300多名學生，是該校建校以來歷年人數最多的一個年級。面臨畢業分配，誰也不敢怠慢，吃完早餐都紛紛帶上小凳進入開會的食堂。教導主任告訴學生：鑑於今年學校的工作安排有變，本年度畢業生的考試將提前舉行，然後提前進入教育實習。隨後宣布了在成都東、西兩個城區實習的指定學校。
但是學生們沒注意到，就在隨後半個月的畢業考試複習階段的時間裡，學校各班黨支部和各班團支部每天都在開會（葉石當時向省委報告稱：這是「為了摸清敵情，同時了解青少年陣營中左、中、右分布情況，並鍛鍊一下自己的隊伍」。）接著，在一次全校的集會上，學校張校長給大家介紹了一位新調來的徐副校長，後來學生們漸漸知道這位徐副校長曾是東城區警局的副局長，同學們並不在意，加上這位徐副校長又能和學生們打成一片，還得到不少學生們的好評。
後來才知道，在這位徐副校長的領導下，學校成立了有共青團成都市委學生工作部、教育局、東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保衛人員組成的「二師事件處理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直接對成都市委宣傳部負責。工作組的任務是發動群眾，調查揭露隱藏在二師學生中的「階級敵人」和有「反社會主義情緒」的其他分子，上報市委並研究決定如何處理。
工作組號召學生黨團員和積極分子，提供他們同學平日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特別是鬧事中走上街頭，參與對工人、市民、教師的施暴行為，以及衝擊過專政機關（指派出所）的人。凡被揭發有上述「罪行」的同學，工作組及班團支部按人頭整理材料，並組織人對這些同學進行監控。工作組許諾，對這次鬥爭中表現好的學生，畢業分配時會留在城區。材料一份份地整理，監控一個個地落實，一切都在暗中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漸漸歸於平靜的二師，平靜得有點出奇，平靜中流淌著不祥，預示著將有重大事件發生。可是學生們並不知道，還在酣眠里做著《鄉村女教師》（一部蘇聯電影）的美夢。
鎮壓悄悄來臨
吳紅不是二師一年級跟班上來的學生，是隨父親所在的四川師範學院由南充遷往成都時，從永川師範學校轉學入二師五七級二班的。這個班的學生大部分是從號稱鹽都的自貢招來的。他到二師直至畢業大約也就是5個月的時間。當時他剛好15歲，是班上的小娃兒。但他很快喜愛上了這個班的大哥哥們，例如班長郭××，籃球打得好而被選入四川體工隊打中鋒。同桌的李柏森，是辛亥革命時和吳玉章一起發動榮縣起義，在攻打成都時犧牲了的烈士李某的孩子。他語文、數理都十分優秀，籃球也打得好，獲得過成都市青年繪畫比賽的第二名。簡××是成都桌球比賽的亞軍，純淨得像山上的泉水。最令他不可思議的是一個二度駝背的殘疾同學劉××，平時走路都不方便卻彈得一手好鋼琴，因為家裡窮周末也不回去，好為家裡省下一天的米糧，一到周末他就鑽進琴房，琴房裡立刻飄出一個窮學生奮力求學的或高亢，或感傷，或悠揚的琴聲，引來了不少老師同學駐足聆聽，不停點頭稱讚……
就在宣布結束教育實習那天的會上，校方同時宣布了一個使全體57級300多名學生不安而又不明白的決定：「根據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件，二師本年度應屆畢業生在分配去工作單位前，將參加成都市東城區小學教師整風反右運動學習。」
事隔40年後的1987年，英籍華人作家張戎，在她的紀實文學《鴻》（又叫「三個女人的故事」）中，有所談及。她說：根據中央和省市委的布置，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應打擊的知識分子為總人數的百分之十。50年代成都東城區能夠稱作知識分子的人不多，張的母親時任東城區委宣傳部長，為怎樣完成這個指標而十分焦慮，因為完不成指標的領導運動的人就會被填上去，而填上去就慘了。恰好這時上級把二師6月份參加「反革命鬧事」的學生，連同其他的數百名應屆畢業生，送到該區參加「整風反右運動」，於是這個百分之十的任務數一下就解決了，還能超額完成任務並受到表揚和嘉獎。二師57級學生命運就此註定。
當中共市委宣傳部和學校宣布，二師學生參加東城區教育系統整風反右後的第二天，全體二師五七級的學生，帶著行李列隊住進成都磨子橋七中和成都空軍駐地，負責運動的工作組宣布了不准外出，不准寫信、收信，不準會客等嚴格的紀律。接著是動員大會，學習討論，人人表態。進入各班的學習室後，學生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一切早已準備就緒。當同學按要求圍成圓圈坐下時，早已做好準備的積極分子（就是那些想爭取留在城市做教師的人），開始揭發，立即兇惡地大聲喊道：
「×××，你這個罪大惡極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還不站出來！」
「我揭發你參加二師暴亂，衝擊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滔天罪行！」
「我揭發！」
「我揭發！」
參會者爭相舉手，唯恐落後不能表現自己「靠攏組織」。昔日和睦近似兄弟姊妹的同學，一下變成了深仇大恨的敵人，恨不得把他們撕咬得鮮血淋淋，五臟破裂。
「×××，站起來，聽革命同志們的揭發批判！」
準備好的「革命同志」，他們一邊揭發，一邊煞有介事地大聲問：「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當被揭發者稍不同意，他們就唾沫四濺地跳起來，指著對方鼻子說：「不許你狡辯！不許你抵賴！」並且狂呼亂叫地高喊口號：「×××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每個上午，一般揪出兩三個「階級敵人」，連續揪了一二十天，揪鬥的水平和氣勢日日加溫，時時升級。學生娃娃們哪經過這種陣勢的鬥爭，一般都驚慌失措，進退失據，渾身發抖，第一天就有幾個學生嚇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褲子。
下午就是寫大字報，大鳴大放，工作組號召革命師生拿起「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痛打右派分子和反動分子，保衛人民的紅色江山。積極分子們根據內定右派的名單，將準備好的大字報貼滿了學習室的四面牆壁上。被點名批鬥的學生，當晚就捲起鋪蓋，滾到階級敵人和犯罪分子的住所去了。誰敢反抗？一旦被污衊為「階級敵人」，上下就有人跟著、管著、看著、守著，來去低著頭，說話聲音小得像啞了嗓子的雞鴨，任人擺弄，任人折騰。
「階級敵人」集中在一間大房子裡，那裡面沒有床，地上鋪著很多稻草，他們就睡在稻草上面，無人管你冷和熱。此外，來去排隊有人押著。每天天一亮就被趕出大屋，嘴裡含著饅頭，扛起鋤頭等工具，由武裝士兵押著去勞動。每當這些人從各學習班走過時，人們都不無驚恐地在想：「下一個會不會是我？」恐懼，憂憤，不安，懸心，像森森的寒流襲擊著每個不諳世事的孩子。他們再沒有歌聲，再沒有歡笑，連咳嗽也不敢大聲一點。
當反右運動進行到第二周，二師學生被要求列隊返校，參加逮捕反革命「大同黨」首惡分子及其同黨的大會。那天下午天氣陰沉，學生們列隊走進校門，看到從校門通往操場的道路兩側布滿了荷槍實彈的武裝士兵。刺刀的陰寒，鋼盔的森冷，使陽春三月的蓉城近似數九隆冬。學生們快步疾行，在指定的地點坐下。會場上積極分子們情緒激昂，革命歌聲不斷，時而有人振臂呼喊口號：
「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
「保衛無產階級紅色江山！」
「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喊完口號台下1000多名各年級學生鴉雀無聲，望著主席台一舉一動。忽然，人群里有人舉起了一幅貼在木板上的，畫著「大同黨」首惡分子人物的漫畫。那個舉畫的人，十年後成為「名畫家」，還出任過某某美術出版社的總編輯。接著，掛著大紙牌，牌上寫著「大同黨」主犯的學生，被士兵押上審判台。一些人為顯示自己的革命積極性，跳上台就對著他們拳打腳踢，當場有兩個「反革命」被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是叫好的口號聲。這時學生們才發現，所謂的「大同黨」的10多個成員，原來是58、59級的，不滿20歲的學生娃娃。徐副校長以洪亮威嚴的聲音宣布：「經過革命師生的揭發批判鬥爭，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首惡和共犯供認不諱，他們是……他們錯估形勢，倒行逆施，企圖推翻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為此，他們必將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沉重打擊！」
在「大同黨罪有應得，罪該萬死」的口號聲中，士兵們推搡著將早已五花大綁的學生娃娃，一個一個扔上卡車，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車子發動，馬達轟鳴，徐徐開出校門，口號聲仍此起彼伏。大會後，57級的學生仍然列隊返回磨子橋，工作組要求各班對當天的大會表態，以加強「整風反右的決心」。第二天，《四川日報》《成都日報》均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成都警局在二師逮捕「大同黨首惡分子的消息」，同時配發了社論。社論說：「二師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黨煽動反動學生衝擊專政機關的罪行必須清算……」云云。
就這樣，從7月到8月，二師「反右鬥爭」運動不斷深入發展，開始是揪鬧事的，接著揪沒參加鬧事但同情鬧事的，以及表態支持小學老師常金白的，後來又揪雖無上述言行但個人主義嚴重有反社會主義情緒的。但凡被認為是有思想問題的學生，要自我檢查或向黨交心，再根據他們的檢查交心，發現與反黨反社會主義情緒有聯繫的也要揪出來。到8月中旬，學習組召開大會，聽夏部長做總結報告，報告說東城區教育系統的「反右鬥爭」，在中共省市委的正確領導下已經超額地完成了任務。還能來參加總結大會的二師57級同學，都在互相悄悄打聽這些人的下落。
零落成泥碾作塵
1958年4月，「51」前夕，東城區教育系統在錦江川劇院舉行「慶祝反右鬥爭勝利大會」，僥倖獲得寬大的「內控右派」，我的朋友吳紅坐在樓廂倒數第二排的一個位子上，他偷偷用眼光尋找二師57二班的同學，已經減少了將近20人。這些與他從鹽都來的36個同學，其中被劃為右派的8人，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的9人，加上他剛好是全班人數的一半。那個省籃球隊的郭××，市桌球隊的簡××，駝背鋼琴師劉××，甚至父親是烈士的李白森，還有美得像朵月季花的陳姐姐，也都被划進去了。全校1000多名學生劃了100多名右派，他們的平均年齡不足20歲，全一夜之間都變成了「反動分子」。
後來從知情人處聽到，這次凡參加二師鬧事的師生，都被集中到一處由士兵持槍看守的地方做苦力勞動。不准回學校，不准回家，不准外出，家裡親人也不敢打聽尋找，否則被認定為同情「階級敵人」，與右派劃不清界限，甚至還會因此被單位追究而劃成右派。
根據毛澤東講話的指示精神：右派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還給工作，讓他們在人民群眾中做反面教員。1957年劃為右派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均是有工作單位的成年人，可以留在原單位做「反面教員」，但這些十幾歲男女娃娃的小右派無單位收留，怎麼辦？於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發話：「他們也是生產力，送大涼山勞動去。」於是，成都市就把他們編組成一個勞動大隊，被押送到了四川西昌的大涼山上，做了一個沒有勞改期限的不是犯人的犯人。一去就是幾十年。
上世紀60年代，人為的大饑荒席捲全國，大涼山勞改農場的管理人員因為飢餓而瘋狂地虐囚，可憐這些娃娃右派們在劫難逃，大部分餓死，小部分苟活著。10年後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管理體制鬆懈，這些僥倖還活著的當年「二師事件」小右派們，潛回成都，這時的成都人才忽然憶起10年前他們失去的這批孩子。他們一個身殘體弱，兩鬢斑白，髒稀稀地像群乞丐，跟他們同時去大涼山的同學，大多數人早已埋骨他鄉，再也回不來了。
「少年望北斗，壯歲作楚囚。笑傲南冠幾多秋？歲月水東流。人非物依舊，青冢恨悠悠。淚灑空吟聞笛賦，日暮風雨愁。」（友人黃強右派分子，悼念死在沙坪勞改農場的男友的《祭友》詩）
二師學生中那位駝背的鋼琴家到涼山不久便去世，臨終前想唱支歌也沒了力氣。大涼山灰暗的天空中似乎飄蕩著這音樂奇才無盡的哀訴；那個想學梁啓超辦《蓉城少年》的徐航，去勞改農場不久因飢餓難忍，勞動時撿了地上的一個爛番茄，竟被當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鵝卵石打得腦漿迸濺一命嗚呼。
直到1978年，有關部門為這批青少年右派進行所謂的「改正」時，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經收不到這個「改正」通知書了。他們的父母親人已經早就不知道他們的音訊下落了。二師的同學中至今還流傳著57級某班兩個少年右派的悲慘故事。當工作人員向他們宣讀所謂的「改正」通知時，發現兩個人的眼珠不動，正驚異間，兩個同學忽然放聲狂笑，笑聲十分恐怖，然後突然倒下再也沒有起來。那個父親曾是吳玉章戰友的李白森，僥倖留在成都市一所平民學校做看門人，後來讓他代課，直到1978年改正後才被允許做一名小學教員。
無言的結局
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的鬥爭，使許多人的生活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二師事件中被調到二師任副校長的原東城區警局副局長的徐某，竟也在運動後期被人控告同情學生而被打成右派，而領導清查二師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傳部部長葉石也成了右派，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途同歸。而當年一些反右積極分子們，大都得到升遷，成為各級政權和單位的負責人。吳紅所在班的13名所謂熱愛共產黨、毛主席，對階級敵人鬥爭堅決的革命學生們，陸續被提拔成為教育局長、文化局長、城建大隊長、體委副主任、人大副主任、書記、校長……
不知在頤養天年的現在，他們是否還記得自己製造的這樁「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