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件事反證了中國人在安倍遇刺、日本國難問題上的民意和語境，一是中國官媒澎湃新聞駐日本記者曹穎直播中三次哽咽，二是唐山師範學院教師石文瑛發文怒斥愛國網民喪心病狂，結果可想而知，面對鋪天蓋地的網暴，前者被迫發文道歉，後者被迫刪帖之後還被永久禁言。請教馬里蘭州蘇曉康先生，您怎麼看中國在安倍遇刺問題上的民意，這種激昂的程度正常嗎？
答：中國是一個得了「自卑症」的民族，因為近現代受西方和日本欺負，而民族精神上有一個恥辱的源頭在那裡，就是那個近代圖騰「東亞病夫」。研究義和團運動的美國漢學家Paul A. Cohen指出，中共隨時隨地、從不猶豫將國家舊時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修辭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難性質，他們獨占了所謂「往昔痛苦的道德權力」。
中國的民族主義發燒，每一次都是官民互動模式。中共一次次抓住國際體育盛會的機會，來向世界宣布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其實是加固一個集權制度，但是，最初提出「振興中華」口號的把不是中南海，1986年底，一場學潮剛被彈壓下去不久，北大學生因中國男排打敗了南韓男排，而在校園裡遊行，第一次打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卻沒有引起任何一家首都新聞媒體的報導，因為那很自然地被視為是「學生鬧事」，誰知胡喬木嚴厲批評新華社，說你們太沒有政治敏感和靈活性了，為什麼不懂得「引導」學生的愛國情緒？這個指示立刻傳達給所有的新聞單位。想不到這個教唆伏筆於此，而埋線千里之外——二十年後的2008年，在北美大都市華人聚居的地方，群起圍攻西藏人的場面里，中國女孩的小臉蛋上，竟如抹胭脂似的畫上一面五星紅旗！「零八奧運」也成為中國揚眉吐氣的盛會。
二、共產黨治下的中國不僅與世界文明漸行漸遠，而且也有悖於其傳統道德和價值觀。許多中國人忘不了當年武漢疫情爆發，中國人只會喊「武漢加油」時，安倍政府送來的捐贈物資上面寫的「山川異域，日月同天」的工整小楷。現在網上有良知的中國人也在用禮記有關「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的教誨來痛斥幸災樂禍的網民。請教蘇先生，如此看來，中國人對安倍的做法的確有些過分，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您怎麼看？
答：六四屠殺以後，鄧小平推出一個策略，叫「韜光養晦」，並且由江澤民實施，他幹了幾件事情，叫中共平順捱過「六四」危機，非常成功：
1、讓黨和國家皆徹底腐敗、爛掉，即所謂「悶聲發大財」；
2、與西方妥協，絕不跟美國搞對抗；
3、師夷之際，也操弄「義和團」於股掌之上；
4、以民族主義替代馬列主義，作為執政的意識形態。
這是一種內外二元分離的政策，叫中國人染上一種病態心理，他們在牆內熱衷於當小粉紅，但是心裡卻嚮往西方，千方百計地謀劃離開中國，一旦有機會就去西方或日本，過更好的生活，中國的青年，如今是恨死美國，卻做夢都想來這個最恨的國度。余英時教授給這種心態起了一個名字：「憎羨交織」。
三、安倍遇刺當天的北京例行記者會上，日本記者就提出了中國網上的過激言論的問題。趙立堅照例擺出一副「皮裡陽秋的欠揍面孔」，稱「我對網上的言論不予置評」，似乎還表現出一種民心可用的得意。請教蘇先生，有人說中國的戰狼民意都是戰狼外交的戰狼發言人煽動起來的，中國人與世界文明漸行漸遠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您同意這種判斷嗎？
答：「仇日仇美」是中南海三十年的一貫政策，也是一筆生意。
早在1999年貝爾格勒中國大使館被炸那一次，中國就演習了一次官民合辦的抗議，政治局緊急開會，竟然同意學生上街遊行，北京上海及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圍攻大使館、燒汽車，幾近暴動，外電稱「學生怎麼同政府配合得這麼默契？」從ＣＮＮ電視新聞里看，那些遊行示威的北京學生，跟十年前的天安門學運，完全是另一代人，感覺「天安門時代」真的結束了。北京反美怒潮第四天突然收場，顯示中共可放可收。
2012年夏天中國在「釣魚島」爭端中爆發的反日狂熱，表演了由官方操縱的民間「政治參與」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鏡：中共二十年來、尤其是茉莉花運動以來，最忌諱街頭運動，不惜耗費高於國防費的巨額資金來防堵，今天居然肆無忌憚地「自我導演」一場群眾抗議、砸店燒車、蔓延一百多個城市，規模空前。他們要向國際社會證明，他們用「民族主義」就可以把人民玩於股掌之上。
這個搞笑時代，也是「抗戰神劇」的高產期，值得一議，所謂「情節雷人台詞低俗」，被網友用「四化」形容：戰爭遊戲化、我軍偶像化、友軍懦夫化、日偽白痴化——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裡，人性受到某種禁錮，社會人格的發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洩區域，如逞口舌之快，又借網際網路獲得長足發展，泛濫無度，以此解釋中國人靠低俗、下流過嘴癮靡然成風，再恰當不過。這絕非僅僅「文化商業化」而已，背後須有制度化的政策和財力支持。
英國諾丁漢大學亞洲研究所網上刊物亞洲對話（Asia Dialogue）一篇分析文章統計，2012年中國政府批准303套新的電視劇當中，超過一半的故事是關於「革命」，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反日戰爭劇本。對製片商而言，只要抗日的劇集申請批文，必定可得，而且製作低成本，日本人畢竟也是亞洲人，導演只需聘用中國的臨時演員扮演日本兵，他們大多數都是鄉下的農民，每天工資只是7美元。這些抗日劇大多在日間播出，所以觀眾大多都是退休老人或者鄉下人。然而這些電視劇的質量頗受詬病，最典型的例子，是女演員葛天在劇中她把一枚手榴彈藏在她的私處，他的男友在關鍵時刻把手榴彈拔出來引爆而跟日本軍官同歸於盡，其引來的評價是「賣弄色情也是愛國」，而很多抗日劇都有被性侵害的中國女子，又構成另一種荒誕。
中國的仇日反美民間活動，多年發展後漸生成為一門數以億計的愛國宣傳生意。浙江省橫店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影視城，號稱「東方好萊塢」，自2016年以來，旅遊業的受益達到165億元人民幣。以每年平均計算，單是橫店這個影視城就出產了50套抗日電視劇。一個名姓施的臨時演員告訴記者，他最忙的一天，需要在8套不同的抗戰電視劇里扮演日本鬼子，他當天死了8次。
四、具體到中日關係，絕大多數中國人認為，對日仇恨無需煽動，是生來就有的。請教蘇先生，果真如此嗎？中日交惡到底是新仇還是舊恨？為什麼國際社會，包括許多有良知的中國人對於中國網民的這些過激言行如此深惡痛絕呢？
答：安培遇刺身亡，實乃東亞的大損失，也是西方失敗的又一節，因為他是一個罕見的日本政治家，可以智慧地處理日本面臨二戰以後的複雜地緣政治，核心是不怕中共，這個日本侵華的唯一受益者，其背後有一個「東亞論述」，從「現代化論述」，到中日俄三國近代史，以及關於二戰（抗日戰爭）、冷戰、共產國際史、中國現代史及改革史等多層次綜合課題，也是血火積澱下來的後果，六十年忙亂一場，「非預期」地令一個邪惡霸主在東亞崛起，美國無暇東顧，日本才是地緣穩定的最大因素。
近代的東亞，充滿血與火、崛起與衰敗、侵略與奴役，皆導源於西歐現代化及西化東漸，刺激了中日俄三國在東亞的現代化競爭。
不止甲午海戰、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大清慘敗於日本，俄羅斯也敗於日本，日俄戰爭為爭奪旅順而血戰，俄國失敗後，損失了用作維持其帝國的強大軍事力量，自此一蹶不振，國內動盪不安，1905年俄國爆發第一次革命，12年後便是「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上台，這場革命從此改變世界格局，也在東亞產生極為怪異而錯亂的後果：
1、一種共產黨政權和「共產國際」從此與歐美和民主制度對決至今；
2、蘇聯向中國輸出革命，史達林同時扶持國民黨和共產黨，令其火拼出一個受其控制的中國政權；
3、日本殖民關東後入侵中國，羅斯福與史達林結盟對決希特勒，需要蔣介石在東亞拖住日軍以待美軍返回太平洋戰線；
4、毛澤東在延安戰勝親蘇的王明博古，並保存實力以期下山摘桃；
5、日本投降後，國共內戰四年，蔣介石敗退台灣，但拒絕「國際託管」，一心反攻大陸；
6、毛澤東向史達林討還旅順港和中長鐵路，而蘇聯因據海參威駐紮太平洋艦隊基地，並未失去它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
7、奪得中國政權的共產黨徹底搬抄蘇聯制度，實行一黨專政的計劃經濟，並為了趕超西方而大躍進，導致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
8、文革後實行改革的共產黨，仍然需要一個仇外的意識形態，開放三十年的假想敵還是日本。
